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与《大公报》

1926年9月,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组成的“三驾马车”,以5万元资金为本钱,盘购了旧《大公报》馆,新记公司大公报就此续刊.以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组成的新记公司大公报里,张季鸾主持笔政,是《大公报》实际上的台柱子和挂帅人物.     

旧大公报璧还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津旧大公报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复刊。不久,有一位李先生来社说:他收藏的一整套旧大公报,自创刊号直到“七七”事变后停刊,一份不缺,被日本人强迫买去。如能找回,他愿意送给大公报社。这无论对旧大公报,还是为了保存历史文献,都是一件大事。旧大公报自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光绪廿八年五月十二日)创刊,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停版,有三十五年的历史。从政治立场、经济背景和经营管理上截然分为三个时期:英敛之时期,王郅隆时期,和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时期,前两个时期的旧报,因为两次易手,旧大公报社自己也没有保存下来。我在一九二八年到旧大公报当练习     

《大公报》的经营管理方略初探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走过了不平几的一百多年。百年是一个传承、变革的过程,其中新记时期是其影响最大、成就最辉煌的时期。吴鼎昌坚持资金独立,张季鸾提出“四不主义”方针,胡政之坚持“营业与事业并行”的理念,开启了《大公报》的华丽篇章。     

新记《大公报》初创时期的社评探析

创刊百余年的《大公报》经历过众多历史阶段,曾分属不同报人或办报团体,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的新记《大公报》将这张百年老报带向了辉煌。复刊初期的《大公报》以“敢言”著称,以张季鸾为核心人物,由胡政之、吴鼎昌组成社评团队,及至后来加入的王芸生、徐铸成、李纯青、曹谷冰等人,都是通过《大公报》社评来反映自身对时局的态度和表达他们所代表的丈人立场。本文拟从新记《大公报》在1926年9月至1928年9月期间的社评中,总结出该时期《大公报》的立论基础和写作特色,并折射出《大公报》一批丈人所坚持的“文人论政”思想。     

《大公报》的“三驾马车”

新记大公报的初期，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经营组织、张季鸾的评论文章是其三大基石。三人间的互相配合与他们开创的经营编辑模式，为后来《大公报》向全国扩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胡政之在１９４３年写的《回首一十七年》中提到：“先是我等三人决议之初，约定五事：（一）资金由吴先生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二）我等三人专心办报，在三年之内大家都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三）我和张先生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须由报馆送与相当股额之股票。（四）吴先生任社长，我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先生任总编辑兼副经理。（五）由三人…     

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的旧大公报

新记公司旧大公报的经营—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一时期的旧大公报,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三人合办的。在他们三人合办以前,旧大公报早于一九○二年创刊。创办人英斂之经营至一九一六年转售与王郅隆,王家接办后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停刊。中断了九个月,由吴胡张三人按办,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续刊。为了表明吴胡张三人合办的这个企业不同于英斂之,王郅隆先后经     

港岛“新闻骑士”——记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卓有影响的一家大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1926年,胡政之、吴鼎昌、张季鸾接办后,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方针,励精图治,使该报名噪一时,并于1941年在重庆获得美国密苏里学院新闻奖,这是国际新闻界授予中国报纸的一个很高的荣誉.此后《大公报》江河日下,大际的《大公报》先后停刊,原有的《大公报》,仅剩下香港《大公报》一家,开始了新创业史.     

大公报:张季鸾笔下的中庸主义办报之路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以来,历经百年沧桑遽变,至今屹立。《大公报》发展的四个阶段足以证明它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具有难以企及的代表性。本文以1926—1949年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合力复刊《大公报》的23载为研究视角,在对报纸整体的性质的认识上,避开了前人研究中老生常谈的窠臼,有了新的认知。     

张季鸾的风范

张季鸾是中国新闻评论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新闻生涯丰富多彩,先后或参与或创办或主持过《夏声》杂志、上海《民立报》、北京《民立报》、《大共和日报》、《中华新报》、《新闻报》、《大公报》的编辑工作。尤其是在1926年和吴鼎昌、胡政之接办《大公报》后,主持《大公报》言论达15年之久。1941年《大公报》获得殊荣,被授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外国报纸奖,这是对张季鸾先生最好的肯定。1941年9月他去世时,周恩来、邓颖超曾送挽联一副,上联是:“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对张季鸾先生赠予了“模范”的高度评…     

