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对国外传播学理论的借鉴与运用

传播学经过40多年的发展,其理论正在逐渐走向成熟,正在被全世界更多的人接受和承认。传播学的诞生和发展,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传播学是研究传播现象一般规律的科学,所以它对社会生活带有很强的指导性,这种指导性更多地体现在大众化传播现象中。例如,我国现有几千个广播电台,几百家电视台,2000多家报纸,它们是承担信息传播活动的主要载体,它们的传播活动能否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首先有一个能否正确对待国内外传播学理论的问题。传播学既然是一门科学,那么传播行为就要遵循其揭示的     

对外传播学研究30年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外传播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并渐成体系的过程。本文拟从对外传播理论、对外传播实务和对外传播史3个方面对30年的对外传播学研究进行总结和回顾。     

谈谈广义外宣

我们平时谈论、从事的对外宣传可视为一种狭义上的对外传播，相关的理论也不妨叫做狭义对外传播学或狭义对外宣传论，它是大众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外宣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要把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情况通过传播工具——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网络等，介绍给其他国家和地区，以树立形象、增进理解、     

谈谈广义外宣

我们平时谈论、从事的对外宣传可视为一种狭义上的对外传播，相关的理论也不妨叫做狭义对外传播学或狭义对外宣传论，它是大众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外宣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要把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情况通过传播工具——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网络等，介绍给其他国家和地区，以树立形象、增进理解、营造有利于本国本地的外部舆论环境。然而，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一国的国际形象本质上并不是由这样的外宣媒体确立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理解及印象可以与对     

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 十年回顾与反思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关世杰应本刊之邀，撰写了此文。关世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跨国际传播。出版了《跨文化交流学》、《国际传播学》专著，主编了《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主译了《世界文化报告》（1998）、《在文化的波涛中冲浪》等8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本文通过阅读1995—2005年我国传播学核心期刊中跨文化传播的文章，概述了在定量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及不足。不足中，定量研究方法的缺失是学科发展的瓶颈。，作者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笼统地谈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而必须进行细致的、微观层次的、体现跨文化传播差异的各个“基因”研究。只有积累了众多微观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中外有别、外外有别才可能不再是我们的直觉认识了，而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理性认识了。要达到这一步，需要决策者的育力措施，加强支持这个学科发展的力度，也需要中国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学者们进行扎实的工作，特别是在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上要特别注意。本刊编者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值得从事传播工作的记者编辑，特别是处于传播领导岗位的决策者深思。[编者按]     

传播学视阈下中药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战略背景下,中医药的国际化传播进程不断加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作为中医药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药文化在对外传播中面临着许多阻力与挑战。该文分析了中药文化的概念与内涵,结合传播学的相关原理,讨论了中药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的要素,并提出传播路径优化的策略,以此助力中药文化的对外翻译与传播。     

我国对外传播学的开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蓬勃发展,硕果累累。作为其中一个分支——对外传播学的研究,也有了良好的开端,为继续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段连城和沈苏儒两位老前辈几本专著的问世,既标志着我国的对外传播学已经走过了奠基和开创阶段,也说明中国外文局在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方面处于前列。     

传播学视野下的思政工作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一种传播活动,而且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活动。区别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个人,是个体对个体的信息传播活动,属于人际传播的范畴;区别于新闻、广告和宗教传播活动,思想政治工作传播的信息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属于政治传播的一种。传播学研究的领域包括传播的内容一信息、传播的主体、客体、传播的过程和传播的效果。     

民间外交——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渠道

民间外交参与对外传播具有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现代传播学认为,对外传播的类型有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各类大众媒体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新闻发布机制的理论化和专业化：一个公共传播视角

近年来，新闻发布机制的确立和新闻发言人的出现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一方面，它为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有效地与媒体和公众进行信息传递和意见交流，从而最终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它也为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提出了许多带有鲜明本土色彩的研究课题。毫无疑问，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发布机制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索，必将有助于我们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语境之中，从而为实现新闻学和传播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化”提供一个新的话语平台。     

国际传播效能提升路径——基于传播学理论和研究的探讨

国际传播效能指国家主体和与国际事务相关机构的主导传播者通过国内外主流媒体和其他信息传播渠道发布信息、阐释主张,与国际传播对象开展信息交流与互动,让信息交流高效服务于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处理重大国际事务、提升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不仅需要对传播方式和策略进行深入探讨,还需要扩展国际视野,了解国际传播规则,充分利用传播效能相关理论所揭示的规律和传播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采用科学有据、效果切实的传播方式,在国际信息交流和互动实践中不断丰富手段,拓展路径。     

