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与背离——关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纯诗理论”的思考

中国20年代“纯诗理论”始终处于悲剧性境地，追求与背离共存，它永远无法超越自身。将中国20年代纯诗理论与西方纯诗理论进行比较，体察二的内在冲撞，探究其深层原因可获得最大视角上的化内涵。     

"典型"理论在20世纪40年代的探讨与发展

典型理论是现实主义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典型”与“形象”理论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艺界得到了深入细致地探讨，解放后学理论教材中对典型理论的种种规定，其基本意义仍然是40年代理论研究成果提供的。     

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大众化浅析

大众化运动和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工农兵文学,强调"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工具论路线和"向工农兵学习"的指向,作家与读者构成"学生"与"先生"的关系.这一关系直接指向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即接受工农兵大众的语言习惯,极力迎合工农兵大众的趣味.     

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主潮

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形态走向成熟的时期，该时期文学理论形态大体可分为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两大类型，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是这个时期的理论主潮。     

翦伯赞20世纪40年代所透视的爱国主义史学观念

文章探讨了老一辈马列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在民族危机冲撞下的20世纪40年代的爱国主义史学观念，着重从总结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坚定抗战必胜信心，总结历代反时侵略的民族战争的经验教训，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封建史学和以古讽今、揭示蒋家政权必亡的历史命运等四个方面来加以论述；并且高度评价翦伯赞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史学家，在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和促进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并以此文来纪念史学大师翦伯赞逝世35周年。     

论20世纪40年代初河南灾荒的特点

20世纪40年代初,河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大灾荒,旱、蝗、泛、疫多种灾荒接连发生,历时两三年,遍及全省,造成200万—300万人死亡,是中国近代灾荒史上最严重的灾荒之一。此次灾荒范围广,具有并发性、连续性、积累性等。     

战争的思虑与自我的探索——穆旦20世纪40年代诗歌初论

在穆旦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中，对于战争的思虑和自我探索是主要组成部分。穆旦的战争思虑源自20世纪40年代的现实战乱但又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空，穆旦笔下的自我具有鲜明的与传统迥异的特征但又深刻地体现了传统与现实的制约力量。     

20世纪40年代中国史学的演变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史学呈现出两大演变趋势：一是各派史学的融合互流；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这既是学术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抗日救亡的需要。这种演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史学的格局，对以后的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梅娘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

梅娘 2 0世纪 40年代的小说在高扬人道主义的同时显示出显著的女性意识 ,它关注女性 ,同情女性 ,为女性的命运思考呐喊 ,寻求女性解放的道路 ;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男性中心主义进行了解构。与此相应 ,她的叙事风格也有着较为突出的女性主义文本特征     

中国化“纯诗”：一次艰难的文化之旅

“纯诗”是“性灵”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它追求“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美不言”的至高审美境界,纯粹美的艺术理想。20世纪中国诗歌在法国象征主义“纯诗”那里找回了自己民族纯艺术传统的文化记忆,目的却多在寻找合乎现代性要求的、新诗形式建构的多种可能。中国化“纯诗”的时代命运表明,新诗回归文学本体之路,是20世纪中国诗歌一次颇为艰难的文化之旅。     

试论“纯诗”理论与“国民文学”的深层悖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纯诗”理论的提倡者们如穆木天、王独清都曾试图指出他们的“纯诗”主张与自“五四”以来的“国民文学”理念并无矛盾。他们的这种辩解固然具有一定理论上的合理性,也反映了他们跻身“新文学”主流、获得“合法性”的强烈愿望,但是,“纯诗”与“国民文学”在语言取向、审美取向、价值取向等诸方面都具有难以规避的深层张力与深层悖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新文学家旧体诗复兴及其成因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新文学家创作发表了大量旧体诗.本文即对这一现象的成因进行探讨:首先是新诗与旧诗本身形式艺术上的差异;其次是当时的文学潮流和社会背景有关;再次,还与新旧诗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上的差异有关,旧体诗的唱和、题画功能为新诗所不具备.因而,旧体诗在四十年代的兴盛可以看成是必然的存在.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探险者"——论20世纪40年代"九叶诗人"穆旦

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九叶诗人"之一穆旦则是重要代表者.他的诗歌从主题到体式都充溢着一种鲜明的现代意识,既有可贵的社会价值,更有永恒的艺术价值,达到了社会和个人、功利与艺术、时代与自我的有机统一.     

