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初探

文化人类学为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一个独特的视角。文化人类学中许多研究方法都可以为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学所运用,尤其是“民族志”。“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有优有劣,鉴于此,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也应从自己学科的性质和特点出发灵活运用“民族志”研究方法。     

当代组织传播问题研究（三篇）--伯明翰学派对媒介批评理论的贡献

伯明翰学派的媒介批评,是其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在媒介批评理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媒介与社会关系方面,强调技术的社会意向及二者的互动关系;媒介的运作机制和文本形式,拥有独特的意义产制模式,背后隐含着意识形态逻辑;受众接受是一个积极的选择过程。这些立场,改写了精英主义对大众文化的偏见。     

“热心的少数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史前史——评徐德林《重返伯明翰》

重申1956到1964年间“作为一种批判性智识努力的文化研究”,并非是为了将它从“批判性智识努力’‘的意义上归入“史前史”,而是指出这种“批判性智识努力”同样贯穿于i964到2002年间“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它并没有因为“体制化”而自己弱化这种努力。     

受众解读与媒介文本--文化研究派对受众的研究

本通过考察“受众解读”与“媒介本”的关系，来考察化研究派对受众的研究，指出它是从一种新的、十分开阔的化观念出发，摒弃了仅囿于学经典及高雅化解读的传统研究方向，转而注重大众化及大众传媒的研究，把受众研究置于大众化与大众传媒研究的基础之上，其研究方法是定性的和民族志学的，这种研究方法与传统的主流研究方法的互补与互动是今后传播学受众研究的发展趋势。     

范式之争:西方受众研究“民族志转向”的动因、路径与挑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受众研究领域经历了一次"民族志的转向",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议。在回顾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此轮范式之争的脉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爬梳与分析。对"编码一解码"模式的质疑、固有的学术政治规范以及媒介消费的全面兴起,促成了接受研究向媒介民族志的转向,带来了研究对象的语境化和政治立场的位移;面对多重挑战,"民族志转向"的倡导者们继续强调媒介民族志研究在全球化、数字化时代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媒体人类学到底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什么?——兼谈“民族志传播研究”CSSCI

本文从“媒体人类学到底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什么”这一问题入手,首先对“媒体人类学”与“媒介人类学”在表述上的差异进行了说明,然后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理论视野三个方面对媒体人类学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回答。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作者之一的研究经验(主要是相关的理论表达),对“民族志传播研究”所做的理论进行简要说明,该说明也可以理解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对媒体人类学乃至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可能的“回馈”。这样的讨论对于更好地理解学科之间的交融与区隔,彰显中国传播研究的自主性,或许均有一定启示意义。     

概念反思与方法重估——“认识论转向”视阈下的受众民族志研究范式转型

20世纪初叶以来,受西方哲学认识论转向影响,传播学受众民族志研究从实证主义"客观呈现论"和相对主义"主观诠释论"两大传统范式逐步转向注重"社会生活实践"分析的后实证主义范式,从而在本体论层面调整了研究中"受众"概念的范畴和内涵指向,也在方法论层面重构了知识生产的逻辑理念与实践方式。     

“山寨”文化的传播学解读

短短一年里,你会发现身边很多人用起了"山寨"手机,电视里出现了"山寨"电视剧,小剧场里开始演出"山寨"话剧,一个个外形相似的"山寨"明星也纷纷出演各类广告,更有老孟在网上要举办"山寨"春节联欢晚会,叫板央视春晚。     

新闻研究：“无学”还是“有学”——读《解析传媒变局》有感

新闻传播学研究“无学”亦或是“有学”，一直是个深深困扰我的问题。“新闻无学”简单地说有两层意思：一是在应用层面上，理论与现实脱节，甚至是完全滞后，对现实问题没有指导意义；二是在理论层面上，没有自身的逻辑结构。所谓的理论不过是对现实现象的解释。后来，我在新闻实践中与许多同行接触，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新闻传播学也是持这一看法的。有学干脆将当前的新闻传播学称之为“黑板新闻学”。这就使得我在很长时间里都心怀困惑——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学?     

