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风险媒介化：“信息疫情”的本质、演化与治理

“信息疫情”往往是突发事件次生的“第二战场”,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议题,其本质是突发事件生发演化与情境结构变异所形成的风险媒介化景观。在共时性维度上,突发事件的符号化、信息扩散的病毒化和公众情绪的势能化交融互动,共同建构了漂移、异轨和构境的景观整体;在历时性维度上,媒介化作为一种结构性和功能性力量,以风险的时空折叠、智能复制与数字计算,嵌入甚至主导着信息疫情风险景观的生发演化动态过程。信息疫情治理的关键在于把握突发事件风险的媒介化特征,在理解媒介化贯通“事件-信息-情绪”风险景观的基础上,遵循以人为本的自反性原则,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探索风险规避、防范与调节的应对机制。     

大众文化视角下的“新新”媒介探析一以腾讯微信为研究对象

本论文尝试用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去研究微信。腾讯微信堪称“第二媒介时代”的“新新”媒介。笔者首先分析了微信的产生根源、大众追捧缘由及其作为一种大众媒介所具有的媒介功能,其次揭露了微信具有独特的大众文化特性和流行文化符号表征,最后笔者指出微信现如今在大众时尚层面、人际交流方面及人类思维领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决断装置的媒介技术物：阿甘本理论视角下的健康码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依照“中介”工具的定位被纳入到媒介技术物的范畴之中,媒介的外延得到了空前扩展,然而媒介的内涵却变得愈发扑朔迷离。这一情景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媒介范畴的延展与更新,以及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媒介技术物对于人类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究竟是为人所控制的工具、为人带来福祉,还是为人类生存制造了新的困境？健康码这一集信息的智能识别、生成、存储与传输功能于一身的全新媒介技术物无疑是一个思考上述问题较为切近的切入点。本文使用阿甘本对“装置”和“决断”的阐述以及技术哲学的理论资源,对健康码以及其它媒介技术物展开分析,总结了聚集、自动化、感官同一化和治理术四个层面的装置特性,指出作为“决断装置”的媒介技术物通过持续建构“主体”与例外之间的区隔,在日常生活中制造了新的问题。论文最终讨论了如何将媒介技术物进行去装置化,从而寻找潜能,走出这种困境。     

媒介化协商共治：一种成长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路径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最新探索成果。论文从基层协商民主视角研究了数字媒介如何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发现,数字媒介赋权公众,促使公众以媒介协商方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具有弥补基层治理主体“协商不对等”的潜力,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合作治理格局,即“媒介化协商共治”。这种民主实践中,数字媒介建构了社区公共领域,整合多元主体,强化公共交流,建构社区共识,推动集体行动,从而有利于实现基层“善治”。这种治理模式中“媒介逻辑”介入“政治逻辑”,创造了一种“全时段”、“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参与途径,数字媒介以其“可供性”和“可见性”逻辑促进了主体扩大化、参与直接性、过程透明化、民主真实性。因此,媒介化协商共治是一种典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式,对于增加社会主义民主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媒介化：共识、分野与中国语境下的研究路径

本文对“媒介化”研究的基本共识——媒介的“去本质化”进行探讨,并以此为起点,对三种研究视角的分野——制度主义视角、社会建构视角、技术/物质视角进行梳理与分析。三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媒介是什么”的不同解答。制度主义视角下,媒介被视为独立或半独立的社会制度,媒介化即媒介制度性地“他律”着其他社会机构或系统的过程;社会建构视角下,媒介是一种能够改变交流模式的情境,媒介化即人类通过媒介嵌入日常生活世界与建构现实的过程;在技术/物质视角下,媒介是一种基础设施,媒介化可以被视为一场运动,通过这场运动,媒介技术及相关技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实践与空间都变成要在物理/物质层面去适应媒介的存在。本文认为,中国语境下的媒介化研究可遵循两条主要路径：一是围绕三种视角的交叉融合本土化研究;二是围绕媒介化的研究困境与学术启发进行辩证性的考察,以期寻找我国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性,积极回应传播学中的“中国问题”。     

“媒介化生存”的基本逻辑与危机——基于媒介与时空关系研究历史的考察与思考

在媒介进入人类生活领域的漫长历史中,媒介逻辑如何影响社会生活,是把握“媒介化生存”本质的一个关键角度。从人们在媒介化生存中与媒介的接触界面而言,技术改变时空关系、承载符号系统、突破身体真实与虚拟的感知界限,是探究“媒介化生存”三个最重要的研究向度。从学界对媒介与时空关系的研究历史切入,先从时空关系改变、突破身体真实与虚拟感知界限两个角度探究呈现了“媒介化生存”的基本逻辑,并提出了媒介化生存中人的主体性消解的危机。     

