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传奇中的才子佳人婚姻观

才子配佳人,这是明传奇诸多爱情婚姻戏一再复申的婚姻观。仅以《六十种曲》为例,认为“自古才子,必择佳人”(《红梨记》)的剧作就有《明珠记》、《玉簪记》、《还魂记》、《紫钗记》、《紫箫记》、《琴心记》、《怀香记》、《鸾鎞记》、《玉合记》、《金莲记》、《四喜记》、《绣襦记》、《青衫记》、《红梨记》、《霞笺记》、《西楼记》、《玉环记》、《金雀记》、《锦笺记》、《种玉记》等二十余种。笔者认为,才子佳人婚姻观作为一种对旧婚姻制度的否定,不仅有着丰富的内涵和赖以产生的社会、思想基础,而且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进步意义和审美价值。下面本文就此分两个部分加以论述。     

杂谈道学家派与骈俪派

以明代邱濬《伍伦记》为创始的道学家派戏曲和以邵灿《香囊记》为肇始的骈俪派戏曲,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论域。《伍伦记》主风化的思想倾向和《香囊记》尚骈雅的艺术特点,与高明的《琵琶记》有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琵琶记》内容上的道学化和艺术上的骈雅化这两个特征,分别为《伍伦记》和《香囊记》所继承,其影响的轨迹清晰可见。研究道学家派戏曲和骈俪派戏曲,不可能忽视《琵琶记》对《伍伦记》与《香囊记》的影响以及对这“三记”各特点的分析。此外,这两个戏曲流派的形成还各有其复杂的社会因素和文化背景。本文拟从上述两个方面探索这两个戏曲流派的成因。     

明传奇中的吴地佛教文化——以沈璟和梁辰鱼的戏曲为例

明代的戏曲分为唱南曲的传奇和唱北曲的杂剧,沈璟和梁辰鱼分别是今苏州地区的吴江派和昆山派的代表作家,他们以传奇创作为主,沈璟的戏曲有剧本《义侠记》、《红蕖记》、《坠钗记》等,梁辰鱼的作品主要是《浣纱记》。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了吴地佛教文化,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宣传积德行善、远离诸恶的佛教思想;主张淡漠世俗、保持本真的人生态度;同情民众苦难、慈悲为怀的创作动机。     

王骥德剧作的题材选择与其戏曲构思论

王骥德作为明代著名曲论家,一部《曲律》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时,王骥德还是一位剧作家,一生创作过不少戏曲作品,其传奇《题红记》和杂剧《男王后》流传至今。从王氏剧作本身出发,通过分析其剧作取材与构思特点,与其《曲律》中的相关论述进行参照,旨在找出其中的异同,并联系当时的学术文化背景,揭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宵光记》的家传性质与艺术创造

徐复祚是一位饱受生活磨难,历经科场风雨的封建文人,也是一位具有强烈主观情志的戏曲作家,他的第一部传奇作品<宵光记>即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一点.<宵光记>取材于历史,但又不拘泥于历史事实的描绘,而是恰当地把握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虽然此剧有记其家事的性质,但剧中所张扬的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性具有积极的思想和社会意义.     

明清时期《香囊记》民间舞台演出研究

《香囊记》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很重要的一部戏曲作品,自问世以来,学界对其思想性及艺术性多有指摘,就《香囊记》文本而言,这些指摘是中肯的。但由于朝廷的戏曲政策及部分文人的推崇,《香囊记》仍然在民间舞台上搬演了300余年。文章将考索明清以来《香囊记》在民间舞台的演出,并探究其流传因素,以求对《香囊记》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荆钗记》注释商榷

俞为民《宋元四大戏文读本》对《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曲白中的方言、典故以及戏曲术语都作了注释,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其注释尚有若干可疑而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仅就《荆钗记》中一些注非所当之处,提出修正意见。     

