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符经考异》作者非朱熹、蔡元定蠡测

王铁先生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所版的《朱子全书》之《阴符经注》的校点说明中,扼要阐述了将此文以《阴符经注》而不以《阴符经考异》收录的原因,并提出《阴符经考异》其实是蔡元定的《阴符经注》的观点。本文在作了进一步的考订后认为,王铁先生的论证不可谓不力,但其结论还是未能令人信服。现在通常所说的朱熹《阴符经考异》,最初名为《阴符经注》,它既不是朱熹作的,也不是蔡元定作、朱熹校正的。     

刘敞的春秋毂梁学述论

刘敞是北宋中期经学思想变革中的一位代表人物。其《春秋权衡》卷十四至十七,主要为批驳《毂梁传》的谬误。刘敞在对《毂梁传》进行驳斥的同时,亦凸显其春秋毂梁学思想：他认为《春秋》不仅为一部史书,而且具有拨乱反正、垂教后世的功能。而《毂梁传》则曲解《春秋》经义,隐晦《春秋》所载史实,并以日月例肆意妄解圣人之旨。这些都体现了刘敞表面疑古惑经,实则尊经崇道,以义理解经,不拘传注的治学态度。     

论闻一多《楚辞校补》

闻一多先生的《楚辞校补》不仅为《楚辞》校勘集大成之作,也是古籍校勘整理的重要成果。总结闻先生《楚辞校补》一书的特点及其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有助于《楚辞》校勘的进一步整理,同时,对其它古籍的校勘整理也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一脉相承的祖国灿烂文化

余秋雨先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和散文作家。他的散文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和《千年一叹》等,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反响,台湾文化界和出版界也引起了轰动,其作品发行量之大令人鼓舞。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踰墙”之举--从《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解《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之“踰墙”

《西厢记》作为元杂剧的成功之作,对其的研究之文汗牛充栋。董每勘先生对《西厢记》的研究,“就戏论戏”、内容详实、分析精确,成就较高。但是,其研究之文亦有可商榷之处。本文即对其在《五大名剧论》中对崔莺莺寄简、张君瑞踰墙所作的分析提出不同意见,试图为董先生提出的“矛盾”之处做出合理的解释。     

延笃作《汉书音义》质疑

《汉书》学专家陈直先生在其《汉书新证》中说:“世人但知《汉书》之注,始于服虔、应劭,现在当提前开始于桓帝时之延笃。”认为延笃著有《汉书音义》一书,只不过较早亡佚。延笃果注《汉书音义》否?这很值得怀疑。陈直举出三条证据以证其说,其中两条出于《汉书》颜师古     

话说遣词用字

有一部外国影片叫《风流寡妇》，如若改成《风流遗孀》，就会立刻韵昧全无。再如《旧事重题》是鲁迅先生回忆往事的一组散，后来结集出版时。先生已将其更名为《朝花夕拾》，使之立即有了浓重的诗情。试想，在黄昏时分捡起早晨的花朵细看细想。那思绪之联翩。那感慨之万千，不是足以让人品味再三再四吗？[第一段]     

略论丁聪创作的鲁迅小说插图

鲁迅先生的小说收录在《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这三部小说集中，共三十三篇小说。自从鲁迅小说问世以来，为其所创作的插图数不胜数。其中，著名画家丁聪先生所创作的鲁迅小说插图是公认的优秀之作。李一氓先生曾这样评价丁聪的鲁迅小说插图：“这三卜三幅插图，是三十三篇小说插图的标本”，“每个小说人物的要害，都被他捉着了”。     

笔隆古意 墨焕己风——滕西奇教授书法艺术浅赏

著名书法家滕西奇先生,真革隶篆行皆擅,其中尤钟情于隶书,其书斋取名为“师汉堂”,足见其对汉隶的痴情。滕先生的隶书熔百家为一炉,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他的隶书以《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张迁碑》、《曹全碑》、《石门颂》等名碑之精髓为宗,以清隶为用,以今人钱君幻、孙其峰等先生的隶书为辅,以汉简、牍、帛为助,以篆、章草为性情,写出了他自家向貌：端庄严整,朴厚占‘拙,     

《边城》——解读人性至善和民族命运的寓言

喜欢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许欢张爱玲先生的《倾城之恋》，喜欢师陀先生的《果园城记》，却更衷情于沈从先生的《边城》，不是别个，只因为其中近乎童话的人性。     

《易经》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约》摘录

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录自黄寿祺先生遗著《中国文学史约》的《序说》。作者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论述以《周易》为首的《六经》与中国文学之间的联系。第二部分录自《中国文学史约》卷之一的《先秦文学史》的开头部分。作者论述了“经”之名义、“经”之本文、《周易》名义、《周易》之时代及作者等问题。作者认为 ,经学包容于广义的“文学”之中 ;先秦文学与经学的关系尤为密切     

