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史实·道统：唐代禅让观念的演变

唐代禅让观念包含着正统、史实和道统等多方面思想内涵。从正统角度来看,隋唐之间的禅让关系是唐初统治者树立和宣扬本朝正统性的重要依据,但随着唐代正统观念的演变,禅让政治模式的正统价值日渐衰微。从史实和道统的角度看,禅让观念在唐前期与中晚唐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唐代前期,人们从史实出发,对魏晋禅让乃至尧舜禅让提出了批评与质疑。而中唐以后,随着儒学思想复兴和道统论的构建,尧舜禅让的道德崇高性得以重塑;同时,人们对于从禅让到世袭的转变,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禅让之事的合理性作了系统的阐释。     

燕国“禅让”实践的重新解读

春秋战国时期,巨大的历史变迁,暴露出王权政体的诸多弊端,使得人们不得不去探寻新的政治发展模式,为中国历史的未来发展设计基本的政治路径。其中,战国时期兴起的＂禅让＂学说思潮,就是很重要的一种理论探索。而在现实政治中,一些诸侯国也试图应用这一理论,探索自身王国政权的发展模式,但真正付诸实践的,只有燕王哙禅让于大臣子之。这一行动,无论对社会政治、历史演进方式,还是＂禅让＂学说的理论走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禅让”非真“民主”

课本第5～6页指出:“‘禅让’是传说中的部落联盟民主推选首领的制度。”并举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等为例。这使很多学生误以为“禅让”很“民主”。其实,禅让并非真正的民主。理由有三:首先从禅让的动机来看,取得部落联盟最高首领的地位完全有利可图(尧舜禹之所以很富有,是因为他们都做过最高首领),因此权力之争当时十分激烈。其次从禅让的全过程看,禅让仅指一种由众多部落首领迫于无奈而共同推举或承认的仪式,或者说是诸部落斗争的结局,在这个过程中,强力实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从禅位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大都出在同一家族,尧舜年老…     

论尧舜禹禅让的政治原则与历史形态

传说中的尧舜禹禅让并不是原始禅让政治的常态。作为原始禅让政治的晚期形态,尧舜禹禅让起着架构原始民主选举制度、夏商周世袭制度的历史作用,它所确立的禅让政治原则成为后世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封建禅让政治的思想立法。     

从“三国”看中国古代统治的合法性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蕴涵了中国古代关于统治的合法性理论素材,主要包括传统型和魅力型两种,而传统型中又可包括正统论、天命论、禅让论、民意论等.但是我国缺少法理型统治的传统,这对中国的法治和宪政发展是一大不利因素.在传统型和魅力型中显然有诸多糟粕,是我们必须剔除的,然而亦有一定有利因素值得吸收.中国当前应当着力树立法理型统治的观念,并且适当吸收传统理论的精华,以构建适合民主宪政需要的中国宪法文化.     

论专制王权时代禅让之畛域及禅让政治之性质

我国封建时代的王权更迭大多数以禅让为形式,禅让政治成为我国封建王权专制时代显性的政治现象。禅让与继承、篡逆、让国这三组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禅让的内部还可以分为内禅与外禅。只有对禅让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了正确划分,方能正确理解禅让政治的性质。     

从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

对于禅让,先秦以来就有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唐尧帝都———山西襄汾陶寺的考古有了一系列重要的新发现,这些发现为我们探讨尧舜之间的禅让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通过对陶寺遗址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唐尧与其继任者之间的政权更替是通过革命式的暴力手段完成的。由此推测,尧舜之间的禅让是不存在的。     

论“文学想象政治说”的确立

文学与政治在根本上是想象关系.中国从古至今的“言志说”、“载道论”、“服务观”、“反映论”都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认识成果,但均难免存在认识偏差.随着“文学想象政治”这一观点的提出,我们有可能在一个更加自由的境地中认识并发挥文学对于政治的独特作用.     

“中国经济大国论”评析

“中国经济大国论”是冷战结束后，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大国之间的政治与外交斗争空前突出、国际贸易摩擦日趋严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出现的。其目的是为“中国威胁论”制造依据；为遏制中国寻找借口；以此否定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使中国在大竞争时代丧失平等竞争的条件；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中国还只是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国。那种“日益繁荣的大国必将四处施加影响”的说法，是以冷战思维方式看待世界形势的表现，属西方传统现实主义政治学的老套。     

评两种社会经济制度“趋同论”

五六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各种知识分子集团中流行着一种理论——“趋同论”,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正在消失,终将导至它们的合流。“趋同”(拉丁文Convergo)一词是借用生物学上的名词,“趋同论”同庸俗进化论一样,硬把生物学中的规律搬到人类社会中来。     

再论“新莽代汉”的历史必然性

王莽以新代汉,长久以来被看成是一次典型的篡夺政权的事件。王莽本人也成了外戚权奸谋朝篡位的代表人物。文章力图不受《汉书》等史书中贬抑挞伐王莽及“新莽代汉”的内容的束缚,而着眼于西汉末年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状况和儒家思想的发展情况,以及西汉末年王莽的个人表现等因素,从客观和主观方面综合论述“新莽代汉”的客观必然性,从而使人们对“新莽代汉”有一个新的认识。     

