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著名的外交家和第一位驻外使节。其在充分了解"国情"和"夷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和为主"的外交思想,认为中国应循理外交,对外交往要"知己知彼",通其情,达其理,知其法,严守条约等。郭嵩焘所处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他的外交思想,主张通过和平谈判使国内外环境和谐,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使中国自立、自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不仅促使人们传统外交思想的转变,而且也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     

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

郭嵩焘以“近代著名外交家”闻名于世,其主张开放、向西方学习、攘外必先求自强自富和讲求以礼、理相待的“诚信”外交思想,是在中国贫弱的历史条件下为控御夷狄、使曲在彼的权宜之计。目的是想为国家争取到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蓄积其势”,以图国家再度强盛。这些观点在当时有着一定的时代进步性。但他也忽视了对外来侵略采取反抗斗争手段的重要性,这是错误的。     

论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

郭嵩焘在充分了解“国情”和“洋情”的基础上 ,提出了“以和为主”的外交思想 ,这是近代中国理性外交思想的发端。它不仅促发了人们传统外交思想的转变 ,在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史上起到了奠基和启蒙的作用 ,而且对于启迪人们认识西方、学习西方 ,加速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郭嵩焘外交思想述论

郭嵩焘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出发，提出了“查理、势而求应付、了事之方”的外交方针，具体措施包括：在“倾诚以外国相接”的前提下，“通知洋务”，寻求“应付之方”；主“和”；制定商法，按一定成案处理中外纷争；严守条约，对教民与当地人民严加管束；慎选使臣等几个方面。郭嵩焘的外交思想是在“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对当时局势进行反思的结果，因此也必然具有两面性。     

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

郭嵩焘在充分了解“国情”和“夷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和为主”的外交思想,认为中国应循理外交,对外交往要知己知彼,要通其情,达其理,知其法。这是中国理性外交的发端,不仅促发人们传统外交思想的转变,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起了奠基和启蒙作用,而且对加速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论中国铁路事业先驱者郭嵩焘

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任驻英大使，在西方国度上亲身感受铁路的便利迅捷，火车带来的国强民富，积极接受西方人士的游说与建议，竭力要求朝廷开拓中国运输新事业，坚决反对沈葆桢拆毁吴淞铁路。他依据中国国贫民穷的现状，主张循序渐进兴修铁路，抨击清流派欲借洋款大兴铁路，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铁路观。郭嵩焘顺应世界潮流，热情宣传和鼓动中国兴办铁路．履行了一个先驱的职责。     

郭嵩焘出使经历与经济思想略探

郭嵩焘出使英法期间对西方社会经济进行了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其经济思想因此有了新的发展，表现出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思想特征，他要求转变传统的封建经济政策，鼓励私人投资，推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转变，并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立国之本。     

郭嵩焘出使经历与经济思想略探

郭嵩焘出使英法期间对西方社会经济进行了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其经济思想因此有了新的发展，表现出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思想特征，他要求转变传统的封建经济政策，鼓励私人投资，推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转变，并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立国之本。     

民族精神与民族主义辨析——兼论对待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态度

民族精神与民族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产生的基础不同,价值取向和社会作用不同.但它们都是对本民族身份的认同和本民族利益的维护,二者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相互影响,二者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相互依赖.我们一定要科学界定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使用范围和意义域限.在舆论宣传、国家政策和国民教育等层面要坚持以民族精神而不是民族主义作为中心话语.     

