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商州方志《商略》编纂考

明嘉靖十三年(1534),陕西布政司右参议萧廷杰以任庆云《商州志稿》为基础,更定《商州志》二卷,但该志流传未广,知者不多。此后任庆云重订志稿,命名为《商略》。嘉靖三十年(1551),刘承学出任商州知州,将《商略》刊刻成书,并以其体例修纂商州所属四县方志。《商略》之名体现了任庆云删繁就简的编纂原则,四库馆臣未解其意,对《商略》评价有失公允。《商略》对后世商州方志的修纂、商州地方文献的传承具有开创意义。     

民國十三年之職業教育

中華民国之十三年,又荏苒垂尽。此一年中政局仍在擾攘之秋,南則粤局,西则川局,紛紛者经载,無論矣,逮東南,東北两大戰役爆發,全国益難得有一片淨土,凡百事業,均呈停頓之象。職業教育亦寧能獨免。然而调查各方实况,尚能於困難中求進展,試撮述一斑,或是使热心職業教育之间志引以少慰也。欲策職業教育之發展,殆以行政組織为最要,十三年度之中,報载教     

“OM”大冒险 第二章 意外的危机(十三)

~~“OM”大冒险 第二章 意外的危机(十三)@志强 @心一~~     

康熙《河州志》考述

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古称河州,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河州志》是了解、研究本区域内历史的基本史料。明嘉靖时期河州人吴祯编修《河州志》是河州史上第一本志书。到清代,河州地方志取得巨大进展,于康熙二十六年张瓒署名《河州志》和四十六年王全臣编修《河州志》问世。康熙四十六年王全臣编修《河州志》在袭承前面几版《河州志》基础上也有了大的突破。对康熙四十六年《河州志》的考述,旨在阐述其体例、内容特点、突破及不足等问题。目前对《河州志》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王版《河州志》是研究河州历史一手地方志文献,对了解清朝时期河州地方史大有裨益。     

关于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土司制

“土司制度”是一种阴险的民族压迫政策,大民族主义者用这种“以夷治夷”的办法来实现他们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根据可靠的史料来看,从十三世纪中叶忽必烈用兵中国南方之际,便开始对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采用这种统治政策了。公元一二五二年——一二五三年元军征服了彝族最大的两个部落“乌白二蛮”,至元九年(公元一二七二年)元军进入大小凉山,“平定”建昌的彝族,元史地理志泸沽县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如下描述:“……其裔蒲德遣其侄建?内附,建?既叛,杀,蒲德自为酋长,并有诸部,至元九年平之。”由于这种情况,元朝统治者觉得有通过政治手段把这些新开拓地区巩固起来的必要,因此采取措施,“至元十二年析其地置总管府五,州二十三,建昌其一也,设罗罗斯宣慰司以总之。”(元史地理志建昌路),当时罗罗斯宣慰司所统领的五个总管府即是原来的建昌路、里州     

清代内阁

一清代內阁之由来我国自明代始有內阁。设內阁的本意是避中书省之名,其得名据《明史·职官志》的记载:“以其授餐大內,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內阁。”《词林典故》亦云:“永乐初,命编修等官于文渊阁参预机密,谓之內阁。”明初,原亦以宰相佐政,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因胡惟庸“谋反”,遂下令废中书省,分立六部秉政。由于皇帝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所限,不得不设四辅官帮助阅读公文、草拟政令及处理其他政事。十五年又     

飞扬跋扈

飞扬跋扈,出自《北史·齐高祖纪》:"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侯景原是北魏时的定州刺史。高欢篡夺北魏政权后,他又依附高欢,任大丞相府长史,仍兼定州刺史。他依仗手下十万精兵,统治河南十三州达十四年之久。     

略论《阶州直隶州续志》

吕震南的《阶州直隶州续志》三十三卷,是光绪十一年(1885)中冬(十一月)开始纂著,到光绪十二年(1886)中秋(八月),“越十月而告竣”的。此志脱稿之后,更付雕刻,其原版当完工于光绪十三年(1887),或者是光绪十四年(1888)。他的书之所以名为《续志》,大概是由于上承葛时政的《直隶阶州志》(二卷),中继吴鹏翱的《武阶备志》(二十二卷),下增其两书所本无的近事因而标举的吧。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临洮张维撰著的《陇右方志录》,曾经著录吕志:“《阶州直隶州续志》三十三卷,存,原刻本,清光绪十二年,州人吕震南著”。后来,过了整整半个世纪,     

关于《火烧赤壁》、《草船借箭》时代背景介绍的质疑

小学语文第七册教学参考书关于《火烧赤壁》的时代背景介绍中写道:“东汉末年,出现了魏、蜀、吴三国的割据局面。魏国的曹操统一黄河流域以后,率领大军南下。企图消灭吴国的孙权和蜀国的刘备这两股势力”。赤壁之战发生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此时,中国大地上并没有魏、蜀、吴三国这样的政权形式。陈寿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中是这样写的:十三年“秋七月,公(指曹操)     

话说滁州(史话)

<正> 清代光绪二十二年,滁州太守熊祖治编修州志时说道:“琅琊深秀郁为,人才考之于史,代有俊彦。”(《滁州志·序》)可见滁州——著名的琅琊山就在州西南约十三里处,从欧阳修《醉翁亭记》“山行六七里”里数垒加可得之,考之实地亦然——历来人杰地灵,不仅是皖东的风景名胜,为全国二十四风景区之一;而且是一个文化发样地。     

