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德语学科日臻成熟的标志——《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CSSCI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重视学术史研究[1],作为学术史研究内容之一,中国德语学科史的研究逐步引起我国德语学人重视。笔者所言之"中国德语学科"指中国学术界以德语语言、德语文学、中国与德语国家在语言、文学、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交流为研究对象。     

“了解之同情”的“中学”学术渊源初探

"了解之同情"几成为历史学者的口头禅,也成为陈寅恪先生学术思想的象征之一。多年来,学界围绕这五个字展开了一系列争论,如其基本理念及"意义",学术思想来源,甚至其是否为陈氏研究史学的方法等,均成为讨论焦点。笔者就其学术渊源展开初步探讨,认为此观点虽然有可能受了一些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然而在"中学"中其亦自有渊源。     

从“堡”“贝”想到的

去年(1981)《世界文学》第3期刊登了冯至教授访问瑞典写的一篇散记(《乌普萨拉散记》).他在参观瑞典大文豪斯特林贝(堡)工作过的图书馆时,看到了斯特林贝在上一世纪用工整的汉字抄写的中文图书目录,赞欢这位巨匠的惊人毅力.冯教授介绍了斯特林贝学习和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之后,提到他自己在半个多世纪前学生时代听鲁迅先生讲课中关于斯特林贝的一段话.鲁迅说:Stringberg这个名字,译成斯特林堡是错误的,如果名字收尾是burg,才可译为"堡",这样既译出了音,也译出了意,因为burg就有     

推进“文学政治学”建构的又一力作——评刘锋杰《“文学政治学”十形态论》

文学政治学是近年来由我国学者刘锋杰提出并进行创构的一个文论分支学科。在10多年前,他就提出了这一概念和分支学科。在新著《“文学政治学”十形态论》中,他总结、提炼出中西10种典型形态,并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探析和理论升华。这样的创构既需要理论家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资料解读功夫,更需要学者的担当精神和思想情怀。在文学政治学建构之路上,他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贡献了具有中国话语特色又具有世界性价值的新文论。     

现代文学的“地方味”

读罢高翔先生的新著《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欣喜赞叹之余又感慨联想颇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对话》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了重写现代文学史应重视“强烈的地方味”的全新命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可以说更是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推向了高潮。     

档案学科发展之“局内”与“局外”

<正>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知识体系的逐步健全,社会成员在长期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往往会形成完全忠诚于某一社会团体的倾向,这一现象不仅会决定他在学科建设中的视角,甚至会影响其言谈举止,"局"就此形成。局内人、局外人的清晰分界以及对待不同学科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科体系的健康发展。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已经存在七十多年的学科,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不仅需要在体系中取得一个合法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对学科本身以及社会实践做     

要注意“度”与“渡”的不同用法

“华章传四海,才思润万人”。漫漫九载,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在2010年元旦,迎来了500期的盛大绽放。2001年元旦,首期讲坛由任继愈先生主持,张岂之先生作“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的讲演。时至今日,“文津讲坛”已走过了九年的历程,讲座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政经、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建筑、文物考古等多个学科领域,深受广大读者、社会大众的普遍欢迎,先后邀请了300多位如任继愈、启功、厉以宁、王蒙等德艺双馨的专家学者,登坛树帜,答疑解惑,使听众进入眷风化雨、     

论《风景之发现》中的“颠倒”装置及启示

"颠倒"这一认知性装置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著名批评家柄谷行人先生在《风景之发现》里提出的一个具有突破意义的文学概念。由此切入不仅能从根本上批判日本现代文学中的起源问题,与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的政治关系,而且解构了日本现代文学的"神话"。可以说它是深入解读这一内容的一把钥匙,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日本现代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另一番风貌,引人深思。     

