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转型的阵痛——穆尔西执政对埃及的影响

穆尔西就任埃及总统后,国内政治动荡、经济低迷、党派混乱,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改革势在必行,通过与军方和反对派博弈实现了暂时的政治稳定;通过制定宪法和发展经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众对民权和民生的诉求;通过"三圆外交""平衡外交"的外交政策提高了埃及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然而穆尔西仅执政一年就在军方的反对声中锒铛入狱,历史情形与穆巴拉克的倒台惊人相似,但埃及的现代化并未就此止步,穆尔西执政失败仅是埃及转型过程中的阵痛,埃及仍在现代化的长河中缓缓前行。     

埃及高等教育的特点及其成因

埃及高等教育具有公立大学规模庞大,公立高等教育免费,中央集权管理,传统教学模式主导,国际化程度较高等特点。埃及高等教育特点的形成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是埃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论修道制度兴起的埃及因素

修道制度起源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长期以来也被视为埃及教会对基督教世界的伟大贡献。但作为修道制度的滥觞之地,埃及对基督教修道制度的影响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本文力图从当时埃及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自然条件等原因来探讨修道制度的起源,重点强调埃及在基督教修道制度兴起中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埃及的现代化与对外关系论析

20世纪70年代埃及现代化战略是在埃及战败的情况下推行的,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在全面反思纳赛尔政策的基础上,萨达特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政策调整和转变;萨达特的现代化战略是对埃及国家发展方向的重新确定,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埃及现代化重新探索,具有着相较于纳赛尔时代不同的新的特点;这种新的现代化战略又驱动了埃及对外关系的调整和转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萨达特时期埃及现代化的探索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立宪君主制时期埃及华夫托党的兴衰及其原因分析

华夫托党是一战后英埃矛盾激化、埃及上层社会精英争取民族独立的产物,是立宪君主制时期埃及最重要的民族主义政党。它通过准暴力和协商方式迫使英国于1922年宣布结束保护制度,在1936年签署英埃同盟条约,实现了埃及的实质独立。但限于地主阶级和贵族统治的实质,华夫托党不可能推行民众需要的社会经济改革,并凭借民众力量实现埃及的完全独立,深刻的经济危机和激进民众政治的兴起最终导致华夫托党走向了衰落。     

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埃及政党政治经历了宪政时代、纳赛尔时代和后纳赛尔时代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埃及经历了多党政治、一党政治和政党政治多元化的变化,这充分体现了埃及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三个时期中经历了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对埃及政治民主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试论基督教修道制度的起因

公元3世纪，基督教修道制度起源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对其起源的探究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课题。本文主要从其思想来源、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对修道制度兴起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作为修道制度的滥觞之地，埃及本土所起的作用也是文章重点之所在。     

埃及脱离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原因探析

从查士丁尼一世到伊拉克略统治时期,内忧外患的拜占庭帝国已无力支撑庞大的帝国版图,在埃及的统治不过是苟延残喘。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拜占庭帝国主要通过赋税和严格管控埃及的行业经济等方式获取了埃及过多的财富,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和补偿。对埃及人而言,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缩小了埃及人的生存空间。同时,这一时期埃及自身在经济上的发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埃及大地产实力不断的增加,大量农民破产,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埃及经济。在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之前,埃及经济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经济原因成为埃及脱离拜占庭帝国的关键因素之一。     

阿马尔那时代的近东大国关系

阿马尔那时代之前的近东各国在北叙利亚的争夺是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关系的序曲。在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各大国以叙利亚为活动舞台创造了多极化的政治格局。此时期近东政治格局更加多极化,由三极(埃及、米坦尼和巴比伦)转变为四极(埃及、赫梯、巴比伦和亚述)。格局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来自赫梯和亚述。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如下三组外交关系:埃及、米坦尼与赫梯外交关系,埃及、巴比伦与亚述外交关系,埃及、亚述与赫梯外交关系。埃及是维持近东大国多极化格局的拱顶石。     

挑战与应战--对埃及早期现代化探索的思考

面对西方国家的侵略及伴随而至的异质文明的挑战,穆罕默德·阿里试图通过对埃及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以使埃及跨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但是其改革的不彻底又导致埃及传统结构的留存,使之无法进行成功的社会动员,这又成为埃及早期现代化受挫的主要原因。同时,阿里一而再地卷入战争和外国势力的干预也对其现代化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     

近十年来我国古代埃及文明研究概述

古代埃及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近四千年的独立发展历程中,它曾经创造出了灿烂而又独特的文化。我国对其研究与西方国家相比起步较晚,但在近十年间,随着埃及学在中国的兴起,我国学者在古埃及的语言文字、年代学与历史分期学以及古埃及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古埃及的文物考古等方面发表了一批论文和专著,促进了埃及学在我国的深入发展与繁荣。     

