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丽江儒学教育与“士”阶层崛起

清代丽江儒学教育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地方官员致力于教、地方士人崛起及对本土士人的培养.丽土士人群体的崛起成为清朝丽江统治的中坚力量,促进了地方文化、风俗与社会变迁.     

金圣叹的和谐思想与《水浒传》的评点

金圣叹在《水浒传》的评点中提出了＂天下太平＂的观点,这是封建时代的和谐思想。金圣叹认为,在君主、官员和百姓这三个层次中,社会和谐与否的主要责任者是官员阶层,他们的德行和素质在社会和谐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士人德、才的塑造就是社会和谐的途径,而孔子的＂恕＂思想和《大学》的精神就是塑造理想士人的标准和原则。     

宋朝江西地方官员与士人的救灾活动

江西在宋代获得大发展,但也不时遭遇自然灾害。江西地区的官员与士人是救灾的核心力量,主要通过赈给、赈粜、赈贷和办社仓来实施救济。官员与士人之所以积极参与救灾,既是因为地方财政的窘困和政府考核的压力,又受到了自身社会理想和赢得民心的双重驱动。     

唐代乡饮酒礼与地方社会

唐代的乡饮酒礼是一种饮酒礼,包含了贡士、正齿位、饮国中贤者等多种涵义,其中以贡士之仪最为重要,成为常典。它一般只在地方上举行,地方官员、士人及其他有名望的人都要出席,仪式的过程凸显出对士人的尊重和礼遇。由于它和地方社会的紧密联系,以及本身所具有的尊贤尚齿功能,地方官员普遍把举行乡饮酒礼作为推行教化、改革风俗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经费短缺等问题,乡饮酒礼逐渐不受重视,衰微下去。     

清代丽江儒学教育及所取得的成就

清代丽江地方政府竭力发展儒学,创办学宫,创建书院,广设义学,为地方培养了大批士人,提高了丽江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推动了丽江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丽江风俗变迁。移民、官员提倡、乡绅支持等是清代丽江儒学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墓志看宋代士人的居乡生活——以四川地区为主的考察

墓志的性质在宋代普遍转向"传记文学",更多记载墓主的个人事迹和家族世系,本文通过士人文集中的大量墓志资料考察宋代士人的居乡生活。宋代西蜀文化发达、士人集中,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故将考察范围集中在四川地区,将考察群体集中于致仕官员、落第士人、居乡隐士三类,他们的普遍特点是:文化程度较高,又曾任官,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从事活动丰富多样。通过考察以期进一步了解宋代四川地区士人丰富多彩的居乡生活以及与乡里社会密切的互动,扩大对宋代社会各层面的研究。     

浅论邢州学派的背景(一)

邢州学派是来自邢州紫金山的师生和学友形成的,紫金山是邢州学派的摇篮;邢州学派的成员及先辈生活在邢州“民族走廊”和辽、金、元初长期统治下的地理环境中,正统思想淡化,适应在蒙元政权中为官和研究科学文化;信仰佛教的蒙元统治者对佛教兴盛的邢州倍感兴趣,佛教是连结蒙元统治者和邢州学派的纽带;邢州学派活动于忽必烈统治时期,忽必烈是邢州学派政治上的依托。     

浅论邢州学派的背景(二)

邢州学派是来自邢州紫金山的师生和学友形成的,紫金山是邢州学派的摇篮;邢州学派的成员及先辈生活在邢州"民族走廊"和辽、金、元初长期统治下的地理环境中,正统思想淡化,适应在蒙元政权中为官和研究科学文化;信仰佛教的蒙元统治者对佛教兴盛的邢州倍感兴趣,佛教是连结蒙元统治者和邢州学派的纽带;邢州学派活动于忽必烈统治时期,忽必烈是邢州学派政治上的依托。     

“仰俯”的宇宙自然观与魏晋士人的审美精神

＂仰俯＂话语结构承载着的宇宙自然观的文化蕴涵及其对魏晋士人审美精神的影响。＂仰俯＂的审美视角是经学衰落、意识形态、士人思想观念、文学自身的发展等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彰显了魏晋士人对宇宙自然和现实的体味与感悟,体现了魏晋士人的审美精神和宇宙空间感。     

《邢州学派》一书的创作特色

以刘秉忠为首的邢州学派是邢台地方史研究的重头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邢州学派>一书取得了重要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宏观站住和微观考证的结合、全书体例和章节结构的匹配、横向分析和纵向比较的互补、史料选择和历史结论的推理、史实陈述和现实借鉴的连接.     

