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崇宁年间的三卫府

三卫府为唐代前期始置的皇宫禁卫机构,宋徽宗崇宁年间效仿唐制新设三卫府,唐代的三卫府包括三卫五府,徽宗时期的三卫府则只包括三卫三府;徽宗时期的三卫府只存在了不到1年的时间,但该机构的置罢与徽宗朝复杂政局的变动密切相关。三卫府设置的大环境即是崇宁二年至四年间大规模的清算元祐党人,三卫府的属官选用原则也是贯彻这一政策,三卫府的设置即是巩固清算元祐党人的成果;三卫府的废罢也是基于大环境的变化,宋徽宗对于崇宁五年正月间的异常天象的复杂态度导致了清算元祐党人政策随之终止,三卫府的废罢最终导致了蔡京的第一次罢相。     

唐代诗人与僧人唱和诗研究

唱和的是诗人们沟通的一种方式,主要是为了交流感情,表示感激,用互赠诗词歌赋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唱和诗源于魏晋时期,一直发展到唐代最为昌盛,大量唱和诗都出自诗人与诗人、诗人和帝王、以及诗人与僧人之间,现如今大量学术成果表示,诗人与诗人之间相互赠送的唱和诗数量最多。唐代诗人与僧人唱和诗虽然和文人与文人之间的唱和诗存在相似之处,但是仍然有着自己较为独特的风格。在《全唐诗》中就有记载大量篇幅的诗人与僧人之间互赠的诗词歌赋,本文主要分析唐朝时期,唐代诗人与僧人唱和诗的特点以及缘由。     

考官的雅集——《同文馆唱和诗》发覆

《同文馆唱和诗》,是北宋元祐时期考官雅集的产物。早在北宋,它即有单行本问世,而非迟至清代,才有好事者辑录成书。当时参与唱和者,共有十二位考官,其生平不详者,本文依次考辨之。     

元稹唱和诗考述

在考订的基础上,勾勒和分析了元稹不同时期唱和诗创作的轮廓和特点,认为元稹仕途的升降对其唱和诗创作影响很大.仕途顺利时创作较为低落,而仕途偃蹇时则出现高潮.但总的趋势是逐步走向成熟的.同时,元稹较白居易存在更为强烈的因难见巧、争奇斗胜的倾向,对唱和诗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更大.因此,中唐唱和诗体制改革的主角是元稹而不是白居易.     

元稹唱和诗考述

在考订的基础上，勾勒和分析了元稹不同时期唱和诗创作的轮廓和特点，认为元稹仕途的升降对其唱和诗创作影响很大。仕途顺利时创作较为低落，而仕途偃蹇时则出现高潮。但总的趋势是逐步走向成熟的。同时，无稹较白居易存在更为强烈的因难见巧、争奇斗胜的倾向，对唱和诗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更大。因此，中唐唱和诗体制改革的主角是元稹而不是白居易。     

徽宗时期诗歌发展的艰难背景

通过对北宋徽宗时期诗歌发展的背景进行考察,得出如下结论:对元祐旧党的政治打击,科举考试制度的改变,“书禁”、“诗禁”的存在,以及众多的“文讳”,是造成当时诗歌衰落的主要原因。     

赵令畤与苏轼交往述评

赵令畤与苏轼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元祐时期。从苏轼对赵的举荐和评价看，两人的关系相当密切，相知甚深。赵令畤元祐时期的仕途升迁得力于苏轼，而随后苏轼遭受贬谪，赵亦受到牵连。赵令畤的创作，特别是词的创作，受到苏轼刷新词风的创作精神的影响，从而体现出独立的个性与风格。     

从组诗唱和看宋代诗风的转变——以欧阳修为中心

西京时期是欧阳修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登上诗坛不久的欧阳修,需要借助诗歌唱和来扩大自己及诗人群落的影响。最能代表其诗歌影响的是他们的组诗唱和,通过组诗唱和,欧阳修与梅尧臣等诗人,扩大了自己的诗歌影响,扭转了宋初沿袭晚唐诗人的风气,是欧阳修领导诗歌革新运动的重要起步阶段,具有十分重要的诗史意义。     

“为觅出人句,只求当路知”——诗人曹松的诗歌创作

唐代诗人曹松一生交游甚众,和众多的诗人有着唱和,但仕途坎坷,颠沛流离;而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却又关心民间疾苦,厌恶战争;身为唐代才子,创作甚丰,留给后人一百多首诗歌,亦颇见功力。     

宋祁诗歌题材初探

宋祁是宋初文坛一位才华出众的文人学士,作为西昆体转型时期的诗人,其诗歌题材丰富多样而自成一格,从题材来看,其宴饮唱和诗、咏物诗、感怀诗都各具特色,展示了后期西昆体诗人的诗歌特色。     

元祐学术与元祐词坛

以苏轼为首的元祐词人多数是学,或兼具学的品格;元祐词坛“以诗为词”的共同特征、多元化风格并存的风貌,元祐词的写国事、时事,与元祐学术所具有的批判精神、融通精神、创造精神、现实精神息息相通;元祐词的议论化倾向、人旨趣,同样得益于元祐学术的沾溉。元祐学术也给元祐学词坛带来了议论过度、爱“掉书袋”的弊端。     

