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中共对国民党的三次“妥协退让”主要责任辨析

一九二六年中共对国民党的三次“妥协退让”主要责任辨析叶昌友长期以来，一些教科书及不少研究者在论及１９２６年上半年中共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三次“妥协退让”时，几乎一致认定其主要责任在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笔者经过对这一段历史的考察，认为这种观点显...     

对陈独秀第一次大让步的再认识

国民党二大上,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右派的让步一般被称为＂陈独秀第一次大让步＂,是国民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体现。但是现在通过档案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让步政策来自共产国际,陈独秀和中共中央被迫接受,由中共中央执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当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大让步政策主要是由共产国际制定的,再加上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政治环境下,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     

陈独秀与“第一次大让步”

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内部分化严重，右派活动猖獗，对此，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维经斯基，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之间意见不一，具体表现为：陈独秀先争后让，让中有争；鲍罗廷先让后争，争中有让；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维经斯基则始终主张让步，三者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最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让步策略占据上风，从而形成了1926年初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第一次大让步，即政治上的大让步。     

“党内合作”策略由正确到失误的转化

中共四大形成党内合作的正确策略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但由于中共四届二中全会的不当,导致了对国民党右派的三次大让步,使党内合作策略发生了由正确到错误的转化。     

大革命时期国民军在甘肃的活动述评

本文试图对大革命时期国民军在甘肃的活动作一述评,正教于老前辈和史学工作者。大革命时期,由国民军刘郁芬部建立的甘肃省督办公署、省政府、国民军驻甘总司令部是革命政权。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通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派到国民军总部以国民党党务特派员身份进行统一战线和政治宣传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侠父、钱蜻泉、贾宗周、邱纪民等同志随国民军刘郁芬部入甘。1927年3月,中共陕甘区委又通过国民党西安政治分会派共产党员胡廷珍、王孝锡、保至善、马凌山等同志以国民党党务特派员的身份来甘。他们建立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帮助国民党建立了省、市、县各级党部,发展了国民党的组织。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军驻甘总部、甘肃督署、省政府的国民党党务特     

论全面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共的政策

全面抗战初期，基于维护其远东安全、避免东西两面被夹击的国家利益的需要，苏联在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上，一方面从道义和舆论上大力支持中共，另一方面，却拒绝在军事物质上援助中共，而且，片面地要求中共“团结”、“服从”国民党，甚至要求中共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以保持中国抗日的力量。     

简析陈独秀“三次大退让”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过去认为他在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其错误集中表现在“三次大退让”。根据近年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材料 ,这三次事件中的退让政策 ,制定者均为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决定常常意见相左 ,但最后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的意见。因此 ,将陈独秀的错误定为“右倾机会主义” ,这样说更符合历史实际。     

“中山舰事件”后的妥协退让苏联顾问应负主要责任

一九二六年三日二十日广州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为了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统一战线领导权而制造的反动事件。事件发生后,共产党方面作了全面妥协退让,使蒋介石轻易篡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全部军权。不久,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共产党人再次妥协,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被全会通过,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部长和组织部部长。这就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埋下了祸根。     

重庆谈判国共双方的妥协与让步

重庆谈判，国共双方在展开谈判斗争的同时，都作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共产党方面在是否提联合政府、承认蒋介石的地位、军队数目问题，解决区问题、国民大众代表问题和各党派会议等问题上作出了大的让，国民党方面在承认中共政治地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允许中共军队保留数目、解放区问题和国民大会等问题上也作出了某些让步，双方的让步使谈判得以进行下去并签署协定，双方妥协与让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海峡两岸再次进行和平谈判，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三次反共摩擦事件研究中的两个疑问

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国民党制定新时期的建国方略和行动方针,并以之统一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的思想.不能简单地把它和第三次反共摩擦直接联系起来,以之作为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摩擦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在第三次反共摩擦中,国民党对共产党采取了政治招降和武装进攻的两手政策.由于国民党的根本目的是要中共交出军队和地盘,其对共政策最终陷入了政治解决不成、武力解决不能的尴尬境地.     

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创新与发展

在执政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来对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总结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牢牢把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条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始终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出了一系列执政党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使党始终成为团结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演变探究

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这一历程中关于执政方式问题的探索,我们认识到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执政,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和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长治久安。     

党的三次历史性转折及其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80年代风雨历程中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转折。党的三次历史性转折启示我们：坚定的革命信仰与信心是共产党人战胜困难的精神支柱，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战胜一切困难的群众基础与保障，加强制度建设是避免党的工作中大的挫折与失败的关键。对这三次历史性转折的分析与思考，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 正确地认识党，从而更加坚实对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条件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然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孕育期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这其中有党的群众基础、阶级意识、党的价值观、党的体制、党纲等"硬要素"和"软要素"的形成。党的成立既有三种政治危机促其产生,也有来自国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及基本经验

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丰富而成功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正确有效的政党制度。但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还不够成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就当前而言,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应抓住两个重点,即基层民主建设和党内民主建设。     

中国共产党建党起点问题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政党与政治发展》认为政党主要有三种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与整合危机。据此文章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的发展、新政治力量诞生和北洋政府政权合法性的丧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起点。     

唐山农村地区党组织建立的社会历史条件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由于唐山农村地区广大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不断增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唐山农村地区的传播,唐山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唐山近代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先进分子,为唐山农村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阶级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     

简论“无家可归”

技术、贪欲毁灭了人类的家。因而＂,无家可归＂已经成为了我们所处时代的人类的命运。真正的家是语言之道,有家可归只有从完成人自身思想的转变才能实现。这种思想的转变包括破除和否定技术的思想、破除和否定贪欲的思想与倾听、言说、听从语言之道等三个方面。     

毛泽东的中国梦

毛泽东的梦想就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他带领全党探索成功了一条先谋求民族独立、再谋求国家富强的实现梦想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道路和毛泽东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科学保障、正确途径和行动指南。在中华民族追寻中国梦的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圆梦的历史上,都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多党合作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艰苦奋斗的最终选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一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