第十届中俄大众传媒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14年9月18日,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研究中心、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等单位联合主办,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传播研究院承办的"第十届中俄大众传媒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来自中俄两国十余所大学、官方科研机构以及传媒业界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传播研究院院长雷跃捷主持,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廖祥忠教授,     

加强和改进对印度传播的策略

传播学认为,了解受众的信息需求是达到传播效果的基础。值此中国和印度建交60周年之际,了解印度人对我国的真实看法,对于我们做好和改进对印度的传播工作,很有必要。上世纪90年代,笔者曾在印度工作过两年,由此,提出以下建议：     

对外宣传策略的发展演变

尽管人们可以容易地举出传播学诞生的其他来源，但许多学认为，传播学的诞生与对外宣传现象的研究密切相关。传播学研究伊始，关于对外宣传的研究就一直处于传播学研究的前沿。有的学把20世纪称为“宣传的世纪”。在这个宣传的世纪，对外宣传策略与技术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外宣传策略出现什么新特点?本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传播学视角下的城市文化建筑设计与传播策略研究

信息时代到来,以互联网移动终端为主要传播途径的社会信息共享效率大大提高,大众需求也随之提升.大量城市网红建筑及"打卡点"的出现表明建筑设计传播过程已不能忽视当下新媒体传播环境对其造成的影响.这些建筑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成为社会公众与城市文化生活联结的"桥梁".运用传播学理论对建筑设计传播过程进行解读,以与公众社...     

新时代陕西红色文化外宣翻译研究

新时代弘扬陕西红色文化,并对其进行外宣翻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陕西红色文化资源尤为丰富,在对其进行外宣翻译时,可采用音译、直译、直译加注、意译等翻译方法,译文要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用外国人所能接受的方式去讲述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陕西红色文化。同时,应充分考虑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才能达到最佳传播效果,扩大陕西红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该文以翻译传播学为理论依据,对陕西红色文化外宣翻译进行审视,对影响其传播效果的要素进行分析与探究,以期为陕西红色文化外宣翻译提供指导。     

境外建筑师设计项目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审视我国建筑行业,自引入现代建筑以来,长期处于文化传播的受传方。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在巨大的建筑市场中境外建筑师、建筑事务所大量进驻,实现了他们在中国的众多项目,以建筑为媒介,完成了境外设计师的设计思维、文化思想的呈现与传播。然而,建筑活动中隐含的传播学规律具有相当的作用力与应用价值,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不存在绝对的传受平等,境外建筑文化在我国占据着强势侵入与主导地位。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建立我国建筑文化传播的问题意识,建立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对跨文化建筑传播现象的研究具有学术与现实的双重意义,并有助于建构我国建筑文化传播的新态势,指引建筑行业的文化传播效应向正确方向发展。深层意义上,将利于建立中国建筑的话语系统,营建符合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城市建筑发展之路。     

段连城为对外传播学奠基——写在《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出版之后

转眼间，中国外局“土生土长”的第一任局长段连城同志离开我们已近6年了，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因为他虽过早地走了，但把一部传世之作——《对外传播学初探》留给了后人。他为我国对外传播事业建立的理论丰碑，连同他对这一事业的其他贡献，还有他的高尚人品，都常让我们把他怀念。不久前，     

理论研究：开展对外传播学的研究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继之以长达40多年的“冷战”。1927年，被称为西方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美国学拉斯威尔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术》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时年24岁)，后来成为西方传播学的奠基性作之一。这本书的书名虽然用了“技术”一词，实际上是一本探讨理论的书，如他在1970年为该书新版所写的引言中所说，“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不是想‘抛开理论’，正相反，是想要发现适当的理论而作的一次试练。”     

新媒体对政府传播的挑战

政府传播（即政府信息传播）虽然不是一种新的传播现象，却在信息时代的新语境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与诉求。特别是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日益成为普罗大众表达意愿、聚合观点的阵地以后，政府传播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其传统优势明显削减。如何适应新的媒体环境，进行传播策略上的改进与调整，成为政府机构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结合中国政府传播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对策性的建议。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出版了《〈蜜蜂华报〉研究》、《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国际传播学教程》、《公关心理学》等专著及教材，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