数字交往论（3）：从媒介化到共同演化

以数字交往论（DAT）重访传播学的关键词“媒介化”“中介性”,有助于厘清交往的演化本质,及数字化生存的基本观念：（1）中介性的意义是建构社会形态;媒介化的意义是演化社会基因;数字社会的媒介化,与数字媒介的社会化是同步的。（2）媒介-社会建构的整体化过程,是从“无机”到“有机”再走向“同一”的过程;媒介与社会处在“共同演化”之中,数字社会的本质、路径和前景,都是共同演化,而非媒介化。（3）理想的交往性,是“万类交往、互利共生”;共同演化应遵循自由平等、相互调谐的生态原则,避免技术驱动、资本垄断、价值缺失所带来的“偏害共生”,以建立理想的数字文明。     

生活的健康量化：时间管理媒介中的双向驯化与秩序编写

本研究关注用户基于移动媒介开展的时间管理行为,结合驯化理论的研究路径,通过深度访谈与自我民族志的方法考察时间管理者将时间管理媒介融入日常生活的过程,探讨这一量化自我实践中的媒介驯化过程以及此过程中媒介对量化自我行动者的反向驯化机制。研究发现,经由理想书写、时空嵌合与生活展演,用户得以将时间管理媒介融于日常生活并转化为现实意义。但随着媒介化时间管理的深入,数据主义、日常生活的透明化隐忧也渐趋凸显,媒介依赖深度演化的行为本质在此过程中得到明晰。     

媒介化视域中重大突发事件的新变探析

重大突发事件舆论研究中,作为整体的“事件域”长期以来处于缺席状态,“在场”的只有具象化的特定事件或事件的局部细节,因此也遮蔽了“事件域”的诸多新变。事实上,媒介技术已经改变了主体的时空体验方式,导致事件紧迫性和压力的持续加剧。事件被媒介的力量所改造并呈现出三重变化逻辑：形式层面,“眼见为实”和“关系隐喻”成为决定事件性状特征的主导性原则;实践层面,多方博弈与规则重叠构成了事件演变发展的复杂动力结构;文化层面,符号化、故事化和仪式化促使了事件的媒介化转向。文末对事件媒介化趋势下将要面临的事件的“事件化”、规则的结构性重叠和“流量拜物教”等一系列挑战展开了反思。     

新型媒介制度实践的“质的规定性”及其演化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这开启了新型媒介制度实践的进程。论文认为，新型主流媒体应把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和媒介深度融合落实到“人”的要素上，这是由中国传媒生态的三重逻辑决定的。新型媒介制度实践作为一种“体系”实践，首先是包含了受众和用户主体的实践；作为制度性公共产品，与执政理念相互契合，互为表里，“人民至上”是其核心；媒介深度融合之“深”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之“全”正是新型媒介制度实践的两个维度，其交叉点正是社会行动者的传播公共性建构。全民主体、全民参与、全民分享、全民认同，这些构成新型媒介制度实践的“质的规定性”内涵。将“人”放在传播的首位，是向真正的传播本体的回归，这是新型主流媒体发挥社会治理功能的关键。     

媒介的物质属性和交往属性——兼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媒介思想

当代媒介理论的发展日益活跃,展现了“万物皆媒”的视野,但也使媒介研究可能滑入“泛媒介化”的陷阱,让媒介研究显得琐碎化与牵强化。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于反思既往媒介理论中的“媒介中心主义”偏向具有指导意义。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媒介具有物质与交往双重属性,应当从具体的交往实践出发把握媒介的本质,坚持以唯物、辩证、实践原则来建构当代中国媒介理论。     

经济媒介化: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话语

面对媒介与经济交叉研究的“盲点”,此次研究首先澄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话语的根本立场,然后结合媒介化理论,指出媒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中的关系建构过程属于经济媒介化,媒介、媒介化与媒介逻辑是经济媒介化分析的操作化概念,最后通过历史性回顾展现了人类社会经济媒介化的元过程,即在基础设施媒介、经济媒介与信息媒介的配合与发展下,经济媒介化先后经历了渗透、延伸、改变与内化四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媒介逻辑对经济发展具有建构与遮蔽的双刃效应。经济媒介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物质生产背后“看不见的关系”的补充研究,为深化媒介与经济交叉研究以及媒介化社会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进路。     

社会化媒介进化规律探究

本文结合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和媒介生态理论,以人人网、微博、微信等媒介为例,以点带面,从种间竞争和社会选择的角度探求社会化媒介进化的规律。研究发现:社会化媒介的演进源于外来基因和本土基因的融合。围绕着用户、内容、商业等资源的媒介种群间的竞争是社会化媒介进化的内因,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外部生境对社会化媒介进化起着"社会选择"作用:政治因素制约了社会化媒介发展的形式和方向,经济因素促进了社会化媒介优势资源的积累;文化形塑了中国社会化的媒体的"围观参与式"和"圈子"交往特征;补救性技术促进未来社会化媒介向人性化、跨越时空、全感官互动、部落化的方向演进。     