萨达特时期美国对埃及援助的效果与背景

美国对埃及的援助是萨达特时期埃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到萨达特统治末期,埃及已成为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美国对外援助的受援国。但美援的经济效果不佳,政治性是其主要目的。美国之所以向埃及提供巨额援助,主要意图有三:其一,支持埃及与以色列实现和平;其二,使埃及成为美国中东战略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对美国经济有利。但同时美援对埃及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一方面使埃及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另一方面加剧了埃及社会矛盾。此外还损害了埃及主权。     

中非合作论坛举措对埃及的影响评估

中非合作论坛举措近十年来在埃及的实施,使中埃合作关系在政治、经济、农业、教育等领域不断深化,增强了埃及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与主动权,对埃及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虽然目前双方合作关系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题,但只要我们站在战略的高度,用发展的眼光共同面对并努力解决这些挑战和问题,中埃关系就会获得更加深入的发展。     

埃及宪法的发展及其修正案评述

埃及在19世纪后期开始了自己的宪政实践,并先后制定了多部宪法。在获得完全独立后,埃及于1971年颁布永久宪法,从内容上看,这部宪法在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也奠定了埃及的基本政治结构。之后永久宪法在1980年、2005年和2007年经历三次较为重大的修订,体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的两次修宪,在进一步完善埃及政治结构的同时,也在宪政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埃及威权主义衰落原因探析——基于合法性的视角

2010年底以来的"阿拉伯之春"震惊世界,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在这场政治剧变中轰然倒台。埃及政治动荡不是孤立的政治事件,不但有宏阔的现实背景,也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历史上,三位埃及总统的执政风格各具特色,都取得过辉煌的业绩。但他们也存在共同的致命弱点:贪恋权位,不思从根本上变革威权体制,导致政治合法性类型的转换缺乏动力;加之政府的暴力色彩浓厚,造成社会矛盾丛生。因此,埃及威权主义的合法性在代与代之间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民众对于专制的不满只要遇到合适的时机必然会爆发。     

政治转型时期埃及的宪法危机及启示

2011年1·25革命爆发,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下台,国家权力被移交给军方,埃及进入政治转型时期。短短的三年时间,埃及先后中止两部宪法,废弃两次宪法声明,举行三次宪法公投,推翻两位总统又选举出两位总统,埃及的宪制改革由变生乱入困,矛盾丛生,宪法危机跌宕起伏。其要因在于埃及军方、穆兄会、世俗派等政治和宗教势力围绕着权力分配进行了一场尖锐的权力斗争,折射出埃及宪制发展曲折复杂的演进态势。其启示在于：西方宪政模式不可照搬,培育民族特色的本土宪法文化至关重要;公投民主的合法性与相对性并存,并非济世良方;埃及军方的威权统治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稳定,也破坏宪制秩序;教俗冲突需要理性对待,宗教势力须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推进温和渐进式的改革当成为未来宪制发展的首选。     

中文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的动因、模式与优化路径

中文纳入海外国家国民教育体系是中文全球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埃及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表明中文的学科地位在埃及得到更高认可,中文教育在埃及发展取得重要成效。基于此,从区域国别中文国际传播视角梳理埃及各个教育阶段内中文教育现状。从政治高度互信提供保障、经贸往来频繁提供动力、教育交流提供基础等方面探究中文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的动因,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中文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中文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的优化路径：一是协助制定教学大纲、培养优质教师队伍、建设系统化教材体系以促进教学资源与教学实践相匹配;二是提出促进埃及中文教学与就业有效对接、以中文教育服务埃及社会发展需要、提高中文在埃及的语言声誉和地位以实现中文在埃及纳入可持续发展,并发挥埃及纳入对阿拉伯和非洲的区域国别示范作用,促进中文纳入更多海外国家国民教育体系。     

法老埃及时代的妇女社会地位

法老埃及时代的普通妇女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她们具有经济上的自主权，成为家庭内的女主人，可以与男性一样参与社会生活、生产与宗教等领域。但是，法老埃及时代的普通妇女很少涉及政治领域，她们基本上不从事各级大大小小的官职，各种官职基本上由男性垄断把持，这一点与各古代文明国家大体相同。     

1960—1972年埃及经济发展中的外资来源与作用

独立后的埃及,作为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利用国外资本加快经济发展的道路。1960—1972年,埃及通过贷款等形式,从外国政府、外国民间以及国际多边机构吸纳了巨额资金,缓解了埃及经济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埃及经济的发展。然而,外资在给埃及带来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给埃及带来了沉重的外债负担。     

埃及努比亚人问题的历史透视

埃及努比亚人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难题。长期以来,埃及政府禁止公开讨论努比亚人的权利并否定存在相关问题。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努比亚人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努比亚人借助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和政治事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族群动员和政治参与,将回迁权作为争取族群基本权利的中心内容,并围绕回迁权与政府进行了多次博弈。2014年埃及新宪法将努比亚人的回迁权写入相关条款,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努比亚人问题的复杂性,短期内仍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或许仍会影响当前埃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