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的唐诗观与选编实践

元好问的唐诗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创作宗旨上,提出"以唐人为指归"之论;2.从雅正原则出发,表现出趋尚古雅的唐诗观;3.崇尚壮美、天然的盛唐风格,贬抑柔弱、巧饰与险怪的晚唐作派。在选编实践上,其《唐诗鼓吹》表现、引导了元代诗坛宗尚"唐音"近体的风气,沟通了宋金两朝学唐、崇唐间的差异,为元代诗坛"宗唐得古"开启了先声。     

元好问的唐诗观与选编实践

元好问的唐诗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创作宗旨上,提出"以唐人为指归"之论;2.从雅正原则出发,表现出趋尚古雅的唐诗观;3.崇尚壮美、天然的盛唐风格,贬抑柔弱、巧饰与险怪的晚唐作派.在选编实践上,其<唐诗鼓吹>表现、引导了元代诗坛宗尚"唐音"近体的风气,沟通了宋金两朝学唐、崇唐间的差异,为元代诗坛"宗唐得古"开启了先声.     

鲜于枢“复古”书法思想的“宗唐”表现

元初书法家鲜于枢＂复古＂的书法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元代＂复古＂书风的形成,其＂复古＂思想的内涵包括＂崇晋＂与＂宗唐＂,而＂宗唐＂在鲜于枢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重点分析了其＂复古＂书法思想中＂宗唐＂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     

论江右文化对虞集的影响

虞集的青年和晚年均在江西崇仁度过,其文学思想、学术主张乃至人格的锻炼,都深受江右文化的濡染。他接续了欧阳修、曾巩等人开创的散文传统,诗歌则主张"宗唐得古",不满江西末流崇怪尚奇的倾向,力倡平易雅正的诗文风气。虞集的学术思想主张"会和朱陆",融汇诸家学说,此亦深受元初江右理学特别是乃师吴澄的影响。此外,他还与江西籍的玄教中人交往甚密,对道教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培育了冲淡舂融的品格。     

元代上京纪行诗文概论

为丰富元代诗文研究,针对其中独具特色的上京纪行诗文,深入分析其写作特色和文学价值,试探讨元代文人创作上京纪行诗文的心态。在把握元代诗文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元代上京纪行诗与元代上京纪行文互为补充,应结合起来研究的观点。     

议虞集的宗唐诗论

元代诗学"宗唐复古"成风,作为"元诗四大家"的虞集也对唐诗推崇备至。在对诗学的评论中,他从儒家传统道德出发,注重性情之正,主张冲和雅致。这既是元代延祐处于社会上升时期必然要求,也是他受诗学和乡学的诗学影响结果,更是诗学发展流变的必然选择。     

虞集与元中后期江右诗文风气的变迁

受庐陵刘辰翁的影响,元初江右文人崇尚奇崛、峭厉之风,下者则流于剿袭炫博、以文为事。大德、元祐之际,虞集崛起江右。他力接＂庆历、乾、淳＂余绪,倡平易晓畅的文风,诗歌则主张＂崇唐得古＂,以雅正为旨归,从而使江右诗文风气为之一变,并深刻地影响了明代的＂江右派＂乃至馆阁文学。职是之故,清末赣人杨希闵将他列为乡邦诗史＂三宗＂之一。     

唐文治古诗文诵读法的理论与实践

唐文治古诗文诵读法是我国近现代传统语文教学中的一种读文法。在理论上,此读文法一方面传承了清代桐城派的"因声求气"说,另一方面它从古代音律之道和曾国藩的作文之道中推出读文的"阴阳刚柔"学说。在实践中,唐文治将读文教学和作文教学有机结合,提出"三十遍读文法",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今天对唐文治读文法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溯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科学地挖掘这种传统语文教学法在文章情感表达和读者认知深化上的独特价值。     

辽金元文学的主要特点和发展概况——《中国文学家大辞典&#183;辽金元卷》前言

辽代文献大量散佚，从今存作品看，辽文的基本体貌与五代文、宋文相同，辽诗却显得粗粝。金代文学作品以诗文为主，早期作家大都由宋入金，到全世宗大定以后，文学大盛，出现了著名作家赵秉文、元好问和王若虚。与作为区域性王国的辽、金不同，元朝是北方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文学繁荣，诸体兼备，尤以元杂剧最为重要，它为古典戏曲的表演艺术奠定了基础，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汉卿、王实甫和马致远等都是闻名的戏剧大家。宋代出现的南戏在元代继续流行，艺术上还有发展，元末产生的《琵琶记》成为其杰出代表。元代散曲的兴盛是继宋词以后又一次杂言体诗歌大繁荣的重要标志。上继金末和宋末的宗唐诗风，元代诗坛宗唐成风，对明清诗歌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上京纪行诗看元代文人心态

在当前的元代诗文研究中,较少有学者涉及上京纪行类作品。但作为元代诗文中特色突出的一支,上京纪行诗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为了填补古代文学领域这一较薄弱的环节,完善和丰富元代诗文的研究,考察元代文人的境遇和心态,对上京纪行诗进行深入的探究是非常必要的。     

先秦"说"诗与儒家诗"说"

