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辩题的哲学方法论析辩

中国古代的正名思想,源远流长.孔子的《春秋》即正名的力作.随后有荀子的《正名篇》,都针对当时的时弊提出了正名的重要性.邓析子、惠施、公孙龙子等名辩家更是深加发挥,结合当时出现的一系列名实不符的现象,提出了许许多多发人深思的辩题,而且颇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意味.将这些中西哲学观进行对比,廓清其异同,意义非凡.     

中国逻辑元研究的成果

中国逻辑元研究的成果,是学术探索继往开来的新起点。西方学者的元研究理论．可作为中国逻辑研究的借鉴。《公孙龙子·名实论》、《荀子·正名》和《墨经》的名辩学说,是先秦第一层次的名辩元逻辑。《公孙龙子·名实论》和《墨经》总结正名的逻辑规律,《小取》的“推”式论证和《墨经》的“止”式论证,是先秦第一层次名辩元逻辑的范例。诸子百家争鸣辩论的应用逻辑。是升华先秦第一层次名辩元逻辑的对象逻辑。现代学者以先秦第一层次的名辩元逻辑为对象逻辑,经过创造性诠释和改造转型。建构第二层次的名辩元逻辑。创造性诠释和改造转型,对原生态的先秦名辩来说．是必要的。先秦学者用古汉语表述的名辩,不经创造性诠释和改造转型．不便今人认知与应用。对先秦名辩的创造性诠释和改造转型。融会贯通古今中外逻辑,建构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同一逻辑。汲取中国学者独创的逻辑精华。     

康熙《徽州府志》对淳熙《新安志》内容的继承与发展

淳熙二年(1175)纂修成书的<新安志>是方志学和徽学等研究的重要资料.康熙<徽州府志>与淳熙<新安志>属同一性质的徽州地方志书.康熙<徽州府志>在内容上对淳熙<新安志>的继承主要体现在非常重视人物、人口、土地、赋税、物产等内容的记载.但是,由于两部方志的纂修年代整整相距500多年,康熙<徽州府志>在纂修内容上也适应了时代发展,资料含量明显扩大.内容更为翔实.     

《字书》非《字林》考

<字书>在<隋书·经籍志>等书目中都有记载,且在<玉篇>、<经典释文>、<一切经音义>等文献中都被大量引用,但其作者、成书年代都不详,且多被误认为即吕忱<字林>.文章通过<一切经音义>引用<字书>的内容与任大椿所辑<字林>的比对,结合其他文献资料,推断这两种字书间没有彼此相关性,即<字书>非<字林>,并对其成书年代、内容及湮灭的原因作一考探.     

孔子正名思想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

"正名"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视"正名"为为政的首要大事.虽然孔子的正名思想在当时并未能使已崩坏的礼乐得到回位,达到其正名的目的,但却立下了一块不朽的碑永存后世.受孔子正名思想的影响,刘勰有感于"文"乱而给"文"正名,写下了不朽文论经典--<文心雕龙>.     

《玉篇》与《类篇》的比较研究

<玉篇>和<类篇>是我国中古时代的楷书字典,它们都传承于<说文>,但也有很多的不同.本文从成书过程、版本收字、内容、价值地位等方面比较它们的异同.     

从《疑古》、《惑经》看刘知畿的实录精神

刘知袭在<史通>的<疑古>、<惑经>两篇中,以"善恶必书,斯为实录"的原则对<尚书>、<春秋>进行了大胆批评,形成独断之学.分析这两篇内容,不难看出刘知畿的实录精神继承了前人的优秀传统,体现了出强烈的通识意识.     

从凌稚隆《史记评林》看明代《史记》评点

凌稚隆<史记评林>汇集了万历四年以前历代历家研究<史记>的成果,仅收录明代的<史记>研究就有60余家.通过系统梳理<史记评林>中明人研究<史记>的相关内容,借以洞悉明代<史记>评点研究的特点.     

《风》《骚》体制异同论(上)

对<风>与<骚>的篇章、句式、韵律、内容等4方面之体制进行比较论析.篇章体制方面:<诗经>篇幅短小,大多分章节,二章诗具对称美,无标题;<楚辞>篇幅宏大,不分章节,思想感情内容在结构上亦具对称美,始立标题.<诗经>对答之体对<楚辞>有影响.句式体制方面:<诗经>以四言为主,间以杂言;<楚辞>亦有少数四言诗,多为带"兮"字的七言句,五言、六言句大量产生.韵律体制方面:<诗经>在用韵位置、疏密程度、用韵格局与关系等方面甚为灵活;<楚辞>多用偶句韵,以四言二韵为定制,有全篇一韵到底者.多用高呼度韵脚和鼻韵尾韵脚,形成屈骚悲壮激切之声韵特征.<诗经>韵律多呈自然美,<楚辞>韵律多呈人工美.内容体制方面:<诗经>以音乐为标准划分内容为风、雅、颂三类,少数诗篇则三体皆备;<楚辞>不标风、雅、颂三体之名称,但精神实质则含有风、雅、颂三体之特征,无"形"有"神",内在与<诗经>相一致.总之,<诗经>与<楚辞>体制存在渊源关系.     