王莽与儒学

王莽自幼身受儒学教育,服膺儒学价值并努力践行儒家道德,实为西汉末期儒林领袖。自平帝起,王莽秉政,更加大力扶掖儒学,并对儒学的政治理想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援儒礼以更张制度,即"王莽改制"。王莽改制的实质,就是以儒学政治理想模式,来解决秦汉以来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王莽的这场改革运动,其实是政治制度的儒学化过程。东汉建立以后,对王莽改制进行了清算整理,但涉及儒学及儒学政治制度化的问题,在很多方面仍依其旧,从而奠定了儒学参与建构政治制度的基础,由此可见王莽改制对后世政治制度发展的影响甚为深远。     

论韩愈的“不平则鸣”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是对文学起源简洁而生动的概括。然而,生活在现实社会,始终坚持＂不平则鸣＂,却确属凤毛麟角。因而倍显出韩愈的难能可贵,请看他的屡贬屡＂鸣＂：爱民之鸣,得罪权臣,被贬阳山终不悔;忧国之鸣,直达天听,甘冒斧钺不惜身;为友之鸣,传遍四海,自古至今传佳话;为死者鸣,悼亡慰亲,些须误会又如何？     

西汉时期关于汉匈关系的七次大辩论

西汉时期围绕汉匈关系,发生了七次大辩论,其中以平城之战前刘敬同主战派、汉武帝时期王恢同韩安国、汉宣帝时期萧望之与黄霸、新莽时期严尤同王莽的辩论最为典型。这些辩论涉及汉匈关系的定性、和亲与战争的抉择、匈奴在边疆政治中的定位、接待匈奴的规格、匈奴与朝代更迭等。辩论见证和加速了汉匈关系的变迁。     

历代大学校长“级别”考

历代大学校长一脉相传,都属于有较高＂级别＂的＂朝廷命官＂。汉代及汉代以前的大学虽然未设专门的校长,但代行校长之职的官员已具有一定的级别。西晋专设国子祭酒后,其级别总体上呈现由高向低的趋势：西晋、东晋和南朝为正三品,隋唐为从三品;唐代以后各朝国子祭酒,除元代为从三品外,宋、明、清诸代皆为从四品。历代大学校长级别是由大学政治地位决定的。唐代以后,大学校长级别的不断下降,是科举时代大学政治地位不断下降趋势的直接反映。     

论陈法对陆王心学的批评

“朱陆之辩”肇启于南宋,至明末清初仍有回声余绪。陈法著《明辩录》一书,从本体论、道德修养论等方面对陆王心学提出了严厉批评,即属于回声余绪的重要组成部分。陈法对陆王心学的批评,是站在程朱理学立场上开展的,即以程朱理学为正学、为圣学、为道统,而以陆王心学为异端、为冀道。文章的意义在于透过陈法的批评,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理学和心学之异同。     

淡漠与消耗：王小波小说中的“性”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孤零零的现象”,王小波小说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质地。论文对王小波小说中的“性”进行分析,认为与通常在弗洛伊德“性解放”视阈中编织的“性”叙事不同,王小波小说中的“性”是在福柯“从性中解放”的意义上写出的,它关涉的是游戏、快感和主体的自由,它以其无目的“消耗”来反抗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以其对“虐恋”游戏的呈现来戏弄权力,揭示权力的运行方式。     

现代派的“现实”认同——从袁可嘉现代诗理论中的“政治感伤性”谈起

＂政治感伤性＂是袁可嘉40年代现代诗理论中较早涉及的现象,同时,也可以视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之一。但现代诗的＂政治感伤性＂不同于＂政治性＂,它在40年代出现具有相应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指向。为了能够更为全面地揭示袁可嘉现代诗理论的立场、策略以及理论资源,论文以此为线索,具体通过5个主要方面论述其内容及特点。至于其目的,不仅是为解读袁可嘉的现代诗理论引入一个重要视点,而且,也会在具体分析其理论的过程中,触及现代诗的历史性问题。     

元杂剧《汉宫秋》主题新探

《汉宫秋》的主题可以从作品、世界、作者、读者这四个角度来分析：第一层是＂爱情＂层,叙述汉元帝和王昭君的帝妃爱情故事;第二层是＂政治＂层,即通过《汉宫秋》中的政治事件来隐含地表现当时的一些政治问题;第三层是通过戏剧故事含蓄的表达出才士不遇的情怀;第四层则是通过戏剧中的冲突和矛盾而反映出的人生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生存困境。     

王夫之《楚辞通释》与王逸注之比较

王夫之的《楚辞通释》是其研究《楚辞》的力作,王夫之对《楚辞》的训释多有独到的视野,是《楚辞》研究的宝贵财富,文章选择数则与王逸注进行比较,从而可以窥见王夫之《楚辞》研究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