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县域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及区域差异分析

耕地具有位置固定、可永续利用等特征的稀缺资源,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要素,对于耕地的关注和保护在如今愈发重要。文章以四川省183个县级行政区为研究区域,以2008—2018年的耕地面积为数据,根据变化趋势将其分为缓慢增加、波动变化、大幅增加、稳定变化4个阶段,借助ArcGIS软件分析四川省耕地资源2008、2013、2018年耕地数量的变化,并引入耕地相对变化率揭示耕地数量变化区域之间存在的差异,以期为进一步开展耕地保护工作提供依据,同时为耕地保护指明未来的方向,提高耕地保护措施的正确性。     

北京耕地流失的时空特征与驱动机制

利用1996年和2004年北京市两期土地利用图，提取各类用地的图斑，运用GIS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1996年～2004年间北京耕地流失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996年～2004年北京土地利用变化中，大多数地类转换都与耕地直接有关，耕地流失是北京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问题；城镇扩展主要占用耕地，且耕地生产力高的平原地区因建设占用而流失的耕地量大；远郊山区耕地被建设占用的压力相对较小，但被生态用地占用的压力相对较大；1996年～2004年间，尽管耕地面积减少，但耕地破碎化程度却在加重；地形和交通状况对耕地的空间变化过程影响显著。本文研究表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是促使北京地区耕地流失的最主要的动力, 由此带来的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北京耕地变化的解释力最强，恰好与前人相关研究结论相互印证；人口快速增长、区域土地市场过度竞争、农业结构调整及退耕还林政策也是北京耕地流失的重要驱动因素。     

浙西南经济欠发达地区耕地数量动态变化及驱动力研究——以丽水市为例

浙江西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耕地变化较为显著,研究该地区耕地变化的趋势与驱动机制,对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丽水市作为典型案例,探寻该市耕地数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将主成分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相结合,揭示该市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丽水市耕地数量变化的时空特征显著,耕地呈现逐年减少的总体趋势;耕地减少以建设占用为主,以基本建设投入力度的加大和人们生活收入水平的提高为主要动因。研究结果可为丽水市合理开发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促进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并为进一步研究浙西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耕地变化提供借鉴。     

1998年～2006年中国耕地资源的时空变化特征

根据1998年～2006年全国土地利用变更和全国耕地变化情况数据,对中国耕地资源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①1998年～2006年间,耕地资源结构变化的区域分异明显。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东部和东南沿海这些水热条件好、优质耕地集中的区域,灌溉耕地面积减少,耕地生产力降低;②除新疆和黑龙江耕地面积净增加外,全国其它地区耕地面积均呈下降趋势。耕地变化最为剧烈的地区分布在京津塘、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快速发展区和内蒙长城沿线农牧交错带;③耕地资源增减分布的区域差异明显。耕地减少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区、内蒙古及长城沿线的农牧交错带区和东部水热条件较好的平原及丘陵区;耕地增加区域呈明显的西移趋势,由此而导致耕地的整体生态条件恶化;④耕地增减变化的原因亦存在区域差异。在黄土高原区和内蒙古及长城沿线的农牧交错区,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生态退耕;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区,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结构调整和建设用地扩张。对于新增耕地而言,在西部地区,主要来自土地开发;在中东部地区,主要来自土地开发和整理;⑤建设用地占用耕地主要是由于独立工矿和村庄的扩张,其区位分布恰和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域相重叠。     

常州市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机制及政策绩效分析

本研究以常州市为例,观察经济社会驱动因子与耕地保护政策作用的机制,研究区域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机制中哪些经济社会驱动因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耕地数量变化过程中耕地保护制度的绩效如何,并从中发现反馈的信息,为下一步政策调整,协调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强化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效果提供决策依据。通过经济计量方法和模型检验了常州市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结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农副产品价格以及耕地保护制度等经济社会因子在耕地数量变化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结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等驱动耕地数量不断减少,而农副产品价格、耕地保护制度的作用相反,且耕地保护制度变迁在不同时期的制度绩效不同,1997年以后的政策比之前的政策在保护耕地的作用更有效一些。中国政府基于现实条件的理性选择应是,实施积极的耕地保护政策,严格耕地保护,加强土地调控。     

中国耕地数量变化的突变特征及驱动机制

本文利用子波诊断技术对1949年以来我国耕地面积波动的突变时间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尺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①我国耕地面积波动存在5年、13年和27年左右的特征时间尺度,并以13年和27年左右的特征时间尺度为主; ②比较3种尺度下的突变点发现：1953年、1967年、1977年、1985年和1994年为共同的突变点,说明这5年突变强烈,反映了波动的重要特征; ③对主要突变点驱动的分析发现,我国耕地面积的波动绝大多数是由于政策因素驱动所致。另外,影响我国耕地波动的因素还有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等。其中,灾害损毁和土地退化是造成耕地下降的主要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主要是人口和GDP。提取并比较在27年的特征时间尺度下的耕地面积、人口和GDP小波变换系数发现,人口和GDP对耕地面积的影响是负向的,它们的增加均会导致耕地面积的下降。     

