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唐时期的秦州都督府

隋唐时期,今甘肃天水市被称为秦州,其治城是陇右东南部地区的经济、政治、交通、文化中心。隋唐300多年历史中,在秦州先后建置有秦州总管府、秦州都督府、秦成两州经略使司、天雄军节度使司等地方高级管理机构。秦州因其所处的重要地位,成为隋唐中央政府经略陇右东南部地区的桥头堡,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论隋唐时期东西地主集团之关系

隋唐均兴起于关陇集团,但隋朝治国不公,关陇集团敌视关东集团,导致对关东的暴政而速亡。唐初以隋为戒,重视协调东西关系,不仅由关东人物参预奠定唐室始基,而且逐步形成关中人称帝、关东人为相的政治格局,出现治世。武则天称帝,使关东人参政数目激增,进一步与关中人同坐天下。至玄宗时,关陇集团终与仇敌关东集团融为一体,走向天下一家,从而产生开天盛世。     

论隋唐时期逃户制度的变迁

逃户是封建社会的严重问题,也是历代统治者需要处理但又得不到根治的现象。逃户是没有户口,流亡在外,居无定所的百姓。他们成为逃户大多是形势所迫,由于战争、重税、兵役、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逃户都没有户口,但有些还参与生产活动,有些完全不参与劳动。隋唐时期的逃户现象相当严重,而其逃户制度也不断在变化。隋朝时期,大多数逃户只能回到原来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到了唐朝已经不做这些强制性的规定,而是更加灵活地处理逃户人口,允许他们在新的地方落叶生根。     

隋唐时期甘肃生态环境考述

甘肃生态环境历经隋唐发生了很大变迁。安史之乱前,由于政府的关陇本位政策和丝绸贸易的国际地位以及科学的发达,使甘肃牧业发展比例协调,水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明显提高,沙漠化倾向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处于良性发展时期。安史之乱后,由于军事形势的剧烈动荡和少数民族落后的统治政策,使甘肃生态环境遭到很大破坏。隋唐时期甘肃生态环境的变迁,为我们今天西部大开发提供了生动的经验教训,那就是中央政治决策的关键作用、经济发达与否的制约作用、科学的应用与科学管理的重要作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保障作用。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够真正实现甘肃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北京地区隋唐时期墓葬研究综述

北京地区在隋唐时期作为北方重镇,其历史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建国后,在北京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尽管发掘的隋唐墓葬为数不多,但是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通过对北京地区隋唐时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该地区在辽金时期的社会状况,为进一步研究隋唐时期的历史提供重要资料。     

隋唐时期北部疆域的开拓变迁

隋唐王朝与北方突厥等民族在斗争交往中,领土分疆与彼此实际控制的范围,先后有数十次的变动。隋初曾与突厥约定以碛为界,北疆曾紧抵漠南。但突厥从沙钵略可汗起就以隋藩属政权的名义寄居白道川,开始向漠南发展,逐步控制了大漠南北。至大业年间始毕可汗公开反隋之际,隋突分疆始以河套地区东西向黄河—长城一线为界。隋末唐初,突厥或扶植反隋势力,或趁机南下武装占领,实际控制关中以北大部分郡县达十余年之久。东突厥灭亡以后,唐朝北部疆域在太宗、高宗之际达到极盛,武后时期一度大退缩,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基本定型在阴山一带。     

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租佃制发达的原因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许多租佃契约。仅笔者所知就有44件(不包括残缺严重、不能利用或个別内容重复者)。其中属于高昌麴氏王国时期的17件,唐贞观时期的15件,高宗时期的8件,武则天时期的2件,玄宗时期的2件。这44件租佃契约有41件保存在国内,绝大部分已收入唐长孺教授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二至五册。这44件租佃契约的书写时间,上起高昌延昌二十四年(584),即隋文帝开皇四年,下迄唐玄宗天宝五载(746)。本文将探讨这个时期吐鲁番地区租佃契约关系发达的原因。     