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

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中国影响最为广泛且内涵复杂的一种社会思潮,故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众多人士的关注。本文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成的考察,将力求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及西学和传统思想资源的相互作用等多角度,去综合把握其进程与特点,以便更加理性地认识这一问题。     

从《条议海防事宜》看郭嵩焘的富强观

《条议海防事宜》是郭嵩焘在洋务运动时期上里的一篇奏稿，从中可窥见郭嵩焘别县特色的富强观。他认为中国要致强致富，必须循习西洋政教，发展近代工商业，培养通用之才。这三者构成其富强观的本、方、源。尽管它未被当政者所采纳，但对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谋求富强仍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郭嵩焘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思想超越

19世纪70年代郭嵩焘就认识到西方富强的本源重视商务,保护商民,民富是国 强的基础;政教修明,以法治国,君与民交相维系;重视科学,发展教育,培养有用人才。并指出西方也有自己的文明。从而回答了为什么要学习西方和怎么学的问题,其思想水平超过了同时期先进人士,并因此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论郭沫若编辑实践的现代性

编辑实践现代性是编辑实践价值的最终体现。起步于创造社诞生时期的郭沫若的编辑实践，无论是从编辑手段，还是编辑结果来看，都能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意识。其中，创新意识、晶牌意识、开放意识、市场意识、与时俱进的时代意识是其现代性的集中体现。     

郭嵩焘的改良主义思想

先前大多数人认为郭嵩焘是洋务派中的一员。本文从经济、政治、教育等几个方面把郭嵩焘和洋务派进行了比较 ,认为他应属于资本主义改良派更为妥当     

李鸿章与名士郭嵩焘

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是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之一。而郭嵩焘则是一名羽扇纶巾的儒士，但二人却相知良深，私谊笃厚。郭嵩焘是李鸿章的洋务高参，李鸿章则是郭嵩焘政治生命的保护人。     

郭嵩焘对湖湘文化承继、超越和批判之浅探

作为湖湘文化近代产儿的郭嵩焘自觉继承它的优良传统 ,对其求真务实作风进行独特阐析 ,对其服务现实本色进行极力张扬。郭氏超越湖湘文化粗浅层面 ,把重农抑商传统向重商求富的方向飞跃 ,把理学道德层面向中体西用结合的方向飞跃。他还对湘省弥漫的守旧的风气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对湖湘文化的缺憾进行有胆有识的批判。     

“阡悔”意识与郭沫若的身份认同

郭沫若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医生”到“文人”,再到“政治家”的转变,在不同的转折点,为寻求新身份的合法性,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修改,另一方面也对自传叙述作相应的调整。在“弃医从文”的转变中,他在与田汉、宗白华二入的通信中表现最为强烈的是一种忏悔意识,而这种忏悔并不完全是宗教意义上寻求“宽恕”的行为,也是郭沫若获得新的身份认同的心理机制。论文所探讨问题的是郭沫若如何通过忏悔的心理机制和言语行为,获得新文学圈的认同,以及这种心理机制在他身份的第二次转变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稍作思考。     

林昌彝与郭嵩焘交游考

在近代诗歌史、诗歌理论史和经学史上,林昌彝都是一位重要人物。特别是他的《射鹰楼诗话》在保留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人的诗篇方面更是意义重大。郭嵩焘更是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是第一位驻英大使,同时在军事、政治方面也有诸多贡献。林昌彝与郭嵩焘之间有过两年的交往,学者对此有所忽略。虽然二人交往时间不长,但对各自的研究,还是颇有价值的。     

郭嵩焘对湖湘文化承继、超越和批判之浅探

作为湖湘文化近代产儿的郭嵩焘自觉继承它的优良传统，对其求真务实作风进行独特阐析，对其服务现实本色进行极力张扬。郭氏超越湖湘文化粗浅层面，把重农抑商传统向重商求富的方向飞跃，把理学道德层面向中体西用结合的方向飞跃。他还对湘省弥漫的守旧的风气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湖湘文化的缺憾进行有胆有识的批判。     

郭嵩焘政治、教育及外交思想略论

郭嵩焘上承“经世”,中主“洋务”,下启“维新”,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外交家。崎岖坎坷、风云变幻的人生,造就了他针砭时弊、拯救国家的政治思想,反对科举、倡导新学的教育思想和审时度势、主和避战的外交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