正是幸福教育时——幸福的逻辑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种让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渴望并追求幸福和自由是人的天性。今年春节前后,＂幸福＂骤然成为神州大地上炙手可热的词汇。普通老百姓的拜年祝福、地方新任官员的幸福承诺、地方两会的＂幸福指数＂（据悉有23个省市在其＂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幸福指数＂）、     

我国公共服务与中央地方关系

在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存在分工不明确、不规范等问题和矛盾,急需采取多种举措加以解决。应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范围,规范中央对地方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以＂公共服务＋GDP＂为导向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和公共服务问责制。     

宋代秘密宗教治理背后的法律调整

北宋时期的秘密宗教法禁政策,继承了唐律中＂造妖书妖言＂和五代敕令中＂夜聚晓散＂的规定,发展为＂夜聚晓散、传习妖教＂的罪名,并把禁止妖教的法令从地方法规上升为中央法规。方腊事件后,南宋政府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吃菜事魔＂条法。宋政府对秘密宗教的法律治理,深刻反映了宋代官员的地方治理政策。     

野服躬耕：晚明乡宦的文化装扮与仕隐并存

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价值选择和生存方式日渐多元,但同时社会变迁也带来了普遍的焦虑,乡宦的社会角色和身份定位变得复杂不确定,于是他们转而借用其他社会群体的角色来寻求身份之外的价值体现,以野服躬耕的文化装扮游离于隐士、官员、士人、农人、商人等不同角色之间,但晚明乡宦既不会抛弃士人身份成为绝对的隐士,也不会成为全然投身于地方事务的改革家,体现出社会转型期知识群体对自我的困惑和反省。     

南宋地方官学的修建与士人参与

南宋时地方士人直接参与地方官学修建活动,并以资金直接参与和非资金参与两种方式发挥自己的作用。南宋时期士人群体的壮大及"以天下为己任"意识的增强,促使士人参与官学修建,某些地方政府在官学修建中的"缺位"给士人参与带来契机,不同地域的社会习惯决定了当地士人的参与程度。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官学修建,南宋士人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     

“名人故里”之争及其正确引导

近年来,＂名人故里＂之争在一些地方不断上演,暴露出占用大量物力财力、歪曲基本历史事实、轻薄厚重传统文化的诸多弊端。＂名人故里＂之争的实质是争地方经济发展之利、争城市影响扩大之利、争官员政绩提升之利。必须坚持正确的文化导向,贯彻科学发展的原则,重视历史文物的保护,打破区域之间的壁垒,对＂名人故里＂之争正确引导,使名人故里所在地区在竞争中相互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赢。     

论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的自恋心态

由于受到个性思潮的影响,明代中晚期小说呈现出士人强烈的自恋心态,主要表现在＂自炫才华＂与＂自娱游戏＂等方面。产生这种自恋心态的原因主要在于士人对自我价值的强烈关注、对自我形象的关注与评价及其对精神自由的强烈渴求等。     

南宋地方桥梁的修建与士人参与

南宋时,地方士人开始积极参与大型桥梁修建活动,并且以资金参与和非资金参与两种方式发挥自己的作用。南宋时期士人群体的壮大为参与公益事业提供了主体,政府施政能力的萎缩为士人参与地方桥梁修建活动提供了空间,社会观念对"富"的批评为士人提供了参与桥梁修建的舆论支持,佛教徒也为士人参与桥梁修建活动做出了表率。士人参与桥梁修建体现了士人对地方事务的关注,通过参与桥梁修建等活动士人获得了舆论的好评,也获得对社会事务某种程度上的解释支配权,这成为新的基层社会势力成长的标志。     

屈骚风骨与民族精神

＂屈骚风骨＂是指具有审美性的屈原人格精神,其实质是将真理和道义担当到底的悲剧精神,可谓中国人的＂脊梁＂精神。＂屈骚风骨＂弥补着儒、道人格精神之所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屈骚风骨＂最突出的体现在那些坚守正义、抗击腐恶、正道直行的士人身上,如汉末的＂清流＂士人和明末的东林党人。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屈骚风骨＂亟待发扬。     

明清时期漕船的趱运

明清时期,为保证漕粮船只按时抵达目的地,朝廷分别委派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对漕船进行催趱。明初,中央官员的委派并无定制,自万历六年开始以御史为专职催趱漕船的中央官员;清承明制,直至清末。催趱漕船的地方官员,明清两代略有不同。明清两代以漕运为国家命脉,视漕粮为＂天庾正供＂,朝廷设官派员,专司催趱之责,及由此而起。然而在催趱漕船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