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且还是一部杰出的学作品，对我国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学的开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作，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论当代人写当代史

史学界有一种非常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当代人写当代史不能保证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从中国史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代人写当代史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晚清民初,思想界对于民史、君史、国史、党史关系的讨论,彰显了当代人写当代史在理论领域的与时俱进,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撰实践的得失也表明当代人写当代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中最大的启示是设立国史馆。     

论《史记》中的“宣汉”思想

《史记》中体现了司马迁强烈的宣扬汉德之情。这在《史记》表明著史目的的自序和其他篇章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达。“宣汉”思想是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愿和对史索职责更深层认识的结果。是史学实录精神的要求，也是他内在思想的逻辑旨归和进步史观的必然结论．     

于无声处听惊雷——《荷花淀》教学漫谈

据说曾有人问过沈从文小说该怎么写．沈从文的回答是“贴着人物写”．此答案颇含传统史学家“实录”的概念：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前几时偶又翻得孙犁的《荷花淀》，发现他亦谙此道。与他同时代的革命小说家——确切地说．“革命宣传小说家”更合适些——现在多半走人文学史成为标本者居多．独有孙犁的虽打上“革命”标签的小说至今尚能让人回味深思．存有生气．恐怕也与他作品中的相对实录有关。     

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秉笔直书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着十分深厚的史学传统,史学著作汗牛充栋,史学人才群贤辈出。早在中国史学开始兴起之时,“秉笔直书”就是史家所遵循的记事原则。中国古代史学自司马迁《史记》被誉为“实录”之后,存实录、写信史便成为大多数史家追求的目标。1、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灵公非常骄横,他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行人,以此取乐;他的厨子因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厨子杀了。对晋灵公的胡作非为,国相赵盾屡次谏诤,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杀赵盾。赵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难。这时,族弟赵穿将昏庸残暴的灵公弑杀于桃园,然后…     

略论司马迁的民俗观

司马迁一生游历遍中国,他以雄厚的历史积淀和对各地的亲见亲闻,谱写了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史记》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的杰出成绩有目共睹,学者们在这些方面也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关于其中丰富的民俗学思想人们却涉及不多.笔者认为在《货殖列传》和《乐书》两篇文章中有着大量的民俗学内容.本文将从经济民俗、地理民俗、礼乐民俗方面来探讨司马迁的民俗观.     

从“民间闾巷”到“名垂史册”——《史记》社会底层人物形象探析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学与文学价值璀璨古今.司马迁开创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修史笔法,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描绘时代更迭中帝王将相的事迹的同时,大胆突破以往史书的惯例,为处于历史边缘、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物立传,对他们进行褒贬奖掖.《史记》社会底层人物形象类型丰富、个性鲜明,具备典型性、代表性.司马迁不惜笔墨,以赞扬为主,为这些“小人物”立传,这也是成就其“一家之言”修史宗旨的创作实践.     

《史记》的“怨”、“愤”与“实录”

司马迁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赋予《史记》"怨"、"愤"的情感,同时,他又秉承了古代史官"实录"的优良传统,将如实记录历史事件和抒发个人情感极佳地结合起来,使《史记》成为一部独具特色的史学巨著。     

司马迁引易原因及表现形式

"易与天地准"的历史思维是司马迁史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原因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周易》方面的原因,一是司马迁方面的原因。《周易》自身的属性与它在秦汉时期的地位使《周易》思想成为司马迁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司马迁的家学渊源与易学流派等是司马迁形成"易与天地准"历史思维的重要前提。"易与天地准"历史思维主要表现为对《周易》原文与易理的引用。     

司马迁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文运事,用文学之笔塑造历史人物成为典型形象,从而创造了中国传记文学,因此,司马迁又是一位文学家。司马迁是创立中国文学理论的先驱者,语言巨匠,散文大家,他所写的史传人物是实录而不是虚构,但他做到了史笔与文笔的交融,对史传人物生活细节的遥情想象,高于生活,仿佛虚构,而合于实录之度,因此《史记》人物不是小说人物。     

论王充天论的神学本质

王充哲学并非传统所认为的唯物主义哲学或无神论,王充的天道自然观本质上是一种神学理论,与他另一重要思想命定论异名同谓,是命定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王充虽然用天道自然观批判否定天人感应论,但他在天道自然观的基础上建立了另一种天人感应观。因此,王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其思想并未摆脱汉代总体的神学思潮,而是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真美"--王充美学思想述略