隋唐时期对外交往中的登州海道

登州海道,是指从山东半岛北端的古登州港(今蓬莱),通过庙岛群岛岛链,链接辽东半岛,转至朝鲜半岛、日本群岛的古代海上航线。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至隋唐时期,登州海道成为古代中国与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交流的重要路线,日本先后有多批遣隋使、遣唐使经由此至登州登陆,朝鲜半岛各国的朝贡使团更是频繁往来于这条航线。由此看出,登州海道在隋唐时期的对外交往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强盛时期,两朝都以今关中腹心地带的长安为都城,在此两朝强盛帝国的影响下,今陕西境内的航运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各项航运管理制度已相当完备,克服了渭河航运上的重重困难,维持了最大可能的航运量,尤其是在特别时期能够迅速组织汉江上的大规模航运,基本保证了都城长安的粮用所需,这对长安作为国都从经济供给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魏晋隋唐时期僧侣的文化生活

佛教东来,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必须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魏晋隋唐时期释子对儒道思想体系十分了解,把握较准,这表现在此时的僧侣多博涉内外典,富有才学,善于机辩,喜与名士交往,不少人能诗会文,擅画工书,具备深厚的汉文化修养.这使得佛教在走向中国化的进程中,保持了它独到的文化品位.     

浅谈隋唐时期中土商人的佛教信仰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佛教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大量中土商人信仰佛教,对佛教文化的弘扬与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广作用。本文基于大量文献资料,从抄录佛经、举办斋会、传递经书、来往僧人等方面简要探讨了中土商人的佛教信仰情况,以研究中土商人在佛教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的影响力。     

魏晋隋唐时期天水地域文化的发展

天水地域文化在魏晋隋唐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中原汉文化的衰落相反,魏晋北 朝时期的天水,不仅传统汉文化得到发展,而且佛教文化也勃然兴盛;加之民族融合,其地城文化呈多姿多 彩的发展趋向,从而为隋唐天水地域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在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开放的文化氛围 之下,天水地域文化的发展步入繁荣。天水地处中西文化交往和丝绸之路要道,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不 同文化的双向交流融合是天水地城文化兴盛和过渡性特色的根基所在。     

隋唐永丰仓考论

永丰仓在维持隋唐时代京师长安城居民经济生活、保障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行诸方面发挥过重大作用。探明永丰仓确切所在，对隋唐时代邮驿地理、漕运、经济、军事等专门史的研究，均有重要价值。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与野外调查资料，通过分析驿道里程、渭黄汇流口位置、军事攻防行动、古代粮仓选址规律、关中漕渠尾闾所在和居民口碑史等方面因素，考定隋唐永丰仓故址实际位于今潼关县港口镇西村附近     

论隋唐长安的商人

由于长安是隋唐两代国都,高官显贵云集于此,居民众多,流动人口为数甚巨,因而各种商品的消费需求非常大,在此经商也就更容易获取厚利;加之长安又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起点,从而使长安成为中小商人、富商大贾以及周边各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的聚集之地。长安商人人数众多,经营内容十分广泛,其致富途径堪称多种多样,经济实力雄厚,政治上相当活跃,这些都标志着长安的商业已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隋唐城市商业的发展水平。     

北周隋唐时期延州地区军政建置之考察

北周隋唐时期,位于今陕北黄土高原腹地的延州在拱卫长安的都城防御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治城是黄土高原地区的中心城市。在北周隋唐400多年的历史中,在延州先后设置延州总管府、延州都督府、鄜州都督府、渭北鄜坊丹延节度使司等地方高级管理机构,其管区随着形势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并奠定了如今地级延安市的雏形。     

隋唐时期西域乐舞在中原的传播

西域乐舞包括龟兹乐舞、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及高昌乐舞等，由于其本身音律悦耳、舞姿优美，人们普遍喜爱，加之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几代皇帝的提倡，隋唐特别是在唐代在中原许多地区广为传播，京城长安、东都洛阳一带尤其盛行     

浅析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及其影响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文化发展最为强盛的时期,这时的中日交往更为密切.在彼此交往的历史上,有几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中日交流史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论盛唐时期的水利建设

盛唐时期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完善了管理水利的机构,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水利法典,为水利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盛唐时期水利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在全国范围内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每年平均完成的工程数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盛唐时期的水利建设大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减轻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促进了航运的进步,在唐代水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