大都市区域耕地资源价值时空变化规律——以北京市为例

针对耕地价值多样性,根据不同价值主体对耕地价值的不同需求,以北京市为例设计价值测算体系;以区县为单位测算1985年、1996年、2004年耕地经济价值、社会保障价值、生态价值进行定量测算,分析各区县耕地三种价值的时空变化规律。     

安徽沿江地区耕地数量变化特征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粮食主产区的耕地面积变化不仅影响到区域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本文利用50年的耕地统计数据和近年的土地利用详查变更数据，揭示了安徽省沿江地区土地利用结构和耕地面积变化的总体特征，并对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进行了分析，在定量分析耕地数量变化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对未来耕地数量和粮食生产安全保障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①沿江地区土地利用基本特征表现为以农用地为主，工矿用地和未利用土地比例大；土地的投入强度大，综合产出率高；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耕地总量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下降、缓慢减少、急剧减少的变化过程，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②耕地总面积减少与GDP总量和人均GDP之间存在对数关系，二者间的弹性系数不断下降，现状已接近上海市水平，表明经济发展模式已开始向集约型转变;③利用拟合的关系式，估算2010年和2020年的耕地将在现状基础上分别减少3.09×10⁴～3.91×10⁴hm²和5.07×10⁴～6.78×10⁴hm²，届时耕地总面积将会保持在149×10⁴hm²和146×10⁴hm²以上。2010年耕地数量可以满足粮食安全的需要(保持粮食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3.08%)，至2020年，耕地数量将会略低于粮食安全的需求。     

江苏省耕地压力时空特征及变化趋势

【目的】本文旨在查明江苏全省及各区域耕地压力的时空特征及变化趋势,为耕地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选用压力指数模型、泰尔指数、灰色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5个年份的江苏耕地压力时空特征及影响因子,并对2025年、2030年进行预测。【结果】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全省耕地压力指数处于0.94～1.07之间,总体处于预警压力区;全省耕地压力泰尔指数呈增加趋势,各市耕地压力空间分异增大,苏南、苏中、苏北区域之间极不平衡,由南至北快速降低。(2)在耕地压力的影响因子中,粮农比、人均耕地、粮食单产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其中粮农比起到决定性作用,说明在其他因子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粮农比是全省粮食生产的关键变量。(3)趋势分析表明2025年、2030年全省耕地压力将缓慢下降,但仍处于预警压力区,其中无锡、常州2市耕地压力增加较快,其余各市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结论】江苏省耕地压力水平整体较高,且各区域间差异大,粮农比对耕地压力影响最大,这一结果对江苏省未来缓解耕地压力、保障粮食安全指明了方向。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地区耕地变化的对比研究——以广西江州和江苏吴江为例

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耕地作为土地的精华部分，其数量和质量变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江州区和吴江市经济发展具有时序差异性，是进行区域对比研究较为理想的对象。利用统计资料分析表明，江州区经济发展伴随着耕地面积不断上升，从1990年的3.8×10⁴hm²增长到2003年的5.6×10⁴ hm²；吴江市则相反，耕地与经济发展呈负相关，1990年以来耕地面积持续下降，13年中共减少了1.6×10⁴ hm²。以耕地标准系数表征的耕地质量表明，吴江市耕地质量提升较快，但近年有降低趋势；江州区耕地质量整体水平较低，年际变化不大，1996年～2000年间略有下降。根据江州区产业演进趋势，借鉴吴江市发展历程，可以预计，随着江州区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建设用地需求增加，耕地压力将会加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集约用地，保护耕地，通过投入增加和技术提高，提高耕地的生产能力。     

北方沿海省市耕地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北方沿海省市(本文指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三省一市)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迅速，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矛盾突出。本文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该区近10年的耕地数量变化规律及其驱动机制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中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算出因子总得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耕地变化与人文驱动因子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表明农业收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是该区耕地变化的重要原因。     

快速城镇化农村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章以江苏省原锡山市为研究区域,分析了1985年～2000年快速城镇化时期的城市化发展、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是指结构变化)的态势.对研究区域城市化发展主导下的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机理分析,认为城镇化发展主要带来人口、经济的非农化及农业集约化的发展,这些影响都在土地利用上得到落实,并通过土地利用主体的行为实现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了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变量,同时尝试性的将各类用地变化率绝对值之和定义为衡量土地利用变化强度的标准,并构建了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模型.通过机理分析和模型分析,得出研究区域1985年～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文章还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对原锡山市城市化发展的耕地资源边际占用倾向进行了相应的数量分析和预测,分析结果表明,该区域城市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耕地资源边际占用总体上呈递减趋势,不再因城市化水平提高而增加耕地占用的边界年份在2014年左右.     