"真美"是王充美学思想的核心概念,真是美的基础和前提,必真而后才有美.王充之真是能被经验证实的真,以及基于其上的思考、推测和判断之真,因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真美"是王充的审美理想和批评尺度.由此出发,王充否定文章中的语言夸饰,文章语言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作者的审美想象力尚未获得独立的位置."真美"贯彻到"文"心"同题上,王充要求主体内在思想情感必须"实诚"不伪,文章则应真实地传达自我的思想情感,文是自我的客观化,王充重视文章的独创性,并视之为艺术美的源泉和文章生命之所在.     

论王襞的不犯妙手与他的自然之道

王襞在王守仁、王艮以及历史上王充和玄学家们的思想影响下,大力倡导自然人性论。他认为天命之性就是自然之性,主张自然之谓道,提倡顺应自然天性;认为良知当下现成,不假工夫,所以不犯妙药手,提倡无为之学：他综合了王守仁、王艮等人的观念,认为良知刚健中正,纯粹至精,反对用智之私,倡导不杂纤毫意。     

论王充与王符文风之不同

王充和王符作为东汉前中期代表性的散文作家,在文章风格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为:王充文章气势雄健,王符文章则显得阐缓;王充文章论述详尽,因此显得繁复,王符则注重剪裁,论述时例证繁简适当;王充文章散句为主体,偶有骈句;王符文章则骈句较多出现,骈俪化程度明显加强。王充和王符文风之不同,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王充创作意图在于批判现实中的"虚妄"之言;而王符则更注重文章的经世致用,以此来警醒当世统治者。二是王充性格充满豪侠之气,表现得自信张扬;而王符则带有孤傲之气,表现得含蓄内敛。三是两人所处不同时代造就了不同的士风和文风,这些都影响到两人的散文创作。于此,亦可见东汉前中期散文嬗变之迹。     

再论王襞的自然思想

王襞在人性问题上,受王阳明、王艮以及王充等人的影响。他主张人性天然,提出“自然之谓道”的思想,反对在人性上着力。在良知的问题上,王襞认为良知本自现成,纯粹至精,杂纤毫不得,所以他倡导“无为之学”。此外,王襞还认为良知或道都是至易至简之道,所以他倡导平常本色,提倡“平常”与“省力”。     

张翀谪戍黔中事迹考略

张翀因弹劾严嵩不法而被谪戍贵州,与王阳明不同,张翀没有在谪戍途中遇到凶险,不但携全家远赴戍所,而且一路游山玩水,绕道家乡到达都匀.如王阳明龙场悟道一样,张翀亦独坐都匀龙山石室而悟道,撰写了《浑然子》,学问大进,龙山静悟,为明代心学再添一笔;张翀与当地官员和士人广泛交游,开门授课,为都匀文教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张翀...     

现代史家刘节史学思想的根源探析

作为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刘节不仅在中国上古史、中国史学史等诸多领域卓有建树,而且其史学思想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相比亦颇具特色。他一方面追随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的步伐,在结合新时代特色的基础上提出了史学介于科学与艺术之说,强调治史要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同时又在温州乡贤的影响下,积极对浙东史学的宗旨及传统领域加以维护与拓展。     

王充"仕数不偶"与汉代的选官制度

王充是东汉时期的一位优秀知识分子，勤奋好学、积极进取，在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察举选官盛行的东汉时代却“仕数不偶”。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应是王充的个人条件不符合汉代仕进制度的要求。     

王充论"命"

王充在继承前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用元气、星象、骨相这些物质的东西来解释“命”,主张偶然的禀气决定了必然性的“命”;而从另一角度,他又认为偶然发生的任何变故,又都是必然性的“命”决定的,最终陷入了机械的宿命论。     

名教出于自然——王弼哲学话题刍议

王弼一方面对着经学家讲,改变权威主义话语方式;另一方面接着王充讲,拓展自然主义话语方式。他开辟名教与自然关系、有无关系、言意关系等新的话题,奠定了玄学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名教出于自然,无或自然为万有的本体,主张用＂得意忘象＂的方式把握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