从《文赋》《文心雕龙·物色》《诗品序》看“情”与“景”及情景关系

情与景是艺术的生命与灵魂,魏晋时代社会动荡但个体生命觉醒,人们认识到了除社会政治之外的个体生命的存在,在乱世时代人们纵情山水以逃避生的艰难.《文赋》《文心雕龙·物色》《诗品序》则从理论上探讨了“情”“景”“情景关系”等问题.本文拟思考陆机、刘勰、钟嵘三人在此三文中关于情景理论方面的继承沿革关系,及其三人相对于先秦情景理论的总体贡献.     

《文心雕龙·物色篇》的创作理论与盛唐诗歌的兴象玲珑之美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当中提出了情与景的关系,认为景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但是在创作过程中应当强调情与景的有机结合,即心物交融。盛唐诗歌的兴象玲珑之美其实就是追求情与景相互结合的结果。这种美既是《文心雕龙·物色篇》中的观点发展的结果,也是对此观点的有力证明。     

南朝"物色"考辨——《文选·赋》"物色"类研究之一

<文选·赋>"物色"类与<文心雕龙·物色>中的"物色"该作何解,学界意见纷纭.在关于"物色"的种种解释中,当以李善注为宜,然尚有进一步明确的空间与必要.南朝"物色"所具有的四种意义,既可与先秦两汉之"物色"义相衔接,又能分别圆通地解释其时文献中的各处"物色".<文心雕龙·物色><文选·赋>"物色"类与南朝部分诗文中的"物色",其内涵当指"在时间流逝中变幻的自然物象",其外延应包括风雨雷电等天气现象、春夏秋冬之四季变幻景物与日月星辰等天文现象.     

刘勰与王夫之关于情景关系之辨析——以《文心雕龙·物色》篇为契机

《文心雕龙》是产生于南朝时期的一部体大思精的文论巨著,其中包含的许多文学理论观点时后来中国文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第四十六《物色》篇及其他篇中关于心与物、情与物的关系和明清之际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王夫之的“情景融合”说做以比较,发现二者的观点中相似之处很多,二者是承传与发展的关系。     

《文心雕龙·神思》篇“驯致”考辨

历来关于"驯致"的注解颇有争议,各家解释总结起来大致有两种:第一种解释为"顺着情致":第二种解释为"逐渐达到"。从语义演变、用语习惯和文本间的联系角度出发,"致"理解为"情致""思致";"驯致"理解为"对自身情致进行驯化、调适"则更为恰当,这一过程以六经呈现的情致为依据,以圣人的操行为典范,创作者驭文谋篇,建言修辞,须养"宗经"之术,才能"博而能一",步入"垂帷制胜"的境界。如此释读,方可在不失字义的基础上贯通文意,更好地把握刘勰的创作论思想。     

试论《文心雕龙》的“尚简”思想

＂尚简＂作为中国诗学的民族特性之一,历代文论家都做了极为深刻精彩的阐发。刘勰《文心雕龙》从多个方面强调了这一特征的重要性,其中物色篇、风骨篇、隐秀篇更是较全面的集中讨论＂尚简＂的思想。这对于中国传统文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儒家思想对刘勰《文心雕龙》创作的影响——以《序志》篇为主

刘勰生活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齐梁时代,因此他的文论思想深受三教的影响,而其中尤以儒家思想影响最甚。以《文心雕龙.序志》篇为切入点,可从人生志向、创作动机及论文方法三个方面深入探讨儒家思想对刘勰《文心雕龙》创作的影响以及刘勰对儒家经典文学化的创造性阐发。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的文学创作观

《文心雕龙》以“情采”为中心,形成了体大思精的理论体系,《情采》篇作为刘勰专门论述“情”“采”的文章,主要论述的就是文学作品的创作问题,其中包括“情经辞纬”说、“为情造文”说和“联辞结采”说三方面,分别论述情与采的辩证统一关系、“蓄愤郁陶”“述志为本”和“约而写真”的情的创作要求以及“贲象穷白”“控引情理”的采的创作要求。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刘勰独有的文学创作观,即以情为本,情采兼备,文质并重。     

《文心雕龙&#183;物色篇》的创作理论与盛唐诗歌的兴象玲珑之美

刘勰在《文心雕龙&#183;物色篇》当中提出了情与景的关系，认为景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但是在创作过程中应当强调情与景的有机结合，即心物交融。盛唐诗歌的兴象玲珑之美其实就是追求情与景相互结合的结果。这种美既是《文心雕龙&#183;物色篇》中的观点发展的结果，也是对此观点的有力证明。     

《文心雕龙·辨骚》篇的文学“通变”观

《文心雕龙·辨骚》篇的主要内容,是辨析"楚辞"与《诗经》相较的"四同"、"四异"。刘勰高度肯定屈赋和"楚辞"作家的创作成就,不仅仅是着眼作品的艺术实绩,更主要的还在于它体现出文学变通发展的理论意义。该篇在《文心雕龙》全书的论文纲领中属于"文学总论",作者本着"依经立论"的原则,就"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阐述了文学发展的"通变"原则。     

