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治理视域下社会正义的实现路径研究

社会正义是档案治理的内核所在,走向正义的档案治理才会抵达善治,探讨档案治理视域下社会正义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框架下,结合罗尔斯的正义观,我们得出公平的社会正义奠定档案治理的基石,良序的社会正义贯穿档案治理始终,共享的社会正义勾勒档案治理的前景。我们可以通过夯实实现社会正义的档案法治基础、建立契合社会正义的档案治理程序、培育多元治理主体的社会正义信仰来打造充满社会正义的档案治理。     

若无程序正义，便无实质正义

存在着两种追求正义的取向,即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追求实质正义的手段,若无程序正义我们便无法得到实质正义,同时,程序正义是制约公权力,保证公权力不践踏正义的必要限制。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我们离开程序正义追求实质正义是不可能的,但并非有了程序正义一定就有实质正义。     

事实与听证:对媒体报道医疗纠纷的思考

尊重事实是媒体报道应恪守的基本职业操守,听证是确保事实真相得以呈现的规范性程序装置。媒体介入医疗纠纷解决中的听证,既是听证的本意和程序正义的体现,也是实现报道的真实、客观的途径。     

拨开重重迷蒙雾观妍妍正义花--论量刑规范化改革背景下量刑证据与刑罚正义的关系

自从有了法律意义上的刑罚,刑罚正义一直是社会公众关切的主题。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有利于社会稳定并且将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作为其始终的追求的刑罚才是正义的刑罚。实现刑罚正义的关键是量刑公正,但在中外的刑事审判司法实践中量刑偏差问题均普遍存在。为了解决日益凸显的实体上的量刑偏差问题和程序上的“量刑依附于定罪”的问题,我国从2010年10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量刑规范化改革改变以往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混为一体的做法,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建立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规范量刑自由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均衡的重要保证。随着改革的进行,量刑的公开性及公正性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我国传统的证据法主要适用于定罪环节,在量刑环节目前没有建立一套专门的证据规则,对于定罪完成之后的量刑活动难以提供有效的支持,势必会影响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实际效果。在量刑程序中,量刑证据的收集、举证、质证、辩论等程序决定着证据能否达到充分的程度,然而充足的量刑证据才是限制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根本手段,是量刑公正的基础,是实现刑罚正义前提。在量刑规范化改革大背景下,量刑证据的相关问题是刑事审判司法实践中急需完善的问题,量刑证据制度的改革也应当被提上议事日程。本文将社会公众对量刑过程及结果的不清楚、不理解的状况比喻为“重重迷蒙雾”,将实现刑罚正义比喻为“妍妍正义花”,试图从充足的量刑证据是拨开重重迷蒙雾的工具,方能实现刑罚正义看见妍妍正义花的角度进行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论媒介正义的概念及其维度——基于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

本文以拉斯韦尔"五W"经典传播模式为研究视角,借鉴前人有关正义理论研究成果,将媒介正义分解为四个维度:一是涉及媒介传播渠道资源的分配正义,二是涉及媒介传播过程的程序正义,三是涉及媒介传播信息内容的信息正义,四是涉及传播者与接受者关系的人际正义。媒介正义的实现路径,即是在媒介传播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全面贯彻落实上述四种正义要求。     

风险传播中媒介正义的实现路径

在风险社会中,许多领域的风险分配并不公平,为此,需要实现包括环境正义、气候正义、生态正义等在内的风险正义。具体到新闻媒体的风险传播环节,同样存在正义问题,也即媒介正义。风险传播中媒介正义的缺失有多种表现,原因比较复杂,可以从强化媒体监督的职能、促进公共媒体的建设、壮大公众参与的力量、树立风险正义的意识等几个方面去努力。     

刘涌案改判之争的两种正义

我们同时需要两种正义。程序正义保障的是个人的权利，实质正义建构的是扬善除恶的公共秩序。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是两种正义分别追求的目标所在     

程序正义——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

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法制社会，许多法律词汇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传媒上，人们在讨论某些问题时经常拿它们来相互辩难，作为立论的根据。程序正义就是这几年颇为走红一个名词。但是，我们同样注意到，大众毕竟不都是法律工作者，即使是程序正义这个人人争说的题目，其内涵大部分人也不甚了然。并     

新闻伦理困境中的价值选择——以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假设为依据

本文首先分析了新闻伦理困境的实质和在困境中进行价值选择的困难,然后通过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原初状态"假设的探讨,指出"原初状态"假设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不同伦理原则的公正程序.通过这个程序,我们可以在新闻伦理困境中作出更加正义和合理的选择.     

