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建安时期儒学地位探析

东汉末建安时期儒家思想并没有真正地衰落下去.而依然在政治和生活中都占有着主导地位.     

建安七子作品辨伪

以中华书局2005年版俞绍初《建安七子集》为底本,对存在于建安七子作品中的有关伪作,进行了逐一考察与甄别。同时,还以"[辨正]"的形式,对《建安七子集》中的有关作品所存在的诗题或丈题等方面的问题,择其要者,对其进行了辨订,以利于参考。     

建安七子公宴诗的价值

一般公宴诗价值极为有限,但建安七子的公宴诗具有独特的价值,不仅是"建安风骨"的组成部分,同时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对我国文人饮酒赋诗的习性、对山水诗的成熟等诗歌发展影响很大。     

建安七子生平事迹志疑

文学史上的“建安七子”,是东汉末年建安时期的一个著名文学群体。对于这七位文学家的生平事迹,俞绍初《建安七子年谱》曾进行了较系统之考察,有利于对其人其作的全面研究。但其中如关于孔融的生卒年、王粲曾“随军江陵”、徐干等人“预赤壁之役”、“军谯”的具体参与者、孔融与祢衡的交游、徐干著《中论》的时间等之认识,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疑点,现将其进行了重新考察,有利于参考。     

建安七子诗辨伪述略

建安七子诗散佚严重,今编校成集后,部分诗作依然存在作者不确定的问题.本文主要依据俞绍初编《建安七子集》,结合众多学者的研究,简叙和讨论建安七子诗的辨伪状况.其中阮瑀《琴歌》和《诗渊》中王粲的两首逸诗可以确定非其所作,其余五首均缺乏足够的证据,仍然存疑.     

孔融：“建安七子”中的异类

本从思想抱负和章风格等方面入手,剖析了孔融在“建安七子”中迥异于其他六子的特殊性,强调指出孔融实为“建安七子”中的“异类”。     

汉末至建安赞颂二体混同辨析

汉末至建安时期,文体的繁富和辨体意识的薄弱造成了一些文体,如赞颂二体的混用。赞美或颂美是赞的后起之意,赞颂二体在形式和功用上的相近造成了它们的混同使用,但二者在文章篇幅、语言风格、内容和文体功能、作者的情感态度等方面仍有不同之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安七子诗歌研究综述

对建安七子诗的研究,从他们的当代就已经开始了。在之后的一千七百多年里,人们对建安七子诗的研究不绝如缕。宋元明清时期,七子文集散佚,研究远不及唐以前全面完整。建国以后,七子的文集得到重新辑校,七子诗歌研究作为建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颇受关注。然而与三曹研究相较,仍显单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安七子逐渐获得了学术界的专门关注。因此,本文重点关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近三十年的七子诗歌研究状况,试图理清脉络,窥探七子诗歌研究新方向。     

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化与汉末流弊

两汉近四百年将儒学官方意识形态化,是汉末诸多流弊产生的根源。比如因为过于相信德化的效果而轻视了法律的威慑作用而造成的法制松驰的现象;因能否在社会上拥有儒家教诲的孝、廉、敦厚等名声,决定了能否进入仕途而造成的求名之风兴盛的现象;因社会对道德的高标一格而造成的社会风气的虚伪不实现象;在政治思想领域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抹煞、对学术思想的理解片面,死板等因素而造成的政治思想的僵化、教条等现象等。上述由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化所引起的社会流弊,正是汉末魏晋时期政治思想嬗变的源头。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略论汉初的黄老之学与儒学

西汉初期,叔孙通虽以儒学为高祖制礼仪,但也不过是点缀升平,并未被真正重视;陆贾著《新书》宣传文武之道,高祖忙于削平异姓侯王,儒学分封诸侯的思想,自然不适用。文帝喜"刑名,"景帝不任儒者。可见,儒学在西汉初期处于不得重视、暗中发展的情形。可是,黄老之学由于主张休养生息,清静无为,以及其"形名相实"的理论,最能适应西汉初期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黄老之学成为汉初70余年间的基本统治思想。这种局面的打破是武帝即位以后的事,从此儒学便被奉为官方哲学,走上了神坛。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化路径探析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是通过经学思想政治化和经学信仰大众化两方面实现的。经学政治化是从思想到制度再到结果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即统治思想经学化、通经入仕制度化、官僚队伍儒生化。经学大众化主要通过儒生信仰和创造推动统治者的信仰、政治威权和禄利诱惑推动官吏的信仰、经学教育和政府奖进推动知识分子的信仰、教化和风俗推动庶民的信仰而实现。     

汉代儒术与政治信仰

汉代儒术的精髓是政治神学，其意义一方面是使政治取得合法性，另一方面是规范政治运作。汉代儒术不仅是一种理论形态，而且表现为一种政治操作手段，如政治祭祀制度。中国中世纪的国家信仰在汉代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产生，是政治需要的产物。     

两汉时期兰陵儒学的勃发

汉代的兰陵出现了一批造诣很深的儒学大师，他们或参与政事，或从事儒学教育，在历史上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这与兰陵深厚的儒学底蕴和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     

汉代经学与藏书浅析

汉代经学与藏书相互促进，经学成为汉王朝政权统治的工具，并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家经学治世与藏书文化，对经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学与汉代官吏选拔

儒学是汉代必修的官学，官吏选拔以德为尚，兴廉举孝，被推举的“孝廉”们，在被“试职”以后，有功、有能、有绩、清廉者，才得以委任。汉代官吏选拔尊崇儒学，对否暂且不论，但以德论功取人，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蒙元时期汉族士子在蒙汉文化碰撞与融合过程中的作用

蒙元时期蒙古统治者为了稳固在汉族地区的统治，不得不采用儒学和汉法。而在蒙古族政权统治下的汉族士子，为了保存和延续儒学及其自身生存之需，也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正是由于一些汉族土子依据儒家的权变思想，在蒙汉文化冲突中，找到了儒学与权力契合的桥梁，使宋代的理学在元朝实现了官学化。     

论经学对汉赋题材的催动

汉大赋的发展过程与经学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经学的“一尊、、“一统”和天子仁政爱民的思想影响了汉赋题材的选择.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经学的繁荣才带来了汉赋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