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租房法律问题探讨——现代住房租住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住房租住制度是以住房权理论为支撑、以租者权益保护为重点并充分体现政府对个人基本人权尊重的一项制度,旨在确保弱势群体"住有所居"、"安居乐业"的目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主要通过立法、行政与司法等手段给予租者充分的制度性保护,以此完善住房租赁市场,打消租者"不安全"、"不稳定"的寄人篱下心理,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合理的住房消费结构,而政府仅对市场边界之外的人群提供住房保障。中国的房价之所以演变为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政府对房价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出现目前的尴尬局面,与中国现行住房制度未能有效吸收现代住房租住制度的理念不无关联。在中国住房制度未来的改革之中,准确把握现代住房权理念,确立租者权益保护法则,建立现代住房租住法律制度体系,完善住房租赁市场,无疑是一种必然而明智的选择。     

家庭规模对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家庭规模是影响家庭消费的核心要素之一,已有文献仅从消费量角度考察家庭规模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忽视了家庭规模对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结构的影响。本文的逻辑是,家庭规模经济既影响消费水平又影响消费结构,不同消费品的碳排放系数不同,因此家庭规模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碳排放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研究发现：①不同消费品存在程度不同的规模经济效应;家庭规模越大,人均消费越低;规模经济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单调的边际效用递减特征,规模介于2~4人家庭的消费量受规模经济影响最显著;②家庭规模对各类消费品在家庭消费中所占比例的影响不同,因此不同规模家庭具有不同消费结构,从而具有不同的碳排放水平和结构;③家庭规模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非单调的边际效用递减特征。基于上述结果,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人口变化趋势下,对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认识需要充分考量家庭规模因素,实施基于不同规模家庭的差异化消费政策,有利于引导能源合理消费,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三明市区房价持续上涨问题探讨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抑制房价增幅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三明市区房价持续上涨较大幅度.由于收入差距的存在,这将会使低收入家庭住房的居住能力进一步下降,也可能会扩大没有能力购房的群体,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对房地产是否"过热"和"泡沫"的担心.本文通过对三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的分析,阐述了房价上涨的原因,并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拐点论”引发的低收入家庭住房的思考

我国房地产价格自2003年开始升温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持续增长了近四年,直到2007年也是中国楼市历史上最疯狂的一年。2008年房价出现了曰落的现象但是房价依然较高,使得城镇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成为政府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从中国的房价现状入手分析我国房价高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了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的一些措施。     

家庭生命周期变动对住房市场需求的影响研究

为分析家庭的生命周期变动对住房市场需求的作用及影响程度,以大连市市内四区居民住房现状及需求调查数据为基础,依据人口学关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划分标准,对家庭生命周期细分市场的住房需求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其住房现状和对住房的需求率均有所差异,其中处于满巢期及其扩展期的家庭,是住房市场的主力军,而处于空巢期和鳏寡期的家庭,购房意向则相对较低.     

城乡家庭直接能源消费和CO2排放变化的分析与比较

中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家庭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不断增长.本文以1991年-2010年为样本期,对城乡家庭直接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的变化特征和原因进行分析,并对二者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表明,城镇和农村户均直接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以及总量变化,都呈现出以1998年为拐点的先下降后上升特征.原因在于1998年之前,直接能源消费强度下降与家庭规模缩小的节能减排效应大于消费水平提高的增能增排效应,而1998年之后,后者超过了前者.城镇和农村家庭直接能源消费结构变化促使户均直接能源消费CO2排放增加,原因在于电力的CO2排放不断增加.城镇的户均直接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一直高于农村,但差距正在缩小,原因在于城镇直接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直接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家庭规模缩小所产生的节能减排效应逐步增大,抵消了人均消费水平提高所产生的增能增排效应.     

