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桐城进士数量考

关于清代桐城进士的确切人数,历来文献记载不一。综合光绪《重修安徽通志》、道光《续修桐城县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桐城耆旧传》、桐城部分家谱等资料,清代桐城地区文进士人数共有152名,比安庆府其他五县进士总和还多,科举成绩斐然。     

略论嘉庆《广西通志》的方志地位

地方志是我国独特的、别具体裁的地方文献。千百年来形成的修志传统,给我们留下数以千计的地方志书,成为我国历史研究,尤其是地方史研究中丰富的资料宝库。在我国众多的通志中,清代嘉庆初年谢启昆修,胡虔纂写的《广西通志》(以下简称《谢志》)就是一部颇有影响的志书。自其问世以来,一直以它新颖体例,博洽的内容而备受赞誉。本文拟就其方志地位作一略论,以求教于方家。 《谢志》共二百八十卷。卷首列谢启昆《恭进广西通志表》,次为《重修广西通志衔名》,又次为《叙     

阮元督粤幕府考论

阮元督粤幕府云集40余学者型幕宾，创办学海堂书院，重修《广东通志》，汇刻《皇清经解》，蔚然形成讲学著述之风，为繁荣岭南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补《全宋诗》81首——新补《全宋诗》之二

据《百菊新谱》、《(雍正)四川通志》、《鄮峰真隐大曲》、《机缘集》及《续机缘集》、《宋诗纪事》等资料可得《全宋诗》未收之诗81首,并句5则。     

《御定历代题画诗》匡谬

由清朝陈邦彦等人奉敕编辑校刊的《御定历史题画诗》是一部大型的专类诗集。该书唐人题画诗部分全由《全唐诗》中辑出。由于该书编选过分依赖《全唐诗》，忽略唐人作等原始资料，加之该书选诗标准的缺换、编选方法的不当以及编选、 校订人员的疏忽，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失检现象。本就此对该书唐人题画诗部分做了初步的辑遗纠错的整理工作。     

试论《通志·艺文略》分类之憾

运用历史文献学的相关理论方法对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分类研究可知,《通志·艺文略》的分类未至全备,部分类别分到第三级而个别类别则不然,部分类别的一级类目与二级类目名称相同。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重点强调了分类应当注意之事项,却多次重蹈自定义例之失。     

清修《四川通志·经籍志·集部》考论三篇

本文对清代所修《四川通志·经籍志·集部》所著录的三部典籍进行了考论。对《扬雄集》,考历代《史志》对雄集的著录、《扬雄集》卷数、扬雄诸《箴》的情况;对《花蕊夫人诗》,考花蕊夫人姓氏、其《宫词》与王建《宫词》的关系;对《苏学士集》,论其卷数和后人对苏氏诗文的评价     

宋子然教授《古汉语词义丛考》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宋子然著《古汉语词义丛考》,已于2000年8月由巴蜀书社出版。该书共计18万字,由5个部分组成,即《上古汉语词义札记》、《魏晋南北朝词义初探》、《医经典籍词义笺识》、《四川方言词义证古》及《附论》。前4个部分对前人未加训释或释义不确切的部分字词进行了逐条考证训释;《附论》部分则研究了上古汉语的三种构词形式及其意义,包括《从〈诗经〉重言论上古重迭式的形式和分析方法》、《从〈楚辞〉三字状语看形容词ABB式的构成和演变》、《从汉人训诂看上古并列复合词和构成及其特点》。该书著者多年从事汉语词…     

平播战争文献汇要及其史料价值

平播战争是明神宗万历朝三大军事活动之一,其目的在于镇压以播州土司杨应龙为首的地方叛乱势力,这场战争以明王朝全胜而告终。关于平播战争的文献主要见于《明史》、《明神宗实录》、《明史纪事本末》、《万历起居注》、《贵州通志》、《四川通志》以及杂史等。另外,时人的奏议、碑铭、文集和其他地方志也对此有所记载。上述文献对研究平播战争发生的原因、经过、明朝军队使用的战略战术等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论《通志》对《史记》的继承与扬弃——以《游侠传》为例

《通志》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历史学上第二部纪传体通史。《通志.游侠传》塑造了一群“言必信”、“行必果”、“赴士之厄困”的游侠形象,郑樵在袭用《史记.游侠列传》中部分材料的同时删去了篇前序论和篇后赞论这些主体和精华部分,既反映出郑樵写作《通志》时对材料的取舍情况,也反映了他不同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大胆的批判精神无畏的求实态度——《史记》价值评说

《史记》是对古代历史的一大总结。它首创纪传体,便可不朽。其为著,详占资料,开以金石作史料之先河。这种方法,实旷古所未有。《史记》绝大部分为研究西汉以前所必需之资料,且司马迁具有远大并进步之历史见识,故虽成于汉代之书,若论其价值则不惟空前,即后世之作亦鲜有能与之匹配者!《史记》多奏不谐之音,统治者对其多有不满。不过,正统人士一方面认定《史记》＂是非颇缪于圣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迁有良史之才,其书乃实录一部——光从此义就有深入研究《史记》之必要。尤其是司马迁之精神,更应是今日为学者之楷模。     

