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后国都迁变的政治原因

自秦统一至于唐,我国政治中心基本都在关中长安地区(东汉、魏晋、北魏都于洛阳除外)。唐以后则开始了政治中心向东北方向迁移的过程,最后确立了以位于中原王朝东北部的北京为国都的政治格局。导致这一迁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政治因素——肇始于唐、炽烈于后的边疆形势变化,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一、唐代边疆形势的变化导致幽州军事政治地位上升 自秦统一至唐代前期,中原王朝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偏西地区。在秦汉有匈奴,在隋和唐前期有突厥。汉初匈奴统一北方,东起朝鲜边界,西至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皆为其地,“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匈     

浅析唐高祖对高句丽以"和"为主政策的原因

618年,唐高祖李渊灭隋,结束了当时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建立了唐朝.高句丽原是东北地区的古代民族之一,后来不断扩张,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并与唐王朝有政治和经济上的来往.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登基后,多次派遣使臣赴唐.唐朝奉行以"和"为主的外交政策,与高句丽确立了宗藩关系.唐高祖时期是双方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阶段.     

汉唐长安城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西汉与唐王朝建都于西安,为了巩固政权及保卫京城,都曾着力经营与国都属于同一自然地理区域的黄土高原地区。在两王朝前期,随着国势的强大,都城日益兴盛,并带动了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也因农牧业兼营的生产结构未受到破坏。但西汉巫蛊事件及唐安史之乱后,这两个王朝国运丕变,汉、唐长安城受到破坏而衰落,使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衰退,生态环境随之恶化     

唐代经营东北与突厥

唐王朝经营东北的目的能否实现,即东北诸族是否内附唐,取决于唐与突厥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突厥降户叛乱引起东北政局的变化,又给突厥的发展壮大造成了机会,最终导致了后突厥的崛起,并且一度主导了东北诸族;后突厥的复兴是促使幽州成为军事重镇、平卢节度使建立的直接或间接因素。因此,隋至唐前期,是由隋唐王朝与漠北游牧政权争夺东北地区统治权的时代,虽然最终以突厥的失败而告终,但唐与突厥均是东北地区的主导力量,东北诸族是否内附唐是一个决定性的外在因素。     

初唐诗人杨炯

初唐诗坛上,有四位并驾齐驱的著名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由于他们在唐诗发展中各有建树,被人们誉为“初唐四杰”。杨炯,陕西华阴人,生于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六五○年)。则天长寿二年(公元六九三年)尚在衢州盈川令任上,大约其后不久即卒于官(杨炯卒年的确切时间,限于史料,至今仍无法核实,而“四杰”之中,他是死得最晚的)。关于杨炯的家世,我们从他现存的文章中仅知道:他的曾祖父杨初,北周时官至大将军,入隋,为宗正卿、常州刺史,后入唐,为左光禄大夫(据《常州刺史伯父东平杨公墓志铭》),封常山郡开国     

旧唐书陆德明传再注

陆德明大约生于公元554年,卒于公元627年左右。陆德明曾先后师从周弘正和张讥,于公元582年开始踏入仕途,官第三位始兴王叔重的左常侍,583年任国子助教,后来在隋、唐两朝主要任国子监的职务,卒于唐国子博士任上。他的重要著作《经典释文》三十卷,始撰于公元583年,历经陈、隋两朝方竟。     

临安及中都的城市管理体制

南宋的都城临安和金的都城中都,是我国历史上相同年代(公元十二世纪前期)并存的两个互相对峙王朝的国都,本文试通过对临安及中都的城市管理体制的评述,分别对南宋王朝及金王朝国都的职能略作比较、探讨。 一、临安及中都的地方行政机构 南宋都城临安的行政机构(地方政府),为直隶于宋廷尚书省的府级建制,因作为国都,临安府在地位上及职权上,都高于一般的府。临安府府署(府机关)不但机构庞大,其官吏人数也众多。 临安临府的主官称为知府。其秩级为以三品,相     

唐京西北藩镇述略

京西北藩镇是唐王朝为防御吐蕃侵扰长安和控制平定安史之乱的唐军主力,而组建的地方藩镇。它既受唐王朝特殊照顾,又受其特殊控制,地位不同于其他藩镇。在中晚唐,京西北藩镇保护和促进了西北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唐王朝维持统一局面的军事柱石;还是决定南衙北司之争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李白推崇孟浩然原因探源

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尤其是诗歌,达到完美境界,人称唐朝的诗,诗的唐朝,是当之无愧的。唐诗流派众多,名家如林,李白则是诗中泰斗,他为人惆境不羁,蔑视权贵、笑做王侯,刚直不阿。然而公元739年,李白却写下了充满赞誉之词的《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李白推崇孟浩然原因探源@许志忠$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论唐王朝与突厥的和亲

唐王朝与突厥之间多次商议和亲,但有唐一代,二者之间始终未能实现和亲之举。究其原因,大致有三:首先,双方曾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使彼此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其次,突厥自身反复无常,使唐王朝对其常怀不满。再者,和亲进程中一些偶发事件,造成和亲最终失败。     