公司现金持有量与股票横截面收益率:基于中国股市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国外学者分别从公司持有现金的预防性动机和市场时机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司现金持有量与股票收益率之间存在正的、或者负的关联.本文基于中国股市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公司现金持有量并不影响股票横截面收益率.我们认为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在于中国股市的不成熟,股市长期的同涨同跌使得公司面临的总量风险较大,公司出于预防性动机普遍持有大量现金,现金持有量因此不能反映出单个公司面临的风险大小差别.     

住房供不应求情况下的利率调节房价的新理论

我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正处于完成工业化、加速城市化阶段的发展中的大国。特殊的发展阶段和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我国面对的是每年1000多万城镇增量人口的住房需求;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改善性住房需求以及必须进行的旧城改造而导致的被动住房需求。基本住房需求、改善性住房需求和被动住房需求的叠加,形成了难以遏制的刚性需求,这是房价上涨的基本动因。政府为了控制房价,采用调节利率的宏观调控方法。此调控措施在取得了初步效果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浅析房地产市场暴涨的有效抑制

从扩大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和开征物业税两个方面探讨了加强调控、挤压房地产价格泡沫的措施,使得房价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从而让更多家庭能购买住房。通过开征物业税来均衡财富,从而抑制因房价暴涨形成的财富。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使大部分中低收入人群有住房的基本保障,最大限度地遏制炒房现象的发生。     

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消费结构优化

探索产业结构对能源消费结构的作用机制,并在测度中国30个省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基础上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在全国层面表现为正向效应,但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且省际能源消费结构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高度化能有效改善传统能源禀赋对能源消费结构的"负向锁定"。     

政府住房限购政策的实效性分析 ——基于斯塔克伯格博弈模型的研究

自2010限购政策实施以来,房价的波动引起政府及社会的广泛关注,为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让房地产回归"住人"的商品属性,通过构建涉及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及购房者三方的斯塔克伯格模型,分析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决策选择,分析限购政策实施后,房价降幅、住房需求量等因素对地方政府及房地产商效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会选择限购政策,房地产商会选择降价策略,并使降价幅度尽可能小;如果需求量和房价降幅在合理范围内变动,住房需求量与房地产商的效用呈正相关,与地方政府的效用呈负相关,房价降幅与房地产商的效用呈负相关,与地方政府的效用呈正相关。     

高新技术企业员工职业特征对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家庭亲善文化与员工工作—家庭促进为视角

通过对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662名高新技术企业员工的职业特征、工作—家庭促进感知、工作和家庭满意度、家庭亲善文化的调查,检验工作—家庭促进的中介效应以及家庭亲善文化的调节效应。统计分析发现:工作发展机会、工作自主性均会通过工作—家庭促进对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家庭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家庭亲善文化可以通过职业特征影响员工的工作—家庭促进感知;家庭亲善文化会调节发展机会以及工作自主性同家庭满意度的关系,家庭亲善文化的实施会增强发展机会以及工作自主性对家庭满意度的积极影响;而家庭亲善文化对于发展机会以及工作自主性同工作满意度的调节效应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证实。     

物业税、供求弹性与房价

本文在住房流量-存量模型基础上,考察了物业税、供求弹性对房价的影响.本文理论模型表明,当需求弹性小于零时,提高物业税将导致房价下降;当需求弹性大于零时,若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提高物业税将导致房价下降;若供给弹性小于需求弹性,提高物业税将导致房价上升.通过对1996-2008年全国33个大中城市住房市场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物业税对房价影响为负,对房价上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供给对房价的影响大于物业税和需求,在开征物业税和调控需求特别是控制投资和投机性需求的同时,应更注重增加供给;经济增长对房价影响显著,表明房价随经济增长具有上涨趋势,要加强时经济增长较快城市房价的调控;地理位置对房价变动影响显著,政府更应关注东部和中部城市房价的上涨.     