《史记·孔子世家》辨惑

学者对《史记·孔子世家》一文存在不少争议,要之有二：一是体例上,司马迁著孔子之传是挂靠“列传”还是入籍“世家”？二在内容上,太史公述孔子言行是尤多“妄言”还是别有“诗心”？孔子言行是否尤多妄言虚语。对于前者,古代学者有一个误解,即认为“世家体”在司马迁时代已是一种述史定例。司马迁实际上是因孔子“追修经述”以“拨乱反正”白于伟大历史实践才将其列人世家的。对于后者,古代学者只知其一,未明其二。太史公实际上是有意运用不实史料以揭示孔子一生“不用”的悲剧,以表达自己的悲孔惜圣之心。     

四川省城市化进程中容许耕地非农转化量研究

城市化对耕地需求的增加与耕地稀缺性的矛盾是土地利用规划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科学合理地确定城市化进程中容许耕地非农转化的数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四川省为例,运用SPSS软件的回归分析法论证了城市化与耕地非农化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说明了城市化是耕地非农化的重要因素.并进一步建立了四川省城市化进程中容许耕地非农转化量模型,计算结果表明,到2030年四川省最多容许耕地非农转化的数量为93.05×10^4hm^2,超过这一阈值将威胁到四川省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四川省制定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提供了参考依据.     

《史记》本纪三家注校理

日本学者水泽利忠广核《史记》众本,详录异文,其中很多材料可以订正今本《史记》三家注。但《校补》仅仅罗列异同,不作考辨,使学者无从判断。文章参考相关文献,对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本纪部分的有关三家注的条目进行梳理考辨,揭出《校补》可以改正今本或对今本有参考价值的异文,以期有助于《史记》的校勘研究。     

褚少孙研究三题

褚少孙主要在三个方面续补《史记》：重大政治事件、重要人物与占卜龟策。褚补材料来源广泛,具有相当的史料、文学、语料价值,尽管如此,班固总体上对褚补抱有怀疑;在天命观上,褚少孙提出了“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的进步观点,进而否定了“无父而生”的神话传说,将“无父而生”与“天命”联系起来,认为“天命”就是“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无父而生”的传说实质上是天命降临的征兆,象征可以继承乃父的德泽;在人生观方面,褚少孙不否定人们追求荣华富贵的心理,而是认为一旦“立名当世”,需“持满守成”“知进知退”;政治倾向上,褚少孙尊崇汉武帝,认为汉武帝雄才大略有远见;主张朝廷任命官员要选择通经术、直言极谏之人。     

试论秦朝的疆域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叙述的秦朝疆域是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全国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时的疆域。后来,秦朝北击匈奴、南攻南越和西南通西南夷后开拓的疆域无法包括。整个秦朝的疆域应是东、南到海,西到今甘肃、四川,西南至云南、广西,北到阴山,东北至辽东。由于后人引用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朝疆域的失误,错把秦朝初年的疆域当成整个秦朝的疆域,造成千年之错。我们有责任纠正这个千年之错。     

《史记》在中国悲剧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占相当比重的人物传记可当悲剧文学作品视之,在中国悲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继承了中国古老神话的悲剧精神,吸收了先秦散文的悲剧素材,发展了屈原悲诗的抒情特点。《史记》之后我国大量的悲剧文学作品,无论从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还是从悲剧审美艺术上都受到《史记》的影响。     

《史记》中有关“秦史”的考误

司马迁的《史记》以史料的详实为后人所赞誉,然而以个人的力量对两千多年的历史事实作全面的彻底的校勘考证,难免会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史记》中有许多讹误记载,本文仅从纪年和史料两个方面对《史记》中秦史的记载作了些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求说明当时的真实历史事实。     

《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文献来源考察

《太平记》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大量插入三国故事的战争小说,通过调查《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文献来源,可以描述《太平记》与中国三国故事的文献关系。就目前的文献根据,不能排除《三国演义》影响的可能性,但也不能断言有《三国演义》的影响。至少可以认为《太平记》的大量使用三国故事,说明中世时期三国故事已经较为流行,这是《三国演义》发生普遍影响的准备。     

姜维于263年冬始终固守剑门关新证

《三国志》和《华阳国志》等书都有姜维于263年冬撤离剑门关东到郪、涪的记载,而罗贯中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则认为姜维始终固守剑门关。认真考察,罗贯中之说更符合历史实际。因为姜维于263年冬撤离剑门关之说违背了此前姜维巩固边防的战略方针和实际行动,也不符合他战略意识强的作战特点,更不符合当时蜀国的战略部署,而实地材料也证明姜维一直固守剑门关。《三国志》和《华阳国志》的虚假记载的主要原因是史料不实。这些不实的史料都和《钟会传》的虚假记载有关,说明钟会想以此来平分邓艾的平蜀之功。这是司马昭默许过的事情,故晋人陈寿和常璩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不敢订证史实,说明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