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沂水”,儒耶? 道耶?——《侍坐》章质疑

与人教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第一册,将"春风沂水"的情怀解读为"正是儒家所向往的‘礼治’社会的景象,是‘礼治’的最高境界,集中而形象地体现了儒家的政治理想"。而笔者在教学中却每遇此段都颇有疑问——曾皙所描     

论苟子思想中的君、臣、民关系

苟子主性恶，法后王，隆礼义，思想颇具系统。其主要特征是主张礼治，其重要的内涵是重视君主。然苟子的尊君和法家的尊君不可视为同构，因为他根本没有离开儒家的基本立场，而是从儒家的重礼出发去尊君的。他的“君道”论，“君臣关系”论，‘‘臣道’’论足以显示它与法家的说法是迥然不同的。     

文言文教学岂可轻视文言?

一长期以来,如何处理文言文教学中"言"与"文"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困扰一线教师的大问题。钱梦龙先生曾于1997年提出这样的看法:"目前文言文教学最大的弊病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曰:有‘言’而无‘文’。""文言文首先是‘文’,而不是文言词句的任意堆砌"。而时隔10年,"言""文"关系一     

文言文教学岂可轻视文言?

一长期以来,如何处理文言文教学中"言"与"文"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困扰一线教师的大问题。钱梦龙先生曾于1997年提出这样的看法:"目前文言文教学最大的弊病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曰:有‘言’而无‘文’。""文言文首先是‘文’,而不是文言词句的任意堆砌"。而时隔10年,"言""文"关系一     

在不平等中追求正义——儒家“礼治”的另一种解读

儒家"礼治"对平等、正义的理解与构想,可为解决当前中国平等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脱节提供一种思路。儒家"礼治"精义一在于别,二在于仁,别指区分等级,仁指以他人为同类,推自爱之心以爱人。儒家认为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也是必要的存在,但不平等必须合理,不能过分,故儒家又"以仁和别",意图将不平等控制在"仁"的范围内,也即,儒家认可合乎正义的不平等,但反对不正义的不平等。当前中国社会两极对立问题的症由,不在于不平等太多,而在于不正义的不平等太多,儒家"以仁和别"的"礼治"构想,可为解决此一问题提供思路。     

浅析云南少数民族儒学家的民族思想

云南少数民族儒学家民族思想主要包括"‘大一统’的国家认同意识"、"‘无间华夷’的民族平等意识"、"‘用夏变夷’的文化认同意识"这三部分内容。在接受儒家传统民族思想的同时,云南少数民族儒学家又能结合云南民族实际情况对其进行调整,从而克服了儒家民族思想"两重性"、"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等传统缺陷,使儒家民族思想更具有包容性和民族立场的坚定性。     

中国古代是“人治”不是“法治”

目前学术界认为:中国古代在春秋以前没有公布法律条文,统治者可以随意断案,对“大夫”又是以“礼”而不用刑。是“礼治”即“人治”。春秋时,“礼治思想衰落,法治思想萌芽”,统治者逐渐公布了法律条文,开始按法规断案。战国时,法家“提出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主张”。从此,中国古代由“礼治”即“人治”进入“法治”。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一断于     

《孟子》思想对素质教育的启迪

中央民族大学李耀宗教授在论"传统文化与素质教育"时说:"传统文化之古,涵载着我们国家的‘国谱’.作为中国人,传统文化素养当作素质教育之‘基’,偏离此‘基’,素质教育必伤‘根本’:轻则导致畸形残缺;重则发生台湾吕秀莲数典亡祖那样的极端恶例."而<孟子>思想作为儒家道统的经典,无疑是中国文化的道统之声,它的文化素养对素质教育起着"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作用.     

儒家诚信观的当代传承与转型

近年来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诚信缺失现象,社会科学领域中众多学者从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哲学等角度对比进行研究。本文从哲学角度将儒家有关诚信的思想以叙述史的方法铺陈出来,以展示儒家诚信文化的历史和内涵,有力地回应西方思想界马克斯.韦伯、黑格尔、孟德斯鸠等人有关中国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等偏见。在此基础上,依据"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原则对儒家有关诚信的传统思想资源进行思索贯通,以现代人的实存经验达成对儒家有关诚信思想的理解,实现对儒家传统诚信观的传承与转型。     

治世天耶? 人耶?——析《荀子·天论》中的自然观

古希腊哲学家将自然作为独立探索和研究的对象,认为自然界是绚丽未知的,因此,对自然的探求是他们一直追求的目标。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则偏爱研究自然与人的相互关系。有的倡导天命不可违,以此求得民众的顺从和臣服,有的则强调"制天命而用之",强调发挥人的积极作用。在"天命所归"和"人定胜天"两种观点上,先贤们的分歧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自然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的思想和观点对今天的社会治理有着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应当善加借鉴和利用。     

先秦儒家"礼治"思想平议——以《荀子》与《礼记》为视角

在先秦儒家看来,礼治是谓一种理想的治国方略.但自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降,世人往往只看到其"吃人"、"亲亲"、"尊尊"等消极方面,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传统礼治所具有的标准性、明信性、仁爱性、协和性,中正性等积极特性,以及其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层面的价值,这无疑有待于学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之进行补偏救弊.     

