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乌台诗案”述评

据《宋史·苏轼传》记载: (苏轼)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何正言(臣),摭其表语,并谋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这段不足八十字的正史,记叙的是距今九百多年前的北宋神宗朝,杰出的文学家苏轼“坐作诗讪谤罪”,被御史台关进监狱,酿成我国历史上闻名千古的文字狱“乌台诗案”[1],只是,记叙太简单了.乌台诗案的档案材料,南宋蜀人朋九万手录付刻,成《东坡乌台诗案》,其他还有周紫芝的《诗谳》,清人张秋水编纂的《眉山诗案广证》,今人陶道恕著的《乌台诗案新勘》等书,才使乌台诗案的真象,得以大白于天下,流传至今. 起因:新旧党争,种下祸根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是一位文学天才,同时也是一位关心人民疾苦,较稳健的政治革新家.正因为如此,他的政敌才从他的文字入手,有意陷害他.乌台诗案的起因是较复杂的.宋神宗赵顼,是一位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国君.熙宁二年(1069年)他任命王安石为相,实行变法.苏轼早在宋仁宗时,就曾上书言事,提出改革吏治的主张,但他与王安石的新法主张有所不同.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上书神宗针对新法,提出不同政见,王安石非常不满,支派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从此,苏轼与变法派结下不解之怨,受到变法派的排斥.由于在朝中十分孤立,苏轼请求外放,先后出知杭州、密州和徐州.在这段时期,他长期亲民,深知民间疾苦,在执行新法时,“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政绩斐然.同时,他对于新法的弊端,又寄物托讽于诗文,“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于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宋神宗由变法转为改制.但是,混入新党的一批奸佞小人,仍然窃据要津,他们把变法改制蜕变成专门打击陷害异己的政治角逐,对政绩昭著的苏轼,唯恐其还朝受重用;对苏轼嘲讽新政的诗文,更是恨之入骨,因此,这批奸佞小人,常思伺机报复,置苏轼于死地.应该说,政治上苏轼为政敌所不容,文字上又授人以把柄,这便是乌台诗案产生的原因.     

苏轼和“乌台诗案”

有一次,电视台举行知识竞赛。一道赛题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是谁的名句？”选手答：“苏轼。”主持人判定：“错,正确答案是苏东坡。”主持人的判定不妥,引在这里不过是想说明：苏轼别号苏东坡。他的别号比名字更广为人知,这个别号牵扯出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前后的苏轼

宋神宗熙宁十年至元丰二年(1077——1079),苏轼先后被差任徐州和湖州的知州。在此期间,其讥讽新法的诗文视杭、密时期已大为减少。即使表达对新法及其推行者的不满,批评锋芒已大为收敛,时常流露出无力逆挽的莫可如何之心情;而其合理建议不被重视的牢骚,对二十年仕途经历     

乌台诗案与苏轼词风新变

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因诗歌创作得祸的苏轼,从此产生了畏祸心理,但其深沉的忧畏心理又与他天性敞亮的个性特征、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相冲突,这种外部压迫与不能自我抑制的双重心理作用,使苏轼不得不将其创作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他视为无碍的“小词”.正是这种创作心理的转换,苏轼将他复杂深刻的人生感慨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转化为美丽的词章,进而为中国的词坛营造了一片自由而缤纷的天地.     

乌台诗案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此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审理,所以称为"乌台诗案"。     

从“乌台诗案”看苏轼应对苦难的人生智慧

苏轼作为一代文豪,他词作中突出的乐观旷达的精神赢得了众多学者的赞扬。纵观苏轼的一生,特别是经历过“乌台诗案”后,儒家理想的破灭、与亲朋的离别等种种苦难无疑给苏轼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苏轼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用智慧巧妙地化解了这种悲伤,他的人生智慧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是不朽的精神宝藏。     

论“乌台诗案”后苏轼词旷达背后的心理实际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点,它对于苏轼词风格的转变起到了突出的作用,经历这一劫难后,苏轼前期绝对的乐观与旷达已经沾染上了更复杂、更深重的情感意蕴.不懈追求儒家理想却不可得的痛苦、思念亲朋却不得厮守的孤寂、时光宝贵却匆匆易逝的凄凉,在苏轼“乌台诗案”后的词作中相互交织,不容忽视.     