《娇红记》:小说与戏曲辨

元代宋梅洞的小说《娇红记》与明代孟称舜的戏曲传奇《娇红记》以其在各自领域取得的独特成就 ,赢得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二记不仅本事相同 ,在人物情节、诗词说白等方面也都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因此通过对这两种不同体裁《娇红记》的对比观照 ,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它们的成就与不足 ,走出单一研究《娇红记》小说或戏曲不可避免陷入的误区 ,从而能够重新给小说、戏曲以合理的定位     

《扬州画舫录》作者李斗的行旅活动与文学创作

清中叶著名笔记作家、诗人和戏曲家李斗,通过行旅以布衣身份结交了六十多位诗文作家、书画艺术家、说唱艺人和影响文坛的显宦、富商。李斗的行旅不仅激发了其文学创作的热情,使其跻身文坛,而且对其笔记、诗词和戏曲等不同文体的文学创作、演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李斗的笔记《扬州画舫录》广泛记载了其游历扬州的见闻,兼具史学和文学的双重价值;其诗集《永报堂诗集》和词集《艾堂乐府》以行旅纪实为经,以写景、赠答、咏史为纬,真实记录了其行旅与交游的经历与感受,具有典型的游记文学性质;其戏曲作品《岁星记》、《奇酸记》传奇亦是其行旅与文学交游的产物,在清代戏曲文化史和昆曲演出史上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李开先及其《宝剑记》的再认识

李开先是明代戏曲史上一位承先启后的作家,其《宝剑记》是明传奇由衰微走向繁兴的转折点,本文认为:《宝剑记》从立意到形象的塑造,都寄寓着作者强烈的政治感情。分析该剧,应从李开先的身世遭逢入墨,更应以此来贯穿对该剧的全过程,即通过李氏的坎坷经历来认识《宝剑记》的思想内涵,通过李氏的文学主张和词曲功底来认识《宝剑记》的艺术特色。全文为三部分:首先着力于廓清目前关于李开先生平、思想和创作考述中的谬误,还其作为清正有为、忧国忧民、既有强烈不满,又有忠君意识的复杂性格之本来面目。其次,论述了《宝剑记》的时代精神、艺术成就、改编得失及其在中国戏曲史中应有的地位。最后是对《宝剑记》声韵的研究,论证了李开先对我国戏曲曲牌调系,对山东地方声腔的形成的特殊贡献。     

浅析《红蕖记》中的水意象

作为"吴江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沈璟,他所创作的《红蕖记》堪称一绝,"联篇新巧而律度又谐和",其《红蕖记》的水意象成为了一大特色,本文将以水意象在作品中的神灵化表述、情感表达、水意象所具有的灵活性和独特性作为研究方向,着重分析《红蕖记》中的水意象。     

才子佳人戏曲中“琴”意象琐议——以《西厢记》、《玉簪记》、《琴心记》为例

中国古代戏曲文化中,＂琴＂意象出现的频率很高。本文试以《西厢记》、《玉簪记》、《琴心记》为例,从人物环境构造、结构情节和主题建构方面探析＂琴＂意象在才子佳人戏曲中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功能。     

戏文《杀狗记》的重新演绎——论改编粤剧《杀狗记》的叙事结构

《杀狗记》为中国四大南戏之一,由创作至今历近六百年,改本繁多,而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明代冯梦龙的改定本。《杀狗记》的改本众多,且流传甚广,以20世纪粤剧为例,从1999到2000一年间就出现了两个《杀狗记》改本——区文凤改编的《杀狗记》、阮兆辉改编的《杀狗劝夫》。钱南扬认为《杀狗记》屡遭删改是由于其剧情不合理,且篇幅过长,故本文以中国传统戏曲结构理论结合西方叙事结构理论,研究及分析粤剧《杀狗记》改本在叙事结构上的改编及动机。总括来说,区本成功以角色带动及重新组合原本拖沓冗赘的原文,并突显主要角色之间对立关系,加强戏剧的冲突和张力,令全剧更见紧凑;改本更突出了戏曲中的"真情",并见证当代社会的现象和诉求。     

