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讽方向上的阶级与阶层——中国古代民间讽刺诗与文人讽刺诗的区别

中国古代民间讽刺诗与文人讽刺诗(本文所论皆指政治讽刺诗)主讽方向的区别,必须从诗作者的阶级立场和在世界观指导下的创作观、创作目的,以及每个历史时期统治集团用以衡量文学作品的政治标准入手,对各种制约性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这些影响创作的主客观上的制约因素又受当时的文化大背景和讽刺创作的特有规律的影响或支配,因此,区别中国古代民间讽刺诗与文人讽刺诗的主讽方向,又不能脱离对创作时的文化背景和讽刺诗创作规律的探索。     

刘三姐传说与清代文人的“白日梦”

清代文人笔下的刘三姐传说展示的是传统社会文人们的“白日梦”。清代文人通过对民间流传的刘三姐传说的改编,在幻想中满足了成为民间歌王的“野心”,以及对传说中天才歌手刘三姐产生的“性的愿望”。清代文人对刘三姐传说的记述具有重要意义,但研究者又不能不注意到清代文献中刘三姐传说的记述者从个人趣味出发生发出的种种想象导致的民间创作面貌的改变。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能保证刘三姐传说研究的科学性。     

亚·德·霍普的讽刺诗探析

亚·德·霍普是20世纪英文诗坛为数不多的在讽刺诗创作方面取得成就的重要诗人之一。他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主张复兴讽刺诗的创作,并身体力行,创作了数量不菲的讽刺诗。霍普的讽刺诗按照其主题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具有评论时事性质,其锋芒指向人生百态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类则呈现出＂以诗论诗＂的特征,表达了诗人对诗歌艺术本身的关注和思考。尽管霍普的讽刺诗创作也有缺陷,但瑕不掩瑜,总体而言,他的讽刺诗可以说是充分地体现了这类古老的诗歌体裁包容性广、灵活多变的特点。     

是“参与”(参预)不是“参予”

现行高中语文课本(人教社1995年第2版)第五册《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一文有这样几个句子: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予、加工民意创作而取得的。”②“志人志怪小说也是文人学习、参予民间创作的成果。”     

论杜甫古体诗的讽刺艺术

杜甫的讽刺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诗歌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政治黑暗、社会动乱、权贵骄奢是杜甫创作讽刺诗的外在原因,有志难申、报国无门、颠沛游离是其创作讽刺诗的内在原因。根据创作手法的不同,杜甫古体诗中的讽刺类别大致可分为借事讽时、托物寓讽、以谀为讽和借古讽今四种。多种手法的运用使得杜甫古体讽刺诗的情感表达更加含蓄委婉,语言文字更加幽默辛辣,艺术技巧更为纯熟老到,从而使其具有更强的文学表现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言”与“不言”的吊诡——论抗战时期的文学南京

南京作为民国时期的政治中心，不同权力体制间的力量角逐对其文学风貌有着直接的浸染——不仅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于南京大力展开，“报国文学”创作、旧体诗词创作、“新进作家”的反抗创作等种种特殊的文学作品也同时涌入金陵城。“政”与“学”的冲突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中愈发激烈，由此，抗战时期的文学南京生发出“言与不言”的两条书写路径。一条是旅居于南京的外籍文人，他们以“他者记忆”的方式进行着情感真挚的南京书写，重启了市民文学的辉煌篇章。一条是以南京为文学起点的本地文人，他们奔赴异地，以“外乡建功”的方式实现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强有力开掘。     

“连珠体”的来龙去脉

从先秦《荀子·成相》篇一类音乐文学作品中演变出的"连珠体"形式被文人借用,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虽然依旧保留着定格联章的形式和政治教化的目的,但这种以"连珠"作比的定格联章的创作方式却失去了可以歌唱的活力。魏晋以降,这种缺乏活力的文人"连珠体"也渐次式微,但却在民间一直传唱,吸纳了元曲、明清俗曲等众多有益成分后,在民歌艺术中再次绽放。     

依“调”填词与词体的完型化

民间词无格律,格律是文人词特有的,是文人为应歌而采用的技术性手段。而格律的形成,又与文人“依调填词”中“调”的本位转移关系密切。文人开始作词时乃是依一定“曲调”填词的,而当广大文人参与歌词创作后,他们对歌词原生性音乐无法把握,又要求合乐可歌,故根据自己熟悉的、信赖的词体平仄“字调”填词。当这种按平仄字调填词成为文人歌词创作的主要手段时,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词体格律的定型,词体实现了完型化。     

寒食节的社会风情画

韩翃的《寒食》诗，在近半个世纪里被指认为讽刺诗乃至政治讽刺诗，但根据相关的历史事实、改火制度、民间习俗和作者个性特点等多方面的材料考证，它其实是一首描摹社会风情的诗篇，而对这首诗的误解有20世纪中期特殊的社会原因。     