论《世说新语》对《诗经》的引用

引用是<世说新语>一种主要的修辞手法.通过对<世说新语>引用<诗经>的典故分析,可以看到,作者的用典与他的政治思想、身份地位和个人爱好有关.<世说新语>用各种方式引用<诗经>,使这部志人小说充满了诗意,增强了美感.     

文本田野中的墨家逻辑“名”范畴意义分析

《墨辩》逻辑是围绕“名”问题展开研究的,它是墨家论辩的基础.如果说《小取》是墨家逻辑总纲的话,那么《小取》的逻辑体系无不涉及“名实”关系,而《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则是对名实关系的全面论述.这种“名”不同于西方传统逻辑的“词项”(概念)理论.     

墨家语言哲学思想概论

语言在中国先秦时期是哲学家探讨的中心话语和各家共同关注的焦点,儒、道、墨、名等各家在名实关系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诸家之中,墨家表现出极端重言的特点,其积极成果就是墨家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指称论思想、言语行为思想、语境思想和隐喻思想。纵观研究先秦诸子语言哲学的文献,可以看出,墨家与儒家、道家和名家的语言哲学研究相比明显逊色。墨家的语言哲学思想至今并未得到专门的、深入的和系统的研究,期望学界改变墨家语言哲学研究滞后的状况,从而丰富先秦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     

名辩举隅

名与辩的讨论始于春秋,盛于战国,衰落于秦统一六国。运用归纳列举的方法,分析儒家、名家和墨家名与辩的思想。孔子的"正名"说开启并推动了先秦时期的名实关系大讨论,其开创意义不容忽视;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和"唯谓"之说,已经使名实问题的讨论从服务于政治需求的"正名"说中分离出来,走向了"专决于名"的抽象研究,其学术思想,不失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荀子重"辩",但荀子的辩并不是争胜的论辩,而是教化礼义的谈说之术;墨子倡导并研究"谈辩",后期墨家形成了墨家独到之辩学,对"辩"进行了首次界定及功用的全面概括。名学与辩学具有表述和论证方法方面的内容。对此了解,既有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中重智一面的继承与弘扬,也对今日生活中论说、交际与求知的成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名辩举隅

名与辩的讨论始于春秋,盛于战国,衰落于秦统一六国。运用归纳列举的方法,分析儒家、名家和墨家名与辩的思想。孔子的＂正名＂说开启并推动了先秦时期的名实关系大讨论,其开创意义不容忽视;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和＂唯谓＂之说,已经使名实问题的讨论从服务于政治需求的＂正名＂说中分离出来,走向了＂专决于名＂的抽象研究,其学术思想,不失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荀子重＂辩＂,但荀子的辩并不是争胜的论辩,而是教化礼义的谈说之术;墨子倡导并研究＂谈辩＂,后期墨家形成了墨家独到之辩学,对＂辩＂进行了首次界定及功用的全面概括。名学与辩学具有表述和论证方法方面的内容。对此了解,既有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中重智一面的继承与弘扬,也对今日生活中论说、交际与求知的成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淮南子》所见之墨家

《淮南子》对于先秦墨家事迹的记述为探究墨家提供了一定资料,也暗示出墨家在秦汉之际必然的衰落命运。对墨家思想,《淮南子》总体上是持贬抑态度,尽管其对墨家的某些观念思想也有采纳,但却进行了儒道化,尤其是道家思想的贯注和重新阐释。     

从先秦到明清古典功利论的演变

古典功利论在中国依次经历了先秦功利论和明、清功利论两个阶段。先秦功利论包括墨家、杨朱和法家三种，道德与利益关系的探讨成为他们共同的课题。由于先秦功利论自身的悖论和缺乏自足性资源的支持，因而它始终未能取得支配地位和成为主流伦理形态。明、清功利论的一大功绩就是道出了肉身对心灵反叛的现实，它从人的本能达致人性自然，从君主专制中赎出私利的身份，但它从没有从商品交换的立场肯定这种利益，没有从契约关系中认可多元的利益主体，使明清功利论陷于困境。     

说屈大均的“善变”

明遗民屈大均,一生虽经历复杂,身份多样,但他身披禅衣不为禅,一心归儒绝非儒,终生求索堪比侠。他绝非一个信仰不坚定者,在其不坚定的表象之下始终有一颗坚定的心———豪侠之心。屈大均受墨家思想的影响极深,他是个侠者。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处便是他的"善变"。同时,也正是他的"善变",使他充满争论与魅力。     

墨家逻辑产生与作用机理探析

百家争鸣和科学认识是墨家逻辑的产生基础和作用对象，探析墨家逻辑产生和作用的机理，是墨家逻辑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助于理解它产生的必然性和作为求真工具的科学价值。     

墨家的人权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评析

墨家代表人物出身于下层百姓，因而其思想最具人民性。墨家的人权观最能代表下层百姓的利益，其关注平民的基本生存权，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及平民中的贤人也应参与政权的主张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墨家学派兴盛刍议

墨子及其创立的墨家学派，其思想观点多以儒家的反对命题而提出，儒、墨辩难，分庭抗礼，显赫于时。墨学兴盛原因乃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阶级根源使然；历史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