住房困难家庭对保障性住房的需求展开

保障性住房主要是针对住房困难家庭而言,第一就是要满足住房困难家庭对于住房的基本需求。而保障性住房的设计、规划、户型结构等,对于住房困难家庭而言是有一定的区别于普通商品房消费者对于住房的需求。     

家庭生活用能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家庭生活用能是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重要来源之一。通过对中国四川、陕西、重庆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家庭能源消费进行实地问卷调查,本文运用因素分解法（LMDI）分析了家庭二氧化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结构、家庭成员所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及环保意识等因素的关系。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和环保意识对于二氧化碳减排有积极的贡献,而家庭能源结构、家庭人口和家庭年收入对二氧化碳减排有负面的影响;其中家庭能源结构、受教育程度和环保意识对于二氧化碳减排有较大的影响。家庭人均年收入在不同的水平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不同：低水平（指人均年收入低于10000元）有利于二氧化碳减排;高水平则促进二氧化碳排放。最后,在分析有关原因的基础上,本文针对家庭生活用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西安市家庭碳排放特征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作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领域,特大城市家庭碳排放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西安市家庭而言,其低碳消费行为特征及关键影响因素与其特定的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特征息息相关。本文基于2015年西安市家庭能源消费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描述统计、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家庭户均年碳排放量为12 111.87kg,居住与交通比例为4∶1,其中生活用电占居住碳排放近41%,私人汽车则为交通出行碳排放最大贡献者。家庭属性、个人属性、消费行为、住房特征及周边公共服务设施等对碳排放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影响因素作用方向及效果存在差异,实证结果有利于为城市政府有效能源规划及节能减排管理提供理论参考。     

家庭债务与居民消费——来自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

基于2010、2012与2014年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一个纳入家庭债务的传统消费决定模型(LCPIH),以微观的视角考察家庭借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LC-PIH框架下,家庭债务对居民消费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即财富效应占支配作用,而挤出效应不明显;除日用品消费支出外,家庭债务对其余六项消费支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较高的家庭以及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反而较低,家庭债务对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较弱。     

农民工回乡建房的家庭福利效应——基于福建省农民工流出地的调查

居住是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他福利保障的基础。本文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回乡建房农民工福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方法,利用在福建省农民工流出地的问卷调查数据,评价农民工回乡建房的家庭福利效应;借鉴洛伦兹系数的计算方法,比较不同农民工回乡建房前后家庭福利差异。研究发现:回乡建房对农民工家庭福利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建房家庭之间的福利差异;但农民工家庭福利仍然低于中等水平,其中家庭经济方面的福利变差。基于提高农民工家庭福利的目标要求,应推进农民工就地城镇化,提高实际居住福利;加强对农民工回乡建房引导与管理,倡导合理适度的住房建设,减轻因建房所造成的经济负担;盘活闲置宅基地和住房资源,增加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比较建房前后福利变化可以较好地研判回乡建房对农民工家庭的影响,并有助于深化对此现象的理解,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房产税、地价与房价

本文分别对住房和商业房屋构建一个购房者、开发商和政府的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说明了房产税、地价与房价之间的关系。理论模型显示,提高房产税将降低房价,提高上期地价和房屋建造成本将提高房价。本文对中国33个大中城市1996-2008年的商业房产税数据检验发现,房产税和地价的回归系数较小。因此,不应对中国即将开征的住房房产税以及地价的作用进行过高估计。其次,东部城市房价主要由需求拉动,中心部城市房价主要由成本推动。因此,降低房价应因地制宜,不宜搞一刀切。最后,房产税与土地出让金不存在挤出效应。     

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城乡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2018年数据,采用二值选择模型probit,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家庭的创业决策及创业绩效存在的影响及差异。(1)从创业概率看,互联网使用均增加了城乡家庭进行创业的概率;(2)从创业绩效看,互联网使用提升了城镇家庭的创业绩效,但对农村家庭创业绩效影响不显著。(3)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互联网的信息获取效应、社会资本效应、融资获取效应对城乡家庭创业存在不同影响,其中互联网对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效应大于城镇家庭,而城镇家庭的信息获取效应、融资获取效应大于农村家庭。未来应注重互联网创业信息渠道的构建,减少城乡间的数字鸿沟,并重视互联网在维护社会关系网络和融资方面对创业的促进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