从“八仙”的定型看通俗文学对传说的影响

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通俗文学的创作一方面来讲可能是源于民间的一些习俗、传说;从另一方面来讲,通俗文学又往往为民间文学的传播提供一个源头。八仙传说是一种流传甚为广泛的传说,它的产生来源于作家对文人奇闻轶事的夸张性记载,它的不断丰富则是民间与后代作家的合力。后代作家在参阅前人文献的同时,也在民间吸取了大量的传说等作为创作新的通俗文学的养料。而这种新的通俗文学的产生,又为民间传说的再次形成提供了底本。     

浦安迪“文人小说”理论探微

关于四大奇书的性质问题,浦安迪提出的“文人小说理论”有一定道理。浦安迪提出的文人小说理论认识到了作家或文人的创作是文学作品得以形成的关键因素,这就使被“通俗文学说”遮蔽了的文人的价值重新得到认可。     

新记《大公报》：从“文人论政”到“新闻专业主义”

学者们多将新记《大公报》视为“文人办报”的典型,将其性质概括为“文人论政”。“文人论政”传统确实对新记《大公报》有深远影响,但作为一份现代报纸,它的性质已经超越了文人论政这个话语体系,迈进到现代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范畴。从新记《大公报》的从业者角色定位和报纸功能定位两个方面来看新记《大公报》人论政而不参政,不与实际政治发生分外联系,不是启蒙者或政治家,而是职业报人;新记《大公报》奉行经济独立、政治自主的原则,以新闻为本位,言论公正,意见多元,其功能定位为独立的公共舆论机关。这正是今天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     

明代文人结社兴盛的政治因素

中国古代的文人结社发展至明代出现高潮,它的兴起、繁盛和衰落与多种因素有关联,其中政治因素,影响既深且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时局总是牵动着文人结社的发展进程,高层官僚雅好宴饮赋诗甚或直接参与社事,带动整个社会形成结社之风,激烈的党派之争促使文人结社变得更加炽盛,在总数、规模、管理、性质等方面都在向更高水平发展。     

论明清文人传奇的时代主题

<正>明清两代所谓传奇，专指在宋元南曲戏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长篇戏曲。明清传奇有文人创作、民间创作、宫廷创作之别，我们把文人创作的长篇戏曲称作文人传奇。通观全部明清文人传奇，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三大时代主题，即忠奸斗争，人性探索和历史反思。以下分别论述之。     

郁激相融的忧愤性审美情感基调——中国古代政治讽刺诗的审美特色

考察中国古代讽刺诗的审美情感基调(凡本文论及的基调均指情感基调),是研究中国古代讽刺诗审美特色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讽刺诗,特别是政治讽刺诗的情感基调直接影响着诗作的审美效果;直接影响着诗作的社会功能。本文就中国古代政治讽刺诗审美基调的主要内涵及其内在联系和基调的主要外露形式加以论述。     

闲人雅歌——论欧阳修对词的雅化

词起源于民间,本是伶工乐伎之作,随着文人的介入,逐渐趋于雅化。欧阳修以文人士大夫的身份进行词的创作。推动了词的雅化。本文从欧阳修的言情词,充满士大夫情趣的清雅闲适词,慨叹仕途风波、人生际遇的咏怀词和具有文人气息的民间词几方面来论述欧阳修词是如何体现创作主体高雅情趣的。     

《北宋词政治抒情研究》评介

《北宋词政治抒情研究》深入探讨政治抒情词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创作的内在动因,并对宋词政治抒情的演进与社会政治的对应关系予以系统的辨析与阐释,是对词学研究的重大拓展。通过翔实的资料和细腻的分析,对学界已有定评的问题予以补充和矫正。运用对比分析,探讨了北宋政治抒情词的多种抒情题材意象、表现手法及其艺术表现规律。突破人们长期以来关于宋词抒情性质的一般认识,引发人们关于宋词创作动力源泉问题的重新思考。     

回归“思想政治”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分析

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解释是思想政治教育观的具体反映,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会产生不同性质的深刻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分析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学科概念间的互相定义和学术逻辑,能够更清晰地思考、表达和交流,克服研究中的概念化、标签化现象和倾向;也为认识和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了入口和路径。     

“五四”主流话语的疏离与民间范示理性叙述——对赵树理创作的再认识

本通过赵树理与五四新学的关系研究，梳理作家对五四启蒙主题的传承，探讨赵树理选择疏离“五四”主流意识话语走向民间的可能性，以及在政治与民间的双重视野中，实现民族化、大众化的独特学价值。     

也谈“汉代文学自觉”

汉代文学不仅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明确的区分与认识,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而且形成了文学专业文人与创作队伍,明确了创作的动机,重视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及创作的价值,在各类文学体裁上有了重大的发展,标志着汉代文学已达到“自觉”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