唐前期色役基本问题再认识

役目繁杂与律令缺载并不构成对唐前期色役的否定。减诸司色役敕标志着色役已从职官系统中脱离,通史视野下的色役亦有长时段的演进路径,这都反映出唐前期色役的独立役种地位。在分番供役、不役纳资与身份制之外,唐前期色役尚可通过免役、职掌和役身特征与正役、杂徭相识别。着眼于职能分类,唐前期色役可分为公廨类、官人仆从类、乡里类以及特殊役户。职役是唐前期色役的内在性质。这不仅表现在具有“官”身份的散官和勋官,以及具有贱民身份的官户、杂户等色役人群,“有军名”色役亦体现出这一共性。对唐前期色役基本问题的厘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唐代役制乃至中国古代的职役问题。     

唐代河朔藩镇进奉浅论

对中央威权的依赖是河朔藩镇进奉的内在原因,其进奉有定期岁贡和临时进献两种形式.河朔藩镇对中央的进奉说明其与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仍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范畴,而不是与唐王朝并立的对等政权.     

唐代和籴制度的渊源

唐代的和籴,是唐王朝征购粮食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很早以前就实行过,至唐得到普遍推广,其后宋、元、明、清相继沿用,实为中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财经制度。然今人对唐代和籴制度渊源的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和籴之法于唐开元二十五年前不可详考,其后才由西北(主要指河西)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有的认为始于北魏,唐贞观以后自京师推广于西北;有的认为开元、天宝以前,唐政府无论在中原内地还是各边州地区,均推行了和籴制度;有的认为和籴不始于北魏,汉武帝时于西南边郡的和籴,比起北魏的和籴供军约早六百年;有的则认为魏相李悝就实行过平籴法,汉代以后,也屡行和籴。     

重新认识李密的历史地位

李密的生卒年月基本与隋王朝相始终,认真考察他的一生对研究隋王朝的治乱兴衰及唐王朝的开国史都极为有益。通过对李密人生历程的研究思考,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其全部历史。虽然他在后期犯有严重错误,但其一生的主流是反隋。李密对瓦岗军的发展壮大,对全国的反隋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功劳是主要的。李密虽然失败了,但仍不失为一个英雄,只不过是带有较多的悲剧色彩而已     

唐大明宫含元殿与外朝听政

大明宫含元殿建于唐高宗龙朔年间,位于隋唐长安城东北隅,为高宗以后的政治中心.含元殿是唐代君臣举行元日、冬至大朝会和接受四夷及外国君长、使者朝贡等重大国事活动的外朝听政之处.含元殿宏大的规模以及外朝听政隆重的礼仪,正是唐王朝显示国威之所.含元殿历经岁月沧桑,直接见证了唐王朝国力兴衰的历史.     

初唐边塞诗的时代特征

在唐王朝统治中国的三百年间,由于种种原因,同邻近的部族不断发生战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就产生了唐代边塞诗。由于边塞诗的作者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而唐代的边塞诗也就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今天,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这个问题,对于了解唐王朝发展的历史、探讨作家的创作与时代的关系、全面认识这些战争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作用,无疑是有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在研究民族之间的战争时,把任何事件都要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研究。研究唐代对外战争和唐代边塞诗,尤其应该注意这一点。任何偏见都将导致我们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死胡同,从而给某些居心叵测的霸权主义者或者妄图分裂中华民族的人以可乘之机。本文试图联系初唐时期的对外战争,谈谈初唐边     

继文成公主之后又一位入藏的杰出女性——金城公主

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在我国已家喻户晓,她与松赞干布的和亲加强了汉藏两族的关系,这是公元641年的事情。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吐蕃与唐朝关系曲折发展,唐高宗以后吐蕃与唐争夺西域,双     

唐中后期赴新罗使节关联问题考辨

在古代东北亚国家关系中 ,唐与新罗的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唐中后期赴新罗使节的次数为 2 2次 ,公元 81 2年随崔廷赴新罗的副使为金沔而非金士信。这一时期出使新罗的费用问题 ,唐廷以私觌官方式筹备 ,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对赴新罗唐使节相关问题考辨 ,可使我们深刻认识宗藩框架下唐与新罗关系的真谛 ,推动中韩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藏族传统体育活动概谈

生活在青藏高原、四川西部等地的藏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诸历史,藏本羌系一支。史称羌中的六牦牛部于汉武帝时经川入藏。七世纪初,三十二世赞普松赞干布一统诸羌,建立了强有力的吐蕃政权,使分散的处于奴隶制的中国西部逐渐进入封建社会。公元六四一年,赞普迎娶唐文成公主后,藏地输入了大量中原文化;佛教亦于此期     

孙思邈养生思想初探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卒于唐永淳元年(公元682年),是我国唐代的伟大医学家。孙思邈不仅学识渊博,“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二十岁时已精通诸子百家学说,九十三岁撰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医学名著《备急千金要方》,而且医德高尚,从不贪慕名利,曾经受到三个皇帝的御请而不顾,“不恋玉墀走穷山,唯向民间施丹散”,只愿救死扶伤而不屑高官厚禄。所以,他赢得了历代人的尊敬,是皇帝眼中的“真人”,人民心中的“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