过去，谈论先秦儒家诗学比较注重其伦理性内容，其实从孔子到孟子以致汉代的董仲舒，他们对《诗》的读解有比较浓厚的解释学思想。而这一思想是建立在春秋说《诗》“断章取义”的社会风气上的，当时赋诗者借《诗》言志，听诵者借诗以“观”志，这里的“志”是赋诗者所言之“志”，而非作诗者之“志”。赋诗行为的听者与诵者双方，所凭借的是“以类取，以类予”的思维方式，“类”即是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引譬连类与感发志意)。在战国时期赋诗的语境不再存在，孟子针对“断章取义”之不足提出“以意逆志”的说《诗》方式，但“断章取义”在说《诗》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故有论者提出“诗无达诂”的阐释方式。     

《笔记诗集传》对《诗集传》的继承与突破

中村惕斋是日本江户初期著名的汉学家,其《诗》学专著《笔记诗集传》在朱子学占主流思潮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别样的姿态。于朱熹《诗集传》既有全面继承又力求突破,反映出建国初期的德川幕府《诗经》学发展的一般模式。     

中国古代诗学批评中的诗"媚"论

"媚"是古代诗学批评的重要审美范畴,它既代表着诗家的美学旨趣和审美品格,也体现出文体规范转变.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的诗"媚"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大致孕育和衍化于唐前,"媚"由品人论物扩展到谈文论艺,但诗评视野中,"媚"审美概念运用却不甚普遍;唐宋时期,"媚"开始较为集中地出现在诗歌批评和理论阐说中,"媚"的审美内涵和美学特征得到了较为详细的论说,被真正确立为诗学审美范畴;金元时期,"媚"得到了很好地承传,明代"媚"走向兴盛,许多诗家以"媚"对抗雅正、清远、韵淡等传统审美趣味,清代朴学大兴,理性的清人能辩证对待"媚"诗,肯定了诗史上有不少媚诗甚有美感,同时又批判了媚诗的柔弱,缺乏气骨,格调整体不高.     

中国古典诗歌之"象"论

中国古代诗人在表述自己对诗精髓的理解和对诗进行评论时,总是提炼出一些极其简单的字来,将自己的思想凝结于其中,“象”是其中的一个概念。古人用“象”来评论作品时,未对其内涵进行直接的阐发和界定,似乎给人一种“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玄奥感。本文试从象之义、象之意、象之神的角度剖析“象”的内涵,揭示象所蕴含的约定意味,以期发掘古人对“象”虽没明言,但早已成熟的深刻思想。     

论"笔中有诗"

”诗中有笔,笔中有诗“的命题首见于《宣和书谱》,它高度概括了书法的抒情特征和与诗歌相互生发的内在机制。“诗中有笔,笔中有诗”实际上是北宋人对书法与诗歌关系的理论概括,其理论背景是北宋出现的诗文书画一体论。本文认为,北宋时期,诗文书画领域出现的心源、心印、心画等概念为“笔中有诗”说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而黄庭坚等元文人提出的“书卷气”、“字中有笔”等观点为“笔中有诗”说提供了概念内涵。“笔中有诗”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书法已经抛弃了汉唐以来追求外在威仪的价值取向而开始成为高度心灵化的艺术,由此深刻地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书法的发展道路。     

"陌生化"与诗歌翻译

＂陌生化＂是一种把平淡无奇的语言变得不平常,从而增加新鲜感的艺术手法。古今中外,诗人通过改变日常语言惯常化的状态,使人们对习以为常的东西＂陌生化＂。＂陌生化＂适用于诗歌创作,同时也适用于诗歌翻译。在考察中外诗歌＂陌生化＂现象的基础上重点探讨诗歌翻译中＂陌生化＂手法的运用能再现诗歌韵味,给读者焕然一新的艺术感受,同也丰富了译入语文化。     

朱彝尊诗学词学"醇雅"之辨

朱彝尊诗学和词学的核心观点虽然都是醇雅,但在诗学和词学里的体现各不相同。诗学里的醇雅包括功能论上的言志抒情,风格论上的温柔敦厚而不愚,创作论上的以学问入诗。而词学里的醇雅在功能论上前后有变,前期和诗相同,后期则只是思想上的不淫邪而已;风格论上则强调统一的雅的风格;创作论上则尊重词的音乐性,固守词的音律。其中,功能论上的差异是最根本的区别。     

论唐诗中的“洛阳道”

道路对于城市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它是呈现城市居民各种生活层面,联系不同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唐代的洛阳在很多时候和长安齐名,是一个极其重要和极具意味的都市,因而以洛阳尤以“洛阳道”为主题的唐诗作品也自然繁多.在唐人的书写中,这些连接洛阳与外界场所的道路和连接洛阳城中各个场所之间的道路,或成为通往欲望之城的“洛阳道”,或成为展示人生百态的“洛阳桥”,或成为承载盛衰兴废的“洛阳道”.唐人借助“洛阳道”以歌咏寄兴,或表现享乐之欲望,或表现帝国之繁荣,或表现盛衰之叹息.这其中深刻地体现了城市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城市成为文学描写的对象;而文学则记录并复活这些早已消失的生动的城市状态.在唐诗对“洛阳道”的书写中,“洛阳道”不仅是有着建筑功用和审美功能的建筑,也不仅是因为俗世生活的填充获得了“景观”意义的建筑,还是有着被历史盛衰反复浸染,被人类用个体生命去反复丈量的建筑景观.     

诗歌教学"还原术"

诗歌教学应突出对诗歌语言艺术的理解。本介绍了四种诗歌教学“还原术”：形象——理性；精炼——泡开；托物言志——察物明志；借景抒情——入景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