基于基尼系数的耕地质量差异程度分析——以广东省南方稻田耕地地力结果为例

本文提出了利用耕地基尼系数定量评价区域耕地质量差异的方法和其理论依据。以广东省南方稻田耕地地力评价结果为例，结合其他指标对研究区域的耕地质量空间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根据耕地基尼系数值利用SPSS软件聚类分析模块将研究区域的稻田耕地质量分为4级以显示各市水稻田质量差异程度，然后文章提出耕地洛伦茨曲线的优化，最后文章对广东省南方稻田耕地质量差异实证分析进行总结，并对耕地基尼系数的相对性和变化幅度的微小性进行了讨论。研究结果表明运用耕地基尼系数对区域耕地质量差异进行定量评价的方法简单快捷，为区域耕地质量差异程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对全面区域耕地质量状况和消除耕地质量差异程度宏观政策全面提高耕地质量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陕西省汉台区1978年至2006年耕地数量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汉台区是陕西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典型示范区,近年来,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退耕还林还草和建设占用耕地,汉台区耕地数量大量减少,耕地供需矛盾突出。本文利用1978年以来汉台区耕地长序列统计资料和近9年的土地详查与变更数据,研究汉台区土地利用现状及其结构变化、分析汉台区耕地数量变化的基本过程及空间差异、探讨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①1978年～2006年全区耕地共减少5600hm²,平均每年减少200hm²,人均耕地减少0.027hm²,耕地递减率曲线与人均耕地递减率曲线走势基本一致;②建设占用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和农业结构调整等直接影响因子在4种类型区影响耕地变化差异明显;总体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全区耕地减少的主导因素,经济发展较快的城镇,建设占用耕地较多;③耕地面积与社会经济发展各因素间的相关系数约低于累计耕地面积与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全区耕地减少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时间上的错位性,即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于对耕地资源的占用。     

二三产业发展对耕地资源数量的影响及其地域差异——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经济增长是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在既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主要考察经济总量对耕地数量的影响,却未对GDP按三次产业进行划分。本文试图探寻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对耕地数量变化各自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否存在着显著的地域差异。文章基于1999年-2008年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     

山东省耕地利用综合效益的时空分异特征

90年代末期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大量占用耕地时期。伴随着低效利用和环境污染再加上结构调整的压力，我国耕地面积绝对减少，从而使得我国粮食总产于2003年降至近20年来的最低点。这一变化再次引起国内外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普遍关注。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就依靠技术进步，实现耕地利用模式的转变——集约利用。本文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用因子分析法，尝试性地提出了耕地利用综合效益测度的指标体系并应用于我国沿海地区山东省的案例研究，对不同区域耕地利用综合效益时空差异状况进行了数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近十年来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运行的平稳性较差：一些地区在波动中实现了耕地利用模式的升级，而另外一些地区则逆转为粗放型或耗损型；目前多数发达地区耕地利用模式仍属粗放型。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新时期中央政府对耕地的利用和保护政策应从“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变，引导耕地利用走向集约化。     

干旱区绿洲土地利用景观空间格局动态变化研究——以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为例

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地处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该绿洲现已成为新疆主要的农业区和棉花基地。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资源开发强度开始加大。本研究利用1989年和2001年的遥感影像数据，借助RS和GIS技术，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通过计算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分离度指数、均匀度指数、破碎度指数等指标，对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的景观格局及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动态分析，得出：多样性指数从1.304降低到1.190，优势度指数从0.305升高到0.419，均匀度指数从0.8104降低到0.7396，破碎度指数从0.0177升高到0.0225，并揭示出土地利用类型三增两减(盐碱地、水体、红柳增加，绿洲、荒地减少)的变化特征。同时，利用SPSS软件对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人口，经济，政策因子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     

农用地分等评价方法在耕地占补平衡考核中的应用——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耕地数量急剧减少和各项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的矛盾日益突出，为解决人口高峰年的粮食安全问题，国家提出了实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耕地占补平衡。当前我国耕地占补平衡的关键问题是片面强调数量平衡，缺乏新增耕地的质量评价衡量标准，从而使我国的新增耕地质量总体趋于下滑，某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因此，确定耕地质量的衡量标准，建立耕地质量检验机制已成为耕地占补平衡的关键。本文根据农用地分等理论及方法，结合我国耕地占补平衡中所存在的问题，对耕地占补平衡的评价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并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确定了连州市耕地占补平衡评价体系及测算方法，为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耕地占补平衡提供依据。     

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湖北仙桃市的实证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是研究全球变化的前沿及热点问题之一。我国农村居民点分布广、数量多,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是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6倍以上,加之农村居民点周边多为优质耕地,对耕地资源减少的威胁甚于城镇。当前我国土地资源利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农村人口非农化的过程中,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并没有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减少,甚至部分地区出现了快速增加的势头,加强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为合理调控用地提供科学依据,便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论述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驱动因素,随后以江汉平原典型地区仙桃市为例,采用1996年~2004年的土地变更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特征,并进一步运用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法和多元回归模型,对引起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因子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仙桃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呈递减趋势,但仍然呈粗放利用状态,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政策制度是仙桃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