辨“骚”之“奇”--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新探

“骚”是一种处于“诗”、“赋”之间的诗体。与“经”比较,“骚”体的整体特征表现为“奇丽”,“奇丽”的本质特性是变易适度性。以“经”为准,“经”、“纬”与“骚”三者之间互动着“正-伪-奇”辩证思维的内在态势。“骚”体的变易适度性和辩证的思维方法,对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中国文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文心雕龙·体性》篇看刘勰的言语风格思想

言语风格思想是刘勰《文心雕龙》语用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心雕龙?体性》篇是刘勰论言语风格的专篇,“体”即言语风格,“性”则指语用主体的情性。刘勰的言语风格思想涉及言语风格的决定要素--语用主体的情性、言语风格的构成要素--意义内容和语言形式、言语风格的养成以及言语风格的外化四个方面。     

由《乐府》篇看刘勰的俗文学观

解读《文心雕龙.乐府》篇可看出刘勰对以乐府民歌为代表的俗文学是持蔑视、排斥的态度,这与他宗经的儒家道统思想、尚文采轻质朴的时代文风及担忧俗文学对雅文学的过分冲击有关。虽在特定的框架范围内,刘勰对俗文学也做出了某些肯定,但终是为了提升雅文学自身。     

刘勰“比兴”修辞论之探析——以《文心雕龙·比兴》篇为中心

"比兴"是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中极为重要的一种修辞格。在中国文学史上,刘勰的《文心雕龙》对"比兴"修辞有着详尽的论述。《比兴》篇不仅创造性地总结了前人对"比兴"辞格的界定,而且还规定了"比兴"修辞在文章写作中的一些方法和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六义”到“六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批评观

刘勰的文学批评观是针对轻浮绮靡的齐梁文风和当时对同部作晶褒贬不一的背景提出的．他的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是贯穿于“六义”到“六观”之中的系统批评观。“六义”是宗经的效果．“六观”是考察方法．两者都不能独立成为刘勰的文学批评观。刘勰认为,要正确评价作品。要综合从“六义”“四事”“三准”“六观”这个系统中表现出来的批评方法。“六义”“四事”“三准”“六观”互相联系、互相阐释．它们围绕的核心“情、事、辞”就是刘勰真正的文学标准。刘勰不论是谈文学创作,还是谈文学批评,都是从“情、事、辞”的角度来衡量的。并以其它文学批评元素为补充。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批评体系。     

“六观”与刘勰的文学批评思想——读解《文心雕龙·知音》

<知音>是<文心雕龙>中集中讨论文学批评问题的篇章,刘勰在该文中着重强调文学批评要理解和尊重作者的思想情感,但他同时又建构了一套比较体系化的客观批评框架,即"六观",这二者并不和谐.因此在<知音>中实际上包含了两套充满矛盾的文学批评理论范式,其一是以读者和作品为中心的批评论,其二是以作者为中心的理解论.刘勰期望兼顾二者,一方面建立一套客观化、逻辑化的文学批评规范,另一方面又能在文学批评方面切中时弊.     

再释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中的“公干气褊”

对于《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公干气褊”的解释,注家们不甚一致。笔者通过比较分析前人的解释,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供大家商榷。这样更有利于对刘桢个性的理解及其文本的解读。笔者通过文字学的解释及历史的考察,认为“公干气褊”理解为个性出类,跨俗不驯,较接近本意。     

《文心雕龙·原道》篇“道”义新释

前贤时人对《原道》篇所言之＂道＂的众说纷纭,不惟字句理解上的差异,亦忽略了＂道＂在此篇中涵义的丰富性。刘勰在推原＂文＂之起源的同时,亦在推原＂道＂的发展。《原道》篇的深层意图在于言＂文＂而非言＂道＂。＂道＂的发展是通过＂文＂的发展来展示的。《原道》开篇所言之＂道＂是宇宙生成的终极之道,中间部分所言之＂道＂是道家之道,最后所言之＂道＂是儒家之道。刘勰通过＂道＂的丰富涵义的内在转换,意欲为＂文＂的起源找到终极,从而通过强调与神化儒家经典来纠正时人对文章形式过分追求的文风。     

谈《文心雕龙·知音》篇的读者批评观

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是一篇研究读者批评的专论,提出了文学批评的＂知音＂读者批评观。＂知音其难＂,强调读者与作者的心音相知相通;＂深识鉴奥＂,强调读者要对作品的深层审美意蕴有所把握才能成为＂知音＂;读者要成为真正的知音,需要＂博观＂,学会＂六观＂,不断提高审美鉴赏能力,才能成为读懂作者心声的知音,与作者达到情感的共鸣。     

关于刘勰的“变乎《骚》”——《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

"折衷"是刘勰的主要论文方法,<文心雕龙>"变乎<骚>"一语较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种"折衷"思维模式.在刘勰看来,体"资于故实"、数"酌于新声"是文"变"之"势"、"理",而<楚辞>则是对这两者的集中体现."变乎<骚>"者,实指<骚>(概指<楚辞>)为文"变"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