《绿》的审美导读要点

我们熟知的朱自清先生,以散文见长,《春》《背影》《荷塘月色》等名篇＂真挚、深厚、清幽＂（语出叶绍钧《朱佩弦先生》）。对这些名篇的各版本解读累现报端,可谓＂前人之述备矣＂,而收录在苏教版九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的写景抒情散文——《绿》,却鲜有探究、发声者。究其原因,或在于《背影》《荷塘月色》等篇目情景、事理结合得疏密有致,研读者颇能感受到种种情思、理趣,进而作阐释、生发;小品类的散文《绿》,状难摹之景,抒单纯之情,主题不丰润,手法显单一。     

直探心源的憬悟--《庄子明辨》读后

上个世纪30年代，时在云南大学执教的刘文典先生撰著了名重一时的《庄子补正》。其时，陈寅恪先生为之序云：“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寅恪先生倍叹刘文典“补正”之慎，治学之严，堪称典范。后人又有评之者谓此书“乃校勘训诂专著；其兼综群言，发     

“乌托邦”还是“理想”：《全国合作化方案》论析——兼与赖建诚先生商榷

薛仙舟先生《全国合作化方案》应该是揭示时代需要的社会理想，而非所谓的“乌托邦主义”。《方案》不仅自身内容设计周详，具体可行，而且国民政府推行之全国合作运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方案》的意图和旨趣，因此，可以说，薛氏之《方案》设计与国民政府之合作运动关系重大，无可讳言。     

刘勰颂体观及其颂作批评之得失

刘勰对“颂”这种文体的认识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诗经》之《颂》为正体而排斥其后颂体的发展；颂体的特征上依“颂”之名立义，而不顾颂体创作的客观实际。这种局限性主要是受其宗经观念的影响而导致的。     

耕耘在唐宋文学领域的新收获——评王辉斌先生《唐宋词史论稿》

“五一”前夕，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王辉斌先生的又一大作《唐宋词史论稿》。该书是王辉斌先生继《孟浩然研究》、《李白求是录》、《李白史迹考索》、《杜甫研究丛稿》、《唐人生卒年录》、《唐代诗人咏湖北》、《唐代诗人婚姻研究》、《唐代诗人探赜》、《四大奇书研究》后的又一部力作。此书的出版，继王辉斌先生上一部著作《唐代诗人探赜》的出版（40万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在时间上仅为四个月之隔，且一为唐诗探赜，一为词史论稿，先生于学术探索之孜孜不倦，领域拓展之勤奋不懈，研究成果之层出不穷，仅此即可获得有力证实。故而，著名词学家谢桃坊先生在读了《唐宋词史论稿》后，于致作者书中曾这样写道：“先生研究唐诗三十年，成效卓著。词学研究相对难于诗学，但先生能于一年内完成词史专著，令我甚为钦佩。关于词体不起源于民间，关于中唐诗客词，关于李白词辨伪，关于花问词的始地，以及关于柳永的考证等，皆极有新意，自成一说，我甚表赞同。……总之，大著是我近年读到的一部较好的词学专书。先生学高力健，但愿能再读到新著。”笔者在捧读先生《唐宋词史论稿》时，不仅屡屡为书中的新论新见所折服，深深佩服先生的敏锐目光与务实精神，而且更为先生不拘泥陈见、敢于针锋相对的学术态度拍案叫绝。     

从唐圭璋先生的两封信看《全宋词》的编纂过程

唐圭璋先生早年致中田勇次郎先生的两封信，反映了唐先生编纂《全宋词》用力之勤、网罗之广、校勘之精谨以及中田先生的真诚合作，是近代日中学术交流的珍贵资料。     

《诗经》"三颂"微殊之我见

《诗经》中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三颂，并且《三颂》是有区别的，故而仅根据《毛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不足以说明三颂的各自特点。姚际恒先生在《诗经通论》中已经大致说明了这一点，“《大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孔氏曰：‘此特释《周颂》耳，《鲁》、《商》之颂则异与是。《商颂》虽是祭祀之歌，     

四部分类之经部子类变化原因探讨

自《隋书·经籍志》确立四部分类法后,官簿私录,袭用而少变更。这种状况,可以从经部类目中得到反映。后世目录分类之发展,《隋书·经籍志》经部十类基本上是被继承了的,其变化主要集中在谶纬、小学、论语、经解、礼、乐、经总类等子类,变化之因主要与某类书的数量之客观实际及目录学家的主观看法紧密相关。     

浅谈朱自清与《荷塘月色》

朱自清是我国著名的散文作家,其写作文笔细腻唯美,所有的散文都被文学爱好者称之为美文。特别是其中的《荷塘月色》更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受到广大文学爱好者们铺天盖地的研究和评论。《荷塘月色》将朱自清先生所有散文艺术融汇一炉,集中表现出朱自清独具特色的散文创作风格,给人一种真实的美感,直接成为朱自清先生的代表名作。本文针对朱自清先生与《荷塘月色》进行浅析,希望能够通过简单的讨论来找出其中的文学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