浅论“女汉子”的文化语义与传播学价值

网络热词“女汉子”是在自媒体时代和传播娱乐化倾向日趋明显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它标志着女性意识在新兴的媒介时代的再次觉醒,具有深刻的文化语义和传播学意义。本文从分析当下的社会心态出发,发现其中暗含态度的积极表态,既彰显了该热词的传播学价值,又明言了它具有的深层次的文化心理隐忧。论题以此作为结论提供给相关研究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和探讨。     

“读新闻传播学书”栏目主持人按语

现在谈到麦克卢汉,新闻传播学界无人不晓。而在30年前(1983年)我们知道这个人时,其论点被说成是奇谈怪论。10年后,才有了他的成名作的中文版,即何道宽翻译的《人的延伸——媒介通论》,这是他的代表作,原名应该是《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但为了好卖而被改名。理解媒介》的论述方式按照现在的学术规范来套,似乎算不上理论研究,但麦克卢汉做到了用一种近乎炒作的方式把媒介的人类学意义提炼出来,给后来的媒介环境学派开辟了思路。现在麦克卢汉火了,因为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验证了他的"媒介即讯息"的观点。2013年10月25日,何道宽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沙龙上谈的第一个话题便是:"麦克卢汉带给     

传播学视阈下的“粉丝”研究

2005年,一场红遍大江南北的《超级女声》使得"粉丝"这一称谓历经了一次华丽的转身。自此以后,"粉丝"与时俱进地成了"追星族"的代称,并且,其偶像范围、群体特征和内部组织等方面都被打上了更为鲜明的时代烙印。而"玉米"、"盒饭"、"钢     

传播学视域下的微博“热”现象研究

微博以其信息的丰富性、即时性的优点逐渐成为受众获取新闻资讯、用来交流沟通的新渠道,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使用微博的热潮,随之而来的是微博内容的泛娱乐化与碎片化、受众道德意识的削弱和虚假信息的泛滥,因此加强微博用户的道德修养、加大"把关人"力度,从而帮助受众正确、客观地看待微博,共同推进微博的健康发展。     

传播学视阈下“圈子”文化的“价值观”聚合

传统的“圈子”文化,以经济利益为核心,植根于社会结构中.而当前传播媒介中的“圈子”文化,是以受众共同兴趣为纽带的价值观的聚合,对传播领域的各个方面产生巨大影响.文章以传播学视角分析传播媒介中“圈子”文化的产生和特点,全面阐释“圈子”文化的价值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合理应用.     

如何抵近“迷”界

从传播学的研究范式看。粉丝文化研究可以视为受众研究的典型样本。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粉丝文化实践的研究,使一种积极的受众观占据了文化研究的视野：受众是作为能动的主体参与文化实践的。并体现出强烈的主体间性。     

表征与合法化的双重危机——电视新受众研究“民族志”方法论批判

电视新受众研究是传播学受众质性研究中接受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族志方法是其主要的研究工具.受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及后结构主义转向”影响,民族志方法发生了“表征与合法化”的双重危机,并分别对电视新受众研究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问题和“真理观、客观性”等评价标准问题的认知和理解产生了明显影响,本文拟从方法论角度对民族志方法的这两种危机起源、内涵及对电视新受众研究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     

“山寨”文化的传播学解读

如果要评选2008年中国网络最雷人的词汇,"山寨"绝对能跻身前三名.短短一年里,你会发现身边很多人用起了"山寨"手机,电视里出现了"山寨"电视剧<丑女无敌>;小剧场里开始演出"山寨"话剧<拿什么整死你,我的爱人>;一个个外形相似的"山寨"明星也纷纷出演各类广告;更有老孟在网上要举办"山寨"春节联欢晚会,叫板央视春晚.     

建构中华传播学研究的新景观

《东南传播》杂志从去年开始设立"海峡传播"专栏,邀约两岸新闻学与传播学专家学者在此平台交流对话,对话以中华传播学术语言,以中华传播学的核心理论为聚焦,有助于两岸和全球华人学者增进了解、建立互信、推进合作,共同促进中华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是一项顺应潮流、合乎民意、富有远见卓识的传播创新。受杂志之邀,我写了这篇短文以示感谢、参与和支持。     

从民族志深描到理论分析——《学做工》的文化逻辑

作为一个文化研究学习者,我拿到《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这本书的第一秒就开始诧异,这样一本从名字、CIP数据到内容梗概、推荐词处处宣示着其社会学、教育学学科范围的书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阅读之后,方知先前的宣传诚不欺我。这本研究社会再生产、青年教育的著作,     

西方传播学界“媒介仪式”研究的宗教渊源

近年来,＂媒介仪式＂这一术语在西方传播学界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学者们对媒介仪式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不断得到认可并成为人们研究＂媒介仪式＂的有力参照,西方学者更是频频着力探讨宗教与媒介的关系。这不仅触及了＂媒介仪式＂这一概念的学术和文化渊源,更让我们看到其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所具有的研究空间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