香格里拉县藏区教育发展浅析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国运兴衰,系于教育”,而民族教育又是我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速度的快慢,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教育发展的快慢和水平的高低。香格里拉县是滇西北一个边远贫穷、以藏民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国家级贫困县。藏族在祖国大家庭中历史悠久,勤劳勇敢,富有智慧。藏区教育也有自己的特点,但是,香格里拉县藏区教育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教育水平比较低,与内地的差距越来越大。一、藏区教育状况历史上,藏族是一个有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据《迪庆州教育志》记载,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     

西夏都城兴庆府故址考略

西夏统治者李德明,在公元1023年,由西平(即灵州)迁都怀远,改称兴州;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又于1033年,升为兴庆府。兴庆府就在今宁夏银川,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在今银川什么地方,规模多大,形制如何?笔者就有关文献资料结合文物古迹考察,认为今天的银川老城,就是在十一至十三世纪,与两宋、辽、金都城鼎立的西夏的都城兴庆府所在地。最早记载兴庆府具体位置、规模和形制的文献,是《弘治宁夏新志》。它说明代的宁夏     

上海郊县地名考——吴会考

吴会,地处上海县城西南十三公里远马桥镇南,今属闵行区。其地,古名筑耶城。五世纪初,上海历史上发生了一场极著名的战争,后来修上海志时,在“历代兵事”门中第一就是记着这件事: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孙恩作乱,从定海向北,沿海搔扰;当时上海地属吴郡,故由郡太守袁山松守备,上海的沪渎江——就是现在曹家渡虞姬墩,原吴松     

培养积极而负责的公民

《旧约》里有这样一个故事：约瑟夫年方十七就被亲生手足卖至埃及,任何人处在同样的境遇下,都难免自怨自艾。并对出卖及奴役他的人愤愤不平。但约瑟夫不作他想,他专注于修养自己,不久便成了主人家的总管,管理所有的产业,极获倚重。后来他遭到诬陷,冤枉坐牢十三年,可是依然不改其志,化怨愤为上进的动力,没过多久,整座监狱便在他的管理之下。到最后,他更掌理了整个埃及。     

乌介可汗“走依和解室韦”考

黠戛斯于唐开成五年(840年)攻灭回鹘汗国时,得到唐朝嫁往回鹘的太和公主,遣使送归唐室,但被“可汗牙部”十三姓另行尊奉的乌介可汗所截获。乌介执杀特勤那颉啜等政敌后,内部再次分裂,部众纷纷降唐,势力大减的乌介只得以太和公主为筹码,游动于塞外,时而求助于唐,时而出兵攻掠,唐军则增兵布防,志在夺回公主,消灭乌介势力。本世纪30年代,王国维先生在他撰写的《黑车子室韦考》一文中,曾对唐军与乌介之     

《项脊轩志》的附记作于何时

《项脊轩志》附记的写作时间,大多数古文选本略而不注,少数有注的则又说法各异。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古代散文选》认为“作正文后五年补写此段,以寄托对亡妻的悼念”;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散文选》则说正文最初写成,“后十三年又加上”附记。我认为上述二说不妥。     

职業教育之參考資料

法國專門職業教育革新案之大綱 太玄十三年十一月上海新闻报教育新闻法國工业教育概觀 太玄十三年十一月日上海新闻報教育新闻法国農業教育概观太玄十三年十一月六日上海新聞報教育新闻 現在農業教育的方針五绶 農林新报(南京金陵大學)二十三号近來中國之高等商业教育潘叙伦申报教育与人生周刊五十九期     

论中国诗学对“诗言志”之“言”的阐述

中国古典诗学对于“诗言志”之“言”的阐述,主要着眼其功用、方式和特性三方面。功用方面聚焦的是其成就志的表露、达成志的显现的作用,包括提出言的功用即在传志、勘探言与志的关系、阐明言怎样的志等;方式是以达志为目标又顾及诗歌艺术的特殊性来要求、规约语言策略、技艺;特征主要包括关联于“志”和关联于“诗”的两大方面,其中又以前者为主。中国古典诗学探讨“诗言志”之“言”,基本上是紧扣、围绕着“志”展开的。     

《系年》“故志”说——清华简《系年》性质及撰作背景刍议

新近发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2辑内容为《系年》,系一篇完整的先秦史书。综观全篇,似乎很难说是编年体,而是前所未见的一类先秦史籍。《系年》以记事为主,作者有意将历史上的治乱兴衰结合现实,有以史为鉴的意味。《系年》作者的视野不局限于楚国,目前来说它还不能被肯定为楚人作品。通过对《系年》虚词的初步分析,尤其是连词“及”的用法,可以看出其用词风格不同于一般的楚地文献,而且《系年》的素材来源当是复杂的。鉴于《系年》这一体例独特的佚籍与失传的“志”类文献存在诸多吻合,认为它很可能正是“志”类文献至少是类似于“志”的文献,可能还具有教材的品格。《系年》的体例与“志”最为接近,将其归入“故志”的大范畴是适宜的。《楚居》可视作一部“邦国之志”,而记载列国史事的《系年》则有“四方之志”的性质。《系年》虽非《春秋》类的编年体史书,但其写作的时代背景,与“诗亡然后《春秋》作”有关。     

简论鲜为人知的一部金陵大报恩寺专志及其历史和现实价值

在检阅有关古籍的过程中,发现清僧人悟明《折疑梵刹志》是迄今所知现存最早的金陵大报恩寺专志。作者为金陵大报恩寺僧人,从嘉庆九年到十二年冬,据亲目所见,广搜博考,历时四年撰写而成。原钞本为八卷,今缺第五、第七卷。它较民国时的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早130年,当时寺塔尚未毁,而篇幅为其数倍,许多方面的记载也更为翔实,且为张书采摭书目中所未有。现存诸卷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而且对于现代南京金陵大报恩寺的重建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是南京的珍稀文献,值得重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