程序正义是新闻立法的关键

我国的新闻立法应是开放式的,要在广泛借鉴域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发挥后发优势,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时代需要的新闻法。新闻立法之所以多年难以提上议事日程,一些概念客观上难以界定是原因之一,笔者认为唯有程序正义方能解决新闻立法中的难题。立法的过程须严守程序正义人们一般将法治理解为一种作为实体正义的良法善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任何立法都是一种博弈的过程,而良法就是对这种博弈的正视与承认,也是所谓立法“科学化”、“民主化”的体现。     

马克思法哲学视阈下的程序正义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树立当代多元化社会的行为规范有着重大意义。程序正义是当代法哲学的关注焦点,它不但关注法哲学的实质性内容,更关注法哲学的过程,同时有着独立价值和道德意义。马克思法哲学视阈下的程序正义更是如此。程序正义的发展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和当代社会秩序的建构。     

新闻：“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

时下,“策划类新闻”和以记者暗访为代表的“记者制造事件类新闻”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对这些现象的评价可以说是褒贬不一。本文试从法哲学“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角度,对“策划新闻”与“记者制造事件”进行探讨。     

民生的背后是法治与民主

实现正义,需要两大制度:法治与民主。它们是效率和分配公平的前提:市场的效率,必须是法治之下的效率;再分配的公平,当然须以民主程序为前提     

思维定势的认知与突破

“思维定势”是一种思维模式,是存在于头脑当中的认知框架,也可以说,它是头脑所习惯使用的一系列工具和程序的总和,其具体包括从众型、权威型、经验型等。本文通过对上述几种典型的思维定势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如何避免和突破思维定势从而实现创新的方法,包括培养质疑思维、运用发散思维、进行互动思维等。     

从热点案件看大众传媒监督司法的限度

大众传媒在监督司法时应遵循一定规范,特别是针对热点案件的报道。大众心目中的真实事件与司法机关通过严格法律程序认定的法律真实并不完全一致,已经有影响性诉讼案件显示,传媒的偏向性报道可能影响大众的判断进而影响司法裁判。传媒人追求的更多是感官正义,而法律人恪守的是程序正义。     

网络民意与“程序正义”

“民意”开始在网络上现身，不是嘘的一声，而是轰的一声，不是意见领袖振臂高呼，而是陌牛人成群结队。在缺乏程序正义的时代，“网络民意”并不是程序正义的对立面，而是     

庭审微直播的检视和完善——自媒体下的司法公开

庭审微直播作为一种司法公开的手段,在现阶段尚未形成完备的规范对其规制,导致实践中的直播备受争议。微博等自媒体虽对司法公开的进步意义重大,但其与司法的结合仍需建立在维护法庭秩序和保障司法公正的基础上。对法院而言,微博庭审直播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正面宣传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提高法院的公信力。     

微博评刊

关于《广州人大：亚运预算不能＂拍脑袋＂》 @杨锦麟：程序正义,在咱这,还是新名词,但人大代表有此意识,令人欣喜。 @秋水炎凉：不可以批评的东西,最好的下场是,被人们敬而远之;不好的下场是,被人们烦而躲之;最坏的下场是,被人们唾而弃之。     

纪录片创作与公平正义原则

纪录片的影视语言,是塑造世界的重要权利符号,更是构建公平正义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只有身处"无知之幕"中,才能真正抛弃偏见;只有理解"差别原则",才能真正做到弱者关怀;只有坚守程序正义原则,才能真正实现纪录片创作的公平正义。     

媒体舆论下司法审判的有效应对

媒体舆论对司法审判存在积极及消极影响,应该通过司法公开及树立司法权威来制约舆论审判的消极影响。同时强化自媒体平台建设,拓宽司法公开渠道,使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审视实现司法正义过程的正当法律程序,提升司法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