《琵琶记》对明清戏曲音律理论的影响

《琵琶记》是南戏经典剧作,历代对它的评价颇高,被冠之以"曲祖"之称。在用韵、格律、宫调等音律方面,明清文人学士对《琵琶记》褒贬不一,曲家之间的这种争议影响并推动了明清戏曲理论的发展,《琵琶记》对戏曲音律理论的最终形成具有借鉴意义。     

柳腔《罗衫记》和越剧《新巡按斩父》对比研究

《罗衫记》(即《白罗衫》)被称为"中国的《哈姆雷特》",是即墨柳腔的常演剧目。越剧《新巡按斩父》脱胎于母题《罗衫记》,两出戏的剧情有同有异,二者在人物功能实现、人物关系设定和细节处理上各有侧重。相比之下,《罗衫记》重视故事的常规性叙述,突出冤冤相报以及儒家传统女性观对女性的规约和要求,突出了戏曲的社会教化意义;《新巡按斩父》情节相对简单,剧情设计主要为"反腐廉政"的主旋律服务,强化了戏曲的社会宣传、教育功能。     

明代屈原戏论考

明代以屈原为主角或配角的戏曲共四部:袁于令的传奇《汨罗记》、吕天成的传奇《神女》和《双栖记》、徐应乾的传奇《汨罗》,均已亡佚。袁于令创作《汨罗记》一事虽仅属传闻,但确属实;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的正义性格,促成他创作了该剧;但创作后不久,其父出于望子成龙的心理将其焚烧。《神女》、《双栖记》是否属于屈原戏,学术界看法不一,但相关文献和它们的剧情均表明它们是屈原戏;《神女》的作者存在争议,但基本可以认定是吕天成。关于徐应乾的生平,除了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的零星记载,明末刘若愚《酌中志》一书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今人的戏曲著作多将《汨罗》写成《汨罗记》,误。以上四剧的关系因《远山堂曲品》模糊不清的记载显得扑朔迷离,其实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互相参考、抄袭的事实。     

论《邯郸记》和《南柯记》中的“梦”的作用

汤显祖《临川四梦》对中国封建社会、封建礼教、封建官僚体制作了深刻的批判,在戏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针对“四梦”中的《南柯记》和《邯郸记》的创作特点简略阐述其“梦境”描述在作品中的作用及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     

从情到理:孟称舜爱情剧创作内涵变化

历来对孟称舜戏曲创作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代表作《娇红记》。从文学、思想、时代等多角度诠释《娇红记》传奇成了研究孟称舜戏曲作品的热点,由于孟称舜的戏曲创作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因此仅对《娇红记》传奇进行单一的研究并不能全面客观地揭示孟称舜的创作思想。文章试图把孟称舜的五种爱情剧联系起来分析考察,揭示孟称舜爱情剧创作前后期的变化。     

《宝剑记》在康乾年间的传播

《宝剑记》虽被康乾年间出版的曲谱广泛收录,且为文坛执牛耳者所赏,却罕见于当时的戏曲选本。《宝剑记》在康乾年间传播受阻,一方面固然可能有朝廷戏曲禁令的影响,但影响甚微,因为《宝剑记》之外的水浒戏的其他剧目非常盛行,而这一切均根源于康雍乾三朝帝王的骑墙做派,从而大大削减了诏令的效果;另一方面更在于《宝剑记》与时代的风云际合,维系人心的理学市场的部分失去,戏曲消费的俗化倾向,都使得《宝剑记》与康乾年间的社会渐行渐远。     

才子佳人 大团圆——传统戏曲

翻阅中国古典戏曲名篇《牡丹亭》《西厢记》《荆钗记》,翻阅《赵氏孤儿》《琵琶记》《窦娥冤》等,我们不难发现"才子佳人""大团圆"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大量出现在元明清的戏曲里。本文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理念,从文化的角度对这种模式进行了分析,旨在客观地认识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才子佳人""大团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