叶梦得“阴抑元祐”考辨

历来对叶梦得最大的争议就是认为他作为蔡京的门客,＂以门户之故,多阴抑元祐而曲解绍圣＂。从叶梦得与＂绍述＂权贵的关系、与元祐党人及其子弟的交游、对新旧法的评价等方面分析,叶梦得非＂绍述余党＂,他同情元祐党人,反对立元祐党碑,与元祐党人及其子弟关系密切融洽,他对新旧法的评价客观公允,对绍述之政的批评也是正确的,不存在阴抑元祐。     

论北宋末年的诗人心态

北宋末年诗人,因党派和学术关系差异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一个是宫廷诗人群体,一个是元祜后学诗人群体。宫廷诗人的作品充满了骄淫、奢靡、浮夸的气息;元祜后学诗人的创作则表现得内敛、冷寂,充满失望的情调;二者在本质上都表现了末世诗人的颓废,是北宋末年诗人的主要和普遍的心态。同时,在酷烈的党禁中,元祜后学诗人虽流露出较强的畏祸心理,但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心态。     

大名诗歌与北宋诗坛

大名诗歌包括隶籍大名的诗人及仕宦、游历于此的诗人的诗作,其中以仕宦、游历诗人为主.那些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诗人一方面繁荣了本地诗坛,有效地参与了宋型诗的建构;另一方面在诗歌中还有对地域文化的体认与表现,他们之间的诗歌唱和,尤其是异地寄赠传播了地域文化.     

陈衍“三元说”与沈曾植“三关说”之理论差异

陈衍和沈曾植均为近代同光体之代表诗人。作为同光体的理论家,陈衍最重要的诗学主张就是所谓"三元说",即学诗应该以盛唐开元、中唐元和、北宋元祐诗人为楷模。然沈曾植在与陈衍论诗、得悉陈衍"三元说"内涵并为之诠释后,又提出"三关说",即学诗应该打通"三关":宋之元祐、唐之元和、晋之元嘉。过去讨论同光体,着重在其成员创作和理论的共性特点,对其间所存在的差异,论述不多。其实,作为近代人员最多、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其内部无论创作,还是理论,都有差异,尽管他们都集结在学宋的大旗之下。陈衍"三元说"与沈曾植"三关说"的差异,首先是学习的对象不同,"三元说"有开元,而"三关说"将其易为元嘉;其次是学习的时序不同,"三元说"是顺下,"三关说"是逆上;再次是学习的内容不同,"三元说"仅局限在诗歌的范围内,而"三关说"则将写诗之功夫,拓展到儒学、玄学和佛学,即学术的范畴,同时,又与时代之现实内容挂钩。     

《西清诗话》考论

蔡絛撰<西清诗话>甫成即遭政敌弹劾落职,此事误导后人对<西清诗话>发生了一些误解,一直被简单化为独尊元祐学术,实乃自宋迄今之误会.此书为蔡絛待制徽猷阁时自撰,其内容无关政治,唯载唐宋名贤诗话诗事,并非"独崇元祐之学".其论诗首重情致,论诗人颇具见识,所载诗事富有史料价值.蔡絛又有<百衲诗评>一篇,以唐宋14位诗人为生平宗师,持论公允.     

试论唐诗用典的宗汉意识

唐诗宗汉缘于唐代与汉代具有多方面的可比性，符合诗歌隐秀含蓄的艺术需要；仿效汉人做诗的风格和方法。唐诗用典宗汉意识的表现主要为直呼唐朝为汉，借汉人名；借汉代事；用汉地名；用汉时物；用汉时官名；用汉人著作典等。     

北宋元祐时期"调停"浅探

元祐时期,当政者由于种种原因而提出“调停”之举,进用熙丰新党。对此,以台谏为主的官员从君子小人之辨立论,进行了强烈抵制,致使“调停”政策难以实施。这一过程加剧了新党和旧党之间的仇怨,也扩大了旧党内部的分歧。     

略论包拯与中国的清官文化

包公是中国清官文化的符号。清官文化在中国的形成和延续,反映了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对清明政治的期待和对主持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的祈盼。中国清官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以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封建道统为核心。清官廉臣虽有缓和社会矛盾、为巩固封建帝制服务的一面,但他们刚正不阿、惩恶扬善的道德人格却有超越时代和阶级的普适价值。     

科举制度的生成和演化机制

科举制度的观念直接扎根于儒家关于“贤能治国”的理想诉求之中,体现了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一种政治选择。其目标则是在选拔“贤能”的过程中,贯彻君权主导下的“机会均等”原则,以此将一切能够有效影响社会的政治力量纳入到专制君主的控制之中。这既满足了专制君权无限扩张的需要,同时也成为官僚和士绅两大集团分享社会资源的重要途径。因此君主、官僚、士绅为划定各自的利益界限共同推动了科举制度的生成和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