重提媒介产业化

本文对“媒介产业化”这一概念的由来及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作了详尽、深入的梳理与描述。全文分四个部分：一、“媒介产业化”概念的提出;二、“商业化”、“企业化”与“产业化”;三、媒介产业化的动因：市场、规模与资本;四、产业化与其说是一种提法,不如说是一种现实。     

家庭媒介化:微信在家庭传播中的角色功能研究

在媒介化理论视角下,数字技术使家庭传播遵循一定的媒介逻辑,媒介作为行动者与家庭主体进行动态的相互作用,在数字化的代际沟通与反哺中扮演重要角色.具体到微信媒介化的中国家庭,通过扎根理论研究发现,微信在Meyrowitz提出的媒介三重隐喻维度对家庭传播产生影响.首先,微信作为渠道,在代际沟通中生成分裂与弥合的张力;其次,微信作为语言,表情包以流行文化的方式重塑家庭代际沟通,消解了家庭的传统权威结构,微信赋予年轻子代话语权,亲代与祖代在数字语言使用中呈现"延伸""替代""融合""适应"的趋势;最后,微信作为文化环境,使家庭亲子关系的纵轴重心位移,增强了家庭的情感沟通,微信与流行文化的关联也蕴涵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商业正悄然渗入家庭传播场域.     

社交媒体研究的媒介物质性路径——以微信API开放与使用项目为个案的研究

本文将社交媒体视为媒介基础设施,以微信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开放与使用项目为经验个案,探索社交媒体研究的媒介物质性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媒介语境中的社交媒体具有平台化与层叠化特征。一方面,微信经由API所进行的媒介物质性实践,实现自身在互联网空间中的边界扩张,异质性主体(普通用户、第三方应用商、互联网巨头以及硬件设备与软件程序等)围绕微信API的接入、使用以及竞争形成了一个层叠化的传播实践场域;另一方面,微信通过API接入标准的定义,结合行业规范与政策规制等方面形塑了结构化的平台关系生态。平台化的运作逻辑时常会与微信的媒介基础设施属性发生价值层面的冲突,当平台的边界扩张受阻或者遭遇竞争时,微信往往会以强化接入标准、纠错补漏以及商业协商等方式处理自身与多元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文章认为,将平台与基础设施等概念引入国内的社交媒体研究,有助于拓宽或者转变社交媒体研究的理论面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跳脱主流传播研究将社交媒体定义和理解为内容生产与关系建构的技术媒介的思维定势。     

交互·镜语·复眼:VR影像媒介语言的全息融合

媒介融合正在呈现出“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趋势。“全息”的一个重要表征即VR(虚拟现实)影像的虚拟时空重塑。VR影像的媒介语言具有交互性、镜语性以及VR影像独有的复眼性。其中,VR影像交互性分为“初级—中级—高级”的不同“梯度”,具体表现为视觉交互、听觉交互与躯体交互。VR影像镜语性呈现出典型的“共时化”特征,并由“共时性镜头”衍化出“共时性景深”与“共时性蒙太奇”。VR影像的复眼性体现了VR体验者作为主体的物理中心感与心理中心感,VR影像创作者通过空间位移、角色行动、镜头运动、自主运动的多重举措强化了主体的复眼性。此三种媒介语言特性相辅相成,生成“VR影像全息融合坐标系”。这一坐标系是媒介融合全息化进程中的一方景观,也是一座“驿站”。     

时空哲学视野下的媒介分类研究

传播者与受传者总是处于时空分离状态。依据两时空点间隔情况不同,传播者与受传者会存在有四种不同时空分离状态。当传播者与受传者处于不同时空分离状态时,需要不同类型媒介满足其信息交流需要。     

新媒体语境下电视新闻的应变

基于计算机技术而得到迅速发展的网上论坛、微博、微信、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等新兴媒体迅速改变了既有的媒介生态。手机等无线终端与网络的结合不断催生出新的传播渠道,它们以个性化服务、低门槛介入、双向互动、不受时空限制等优势在当前的竞争格局中节节胜利。由此而引发的“全民记者社会”、“自媒体时代”将当前中国带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媒介化社会。在此媒介生态环境下,电视观众被急剧分流。     

媒介融合视角下社交媒介新闻报道的修辞发展路径探析

在媒介融合深度发展时期,受众倾向于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社交媒介上,因而,传统媒体也开始入驻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平台,开始了与社交媒介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仅表现在技术、平台等方面,还表现于新闻报道的修辞等方面,传统媒体做出了改变以适应媒介生态环境的演变。这给社交媒介上新闻报道的修辞的发展,带来了规避低俗化、贴近用户、增加趣味性、融合新技术的机遇,但也带来了过度娱乐化、信息碎片化、催生不伦不类的修辞这样的挑战。从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账号上的报道进行分析,探析社交媒介新闻报道的修辞未来发展路径,得出改善修辞思维、强化监管力度、即时反馈信息、提高用户媒介素养、防止过度娱乐化、巧用“碎片化”六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