风,热乎乎的

此文的亮点是"此时,我的心不再感到寒冷",它是"我笑了,老师也笑了"的内在依据。其中两个"笑"字蕴含不同,前者"学生因有‘乐他人所乐’之心而知‘感动’",后者为"老师因学生有‘乐他人所乐’之心而‘欣慰’"。此文还需要升格:"亮点"句出现后,还要给出"意象",将"温暖"立体化。     

多形式提高小学语文写作教学质量

写作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学生的写作状况却不容乐观。张志公先生说过:"语言教学在普通教育过程中恐怕算得上一个‘老大难’问题,而作文教学恐怕又是语言工作中的一个‘老大难’,也就是说作文教学是‘老大难’中的‘老大难’。"因此,有效改善学生的写作现状,是教师实施写作教学的当务之急。     

“教学”与“现场”的自由交汇

<正>当语文界有70多种"ⅩⅩ语文"的旗帜在高高飘扬时,特级教师李仁甫却另辟蹊径,从课堂的角度来研究语文教学,提出"生成课堂"新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对"课堂"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教室在用来进行教学活动时叫课堂。"他援引这一解释对"课堂"作了新的界定:"‘在用来进行教学活动时’是指特定的时间,‘教室’是指特定的空间。简单地说,前者强调‘现在’,后者强调‘场所’。而‘现在’与‘场所’"合起来表述,便是‘现场’。而作为课堂,自然是有教学任务的现场,所以对课堂最完整却又最简洁的表述,叫     

唱响数学概念教学“四部曲”

南京大学哲学系的郑毓信教授认为:"数学概念教学是数学课程改革深入发展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难点,教学时要淡化形式,注重实质,要由‘静态’的教学定义向‘动态’的生成过程过渡。"这段话充分表明概念教学是摆在数学教师面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发展的轨迹

1919年以前,叶圣陶把语文教学的目标拟定为"能读、能识、能讲、能写"。新文化运动勃兴之后,叶圣陶在语文教学中偏重"文艺品"。20世纪30年代,叶圣陶对语文有了更科学的定位,将"普通文字"与"文学"截然划开,在语文教学中强调"阅读和写作的训练",并将"写"定位在写"普通文字"和"应用文"。1949年叶圣陶在主持拟定《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时,首先提出"语文"这一名称,他解释说:"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     

“传主”与“座主”

丁志明老师的《（师说）几个背景知识的梳理》一文（《语文学习》2011年第6期）在谈到唐代儒家师道的衰微情况时说：“这种‘章句之师’是当时社会上一般人所鄙视的。另外．唐代上层社会所重视的师生关系则是科举制度下‘传主’与‘门生’的关系．是一种与政治利害密切相关的‘师’．也与韩愈所谓的‘传道之师’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宋玉林的从教之道

<正>"我从不卖弄‘校长腔’,我要求我的学校同仁对学生说话也要有‘谦和之气’,也就是说,要把我国儒家的文明、礼仪、博爱的传统思想贯穿于实际教学中,培养新时代的至诚至能至美的学生。"这是天津大港实验中学校长宋玉林接受《教育》旬刊记者采访时的开场白……     

人耶?仙耶?佛耶?——浅析《前赤壁赋》的哲学构成

宋人似乎不满足于对形而下的"象"的感知和表达,他们力图突破外在的"象",探索形而上的理性抽象的世界.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经学家,将先秦孔孟心得式的政治经验、道德经验作了系统完整的注疏和阐释,突破孔子的语录体、《易》的象数体,走向了逻辑思辨的浩大工程:理学.从某种角度而言,宋诗独辟蹊径,弱化了诗歌兴观群怨的传统功能,弱化了诗歌的抒情作用,转而说理谈玄,这未必都是为了规避唐诗强大的抒情锋芒,倒是暗合了宋人形而上的文化要求. 公元1079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谪黄州,由众望所归的庙堂重器变成了不合时宜的政治边民.仕途蹭蹬,家国抱负成空,年过不惑的苏轼对"经世济民"的儒家话语产生怀疑.     

儒法两家治国思想的变迁

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法家强调用法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即"法治"。儒家和法家所代表的政治思想代表了中国治国方略的两个方向,并形成了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两个传统。德治与法治虽然不同,但两者绝非对立,在经过历代儒家和法家学者的补充和发展后,礼法结合成为西汉的治国之道,并被后世王朝所沿用。离开了儒法两者的互补,就无法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社会治国模式的结构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