诗观与写作的悖离——穆木天的“纯诗”理论与写作实践

在穆木天的文学生涯中,有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在日本期间由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向,其诗歌作品是写于1925年的《旅心》,其理论作品是写于1926年的《谭诗》这篇长文。前者表达的是模糊诗观,后者则是明确诗观。《谭诗》中表达的明确诗观主要涉及三个层面:诗歌的本质,诗歌写作的基本理念与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而其核心的概念即是他主张的"纯粹诗歌"("纯诗")。但在实际上,穆木天的诗作只动用了他诗学主张的第三方面,即他自己提倡的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在他的诗作与诗观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悖离。     

学术与诗歌的现代融合——黄遵宪“经世致用”与“诗歌之用”论

黄遵宪以先知者、启蒙者的姿态在其人生目标追求中始终贯穿“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并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之下提出了“诗歌之用”。黄遵宪“经世致用”的学术核心与“诗歌之用”究竟凸显了什么现代价值？有何深刻的影响？对于此类问题的考察不仅有助于人们准确而深入地把握黄遵宪文化思想与诗歌理论的内涵,而且能够让人们更为切实和开阔地理解晚清的文化、文学向现代转型变革的艰难性与复杂性。     

先秦"说"诗与儒家诗"说"

过去，谈论先秦儒家诗学比较注重其伦理性内容，其实从孔子到孟子以致汉代的董仲舒，他们对《诗》的读解有比较浓厚的解释学思想。而这一思想是建立在春秋说《诗》“断章取义”的社会风气上的，当时赋诗者借《诗》言志，听诵者借诗以“观”志，这里的“志”是赋诗者所言之“志”，而非作诗者之“志”。赋诗行为的听者与诵者双方，所凭借的是“以类取，以类予”的思维方式，“类”即是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引譬连类与感发志意)。在战国时期赋诗的语境不再存在，孟子针对“断章取义”之不足提出“以意逆志”的说《诗》方式，但“断章取义”在说《诗》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故有论者提出“诗无达诂”的阐释方式。     

论奥登与杜运燮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

奥登在上世纪30年代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状况和战争的诗歌,以中国抗日战争为背景写下十四行组诗《战争时代》。与奥登相似的政治时代背景使杜运燮在奥登诗中找到情感的共鸣,上世纪40年代中国诗坛的状况使他借鉴奥登表现时代主题的诗歌技巧和语言特色,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将现实与艺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杜运燮对奥登诗歌的成功借鉴,对纠正上世纪40年代新诗的不良倾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新诗现实主义发展思考

章以20世纪中国新诗遵循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诗创作为背景，重新审视了不同历史阶段一些诗人诗作的社会及美学价值，认为新诗现实主义在与西方的间接对话中首先选择的社会化启蒙出发点，不仅让它一开始就背上了沉重的思想意识形态使命而远离艺美学的纯粹，其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也未能使之完成自身独立品格的建构，关注现实主义诗本体发展应摆脱单调，封闭的现实主义诗美原则，将现实主义诗创作从一以贯之的“超我”姿态地回人间烟火之中。     

对1990年代诗歌主体“祛魅”的学理反思

1990年代诗歌的＂失魅＂,与诗歌写作者在诗学立场上对诗歌主体＂祛魅＂密不可分。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主要是从主体的人称指代、主体的价值功能、主体的文化人格、主体在诗歌中的呈现方式四个方面,分别对诗歌主体加以＂祛魅＂的。这四点＂祛魅＂本身有其合理性和建构意义,只是由于对其的极端化和绝对化处理,甚至扭曲和丑化,才成为了导致1990年代诗歌＂失魅＂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