政治漩涡中的士人心态对苏轼“乌台诗案”诗文的政治文化解读

由于士人与政治间的密切关系,土人心态必然包括大量的政治内容。乌台诗案是北宋时期发生的一起文字狱,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它不仅在当时有重大影响,也为后人研究士人政治心态,特别是苏轼的政治心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人点。苏轼是士人群体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心态颇具典型性。乌台诗案构成苏轼政治心态演变的转折点。透过苏轼在诗案前、中、后的大量诗文,可以对苏轼政治心态及其变化有较全面的了解。苏轼的政治心态及其演变表明,在道、王夹缝中求生存的士人,其政治心态中存在着难以排解的紧张与焦虑。这是传统社会下,士人无法摆脱的命运。     

试论《石钟山记》与“乌台诗案”的联系

人们历来认为《石钟山记》的主旨是提倡探索真理、亲身实践精神,但却忽视了它深层的影射含义。实际上苏轼写《石钟山记》的真实意图是直指"乌台诗案"的。《石钟山记》是苏轼遭贬后的含蓄反抗。"乌台诗案"中,苏轼因别人主观臆断其诗而蒙罪,《石钟山记》正是苏轼对主观臆断者的嘲讽。     

乌台诗案相关史实辨证

因信息的来源、讲述者的态度、讲述时的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宋人(包括苏轼本人)对乌台诗案发生时具体情形的描述产生了差异。把苏轼在不同情境中的自述、宋人笔记所载相互对照,参以宋代法律条文,可以辨识相关记载的可靠性,并探知产生差异的原因。     

试论“养气”说对苏轼词创作的影响

"气"作为传统文化之根、文论之根,传承的不仅是民本理念,更是兼具儒家文学批评对完美人格的追求。苏轼词的创作承继了传统文论中"气"的精华,广阔浩然之正气,一展词作的旷达豪迈;闲适自得之养气,尽显词风雅量高致。     

遥远的诗案——乌台案中的苏东坡

该通过乌台案的来龙去脉及原始资料的引论，阐述了人中的心理桎梏，忌才妒能对品、人品的决定性作用，展示了灵魂的震颤与搏斗。人作为一个整体，其长处短处优点弱点，影响着个案的公正判定，关系着事件的是非，——当然，这些早成了历史的落定尘埃，但做为人的精神之河，流淌在今人中又有多少积淀?     

试论苏轼诗中的“理趣”

唐诗主情,以韵味胜;宋诗主理,以意趣胜。这一点,历来已有定评。这里所谓“意趣”,就是“理趣”。清代的诗评家沈德潜说:“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国朝诗别裁·凡例》)钱锺书先生进一步指出:“盖谓词章异乎义理,敷陈形而上者,必以形而下者拟示之,取譬拈例,行空而复     

试论苏轼的“行云流水”创作观

“行云流水”创作观是苏轼创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它是受我国古代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是苏洵“风水相遭”说的继承和发展。“行云流水”说强调创作更有灵感,要能写出客观事物的千姿百态美,它追求的是一种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此说强调了创作主体的修养和作用,在今天仍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科学价值。     

"乌台诗案"是王安石所为? --对李国文先生《乌台诗案》一文的质疑

1997年第3期<随笔>杂志发表的李国文先生的<乌台诗案>一文,关于"乌台诗案"与王安石的关系,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等问题与史实不符,有关结论也就难免主观臆断之嫌.     

揭示文豪的真面目——苏轼在乌台诗案中的被扭曲和被误读

苏轼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大学者,其在诗、词、文方面均取得了非常高的造诣,受到了后世学者的广泛推崇。在北宋复杂的政治背景下,苏轼既因文而得名,亦因文而得祸。乌台诗案就是典型的例子。苏诗在乌台诗案中是如何被扭曲和误读,有其政治原因与文化原因。     

试论苏轼“以诗为词”

苏轼以他打破传统因袭态度的创作精神,把诗文革新运动的革新精神扩展到词的领域,一扫词坛侧艳重靡的积习,扩大了词的内容,丰富了词的语言风格,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为词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诗"样式准备了条件。     

试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和创作

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坎坷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纵观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词赋之作，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思想变化的复杂性。儒、佛、道各家思想对他都有吸引力。本文试图简要分析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变化及其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     

亮节何由令世惊——关于“乌台诗案”的一点看法

苏轼自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日在湖州任上被捕解京入狱算起,到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得旨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为止,足足坐了五个月的冤狱——“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的奇耻大辱,对苏轼的思想、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对于这样一件在北宋历史上罕见的文字狱,历来说法却并不一致.总起来说有两种互相对立的说法:一是说苏轼讥讽朝政、谤汕中外臣僚,罪有应得.神宗朝的御史台作如是观;后世研究王安石者,在肯定王安石新法、批判保守派时,也往往作如是观.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乌台诗案”是一个大冤案.苏轼的弟弟苏辙最早提出这一看法.他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苏轼“徙知湖州,以表谢上,言事者挺其语以为谤,遣官逮赴御史狱”.①在这里,由于当时的现实环境,子由不可能说得更加彻底,只能这样吞吞吐吐,略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