微记录

正@观史察人:《大公报》曾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而著称,老板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每天到报馆阅读重要新闻。他们商量一下就决定当天社论的内容。然后让王芸生执笔,写好后稍作修改,一篇社论就出来了。张季鸾说,我们《大公报》的社论只管24小时,第二天就可以擦屁股了。而共产党人陆定一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时,明确说,我们的社论十年以后还要经得起审查,不能只管24小时。     

中国近代民营报业经营方略（下）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创办人是英敛之。到1916年9月，英敛之把《大公报》售与王郅隆、王接办至1925年11月27日停刊。9个月后、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组成“新记公司”、决定接办曾红极一时．如今却因经营困难而巳停刊的天津《大公报》。“新记”是标志与前《大公报》的区别。     

“大公报社新记公司”从成立、发展到消亡

“大公报社新记公司”从1926年至1949年共经营23年。它实际上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办的。在他们三人合办以前,《大公报》早于1902年创刊。创办人英敛之经营到1916年转售至王郅隆,王接办后于1925年11月停刊。中断9个月后,由吴、胡、张三人接办,于1926年9月1日续刊。续刊后,报名虽仍称《大公报》,但实际上已改由新记公司经营了。     

报人张季鸾对新记《大公报》影响探究

现代学界对新记《大公报》的成功主要归结为三点: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管理、张季鸾的笔。本文意在通过研究新记《大公报》时期张季鸾其人、其办报思想以及张季鸾所取得的成就,揭示主笔张季鸾在此过程中对报纸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浅析新记《大公报》的发展成功之道

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在其专门设立辞条的近代以来105位新闻界杰出人物中,有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杨刚、徐铸成、费彝民、范长江、萧乾、蒋荫恩、孟秋江、陆诒、彭子冈等12人,其事业的成就与一份报纸相关联,这便是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于1926年接盘续办、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新记《大公报》(以下简称《大公报》)。     

浅析吴鼎昌对新记《大公报》的贡献

<正>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被称为新记《大公报》的“三驾马车”。但从有关历史的记载来看,相对于胡政之和张季鸾明确的报人身份和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较高的地位,吴鼎昌的报人身份没那么明显。有关吴鼎昌的记载多出自《中国十银行     

从张季鸾新闻思想看报刊时评的重要性

新记《大公报》的成功在于张季鸾的笔、胡政之的经营和吴鼎昌的资本.其中最具社会影响力的莫过于张季鸾的时评.张季鸾先生作为新记《大公报》的主编,之所以能将一份民间报纸推向社会舆论的前沿,与他重视言论的办报理念、对社会尽匡导之责的办报精神是分不开的.分析张季鸾新闻思想,透视出时评对报刊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性.     

香港回归以后──访《大公报》总编辑曾德成

没想到,我要求采访的对象,邀请我共进午餐。我和老同事尹任先（《大公报》原总经理）、老校友赵泽隆（《大公报》原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一起,从香港大公报社走到餐馆预定的座位。这时,曾德成和夫人叶桦早已在等我们了。我是第一次见曾德成,但报刊上早就见到过他的文章和照片。他清秀挺拔、年轻力壮,才40多岁。叶桦更显得年轻,她是《大公报》英文版编辑。尹任先伸出三个手指,笑着对她说：“像30岁。”我送给曾德成一本我的作品选《半世纪前的大震撼》,里面有七八篇《大公报》用过,还有一篇记者生涯,专门写在《大公报》实…     

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的旧大公报

关于旧大公报的历史,我們曾經将自从英斂之于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創刊这个报,到王郅隆及其后人手里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停刊的一段,統称为《英斂之时期的旧大公报》(登本刊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第二期)作为前段整理出来了。現在继续談的是吳鼎昌,胡政之、张季鸞三人經营时期的旧大公报。这是后段。这一段历史,是从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天津续刊,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以后于六月十七日在上海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共約二十三年的历史。     

我国追现代报刊的发展与公关领域的建匏——以新记《大公报》为例

“公共领域”是指从市民社会中产生,介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公共空间集群。新记（《大公报》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主持下,不断献言献策,并对官吏进行监督,丈人论政可视为“公共领域”的一种存在状态。本文以《大公报》为例,试析我们近代报刊的发展对建构“公共领域”形成的促进作用,希望能为当下媒体的发展提供借鉴。     

浅析新记《大公报》的民生观

新记《大公报》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独具风格的民营报纸。以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等为杰出代表的新记大公报人所不懈追求民生观的办报理念,铸就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营报业的辉煌,开辟了我国新闻界对民生新闻探究的道路,它作为中国新闻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民营报纸之一,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