“外国文学”课程设置与学科发展：从清末到民国

这样的学科划分造成“二者只限制在狭窄的范围里,中文系学生的眼光永久不能扩大,而外语系只造就些能说外国话的中国人,与本国文化不生关系”。鉴于当时两系间又有逐渐接近的趋势,冯至主张要利用这趋势做出制度改变,而且最关键是要解决文学语言分立之后的语言工具问题。“外国文学”这一概念本来即是因“中国文学”而产生,两者之间本应互相参照,无法截然分立,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和外文系的中国文学课程正是体现两者密切关系的设计,但是以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为蓝本的系科划分没能为两学科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反而带来了阻隔。     

“同情”不同“情”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情感的兴起[美]林郁沁著,陈湘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走到前台的公众情感公众情感是任何一个关于社会群体研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传统史学中,公众情感是"民意"的表达,代表着某种道德     

梁启超之“报章文体”

丁淦林在《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将“报章文体”概括为：平易畅达、语言丰富、笔调自由、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四大特点。①而在方汉奇先生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则对此文体特点做了另一番归纳：“时务文体”，即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感而发。强调具有较为自由通俗的形式‰梁启超所创的“报章文体”，     

“书话”和新版本学——悼念唐弢同志

1992年1月4日唐弢病逝,报导中称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杂文和散文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和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其实,唐弢同志还应是“现代版本学”的奠基人,叶圣陶先生曾说过,他“开创了版本学的新天地”。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人们把版本     

携妻抱女流离日——冯至与同济共患难的岁月

<正>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现代作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教育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鲜为人知的是,冯至曾于1936年至1939年在同济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家人一起,随同济辗转万里,度过了一段与同济共患难的岁月。1935年,冯至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由同济校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举荐,次年夏天,冯至带着妻子和     

六十年中国档案事业法制建设研究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档案事业法制建设经历了艰难的发展过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还存在诸多因素制约着中国档案事业法制的建设。为此,就完善中国档案事业法制建设提出几点设想。     

从“文字文化”到“识字的用途”

百年文学中不少学者有类似的思想,比如周氏兄弟、朱自清、郭绍虞、台静农等,都一直深受“语”与“文”对待问题的缠绕。笔者以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之“文字性”及其现代际遇的把握。     

书界珍“璧”,长留人间

正2013年7月下旬,为完成《赵家璧传记》(暂定名),我和合作者芦珊珊一道专程赴上海山阴路约访了赵家璧女儿赵修慧女士。此行,不仅结识了热情爽朗、丰姿绰约的修慧大姐,更加深了我们对赵家璧先生的崇敬、敬仰之情。感叹"书比人长寿",我们被这样一位优秀的出版家为书籍的一生所折服。赵家璧先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享有很高声望的出版家、编辑家。他所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     

正确认识和理解“核心期刊”

对《质疑“核心期刊”论》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指出核心期刊是关于某一学科文献的，而不是关于某一学科期刊的。一个学科文献的核心指的是该学科核心期刊的整体，而不是核心期刊的个体。核心期刊的研制主要在于文献计量学意义、而不是对期刊等级的划分、更与政治无关。     

抒情传统论述的“之”与“止”

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的抒情传统的沿寻，自陈世骧、高友工以降，在海外及港台地区华人学者中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学术潮流，近年王德威甚至把抒情传统论述延伸至中国现代文艺的领域。然而，号称“中国大陆以外地区最重要的中国文学解释体系”（陈国球语）的抒情传统沦述尽管也在中国内地学界引起了不少关注，却并没有真正为后者所接纳和吸收。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点，仍在于抒情传统论述自身究竟属于事实判断还是过度阐释，依旧是一个辩驳不清的问题。     

“专科研究员”与“学科馆员”

根据素质要求、工作职责、服务方式、设置方式、发展方向等方面的比较,“学科馆员”在我国的提出,可追溯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杜定友先生提出的“专科研究员”。我国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取得理想成效,任重而道远。     

中国作家的“手电筒”在哪里？

最近从报刊上看到一篇作家贾平凹的文章（《我们的文学需要有中国文化的立场》）,颇受启发。但也有些看后感到糊涂的地方,提出来希望得到贾平凹先生和更多专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