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化”而不丧失根本－－吴新钿的微型小说初探

经济全球化不能以牺牲民族化作代价去实现“化全球化”。以吴新钿的微型小说创作而论，他并没有全盘“菲化”而只是部分“菲化”。他在注意吸取西方化和融会菲律宾本土化的同时，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华族化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他的“菲化”并不是以消解华族化为代价。     

新加坡华族对华语的认同度考察——基于文化合流视角

在“本土化”与“西化”的双重影响下,新加坡华族的华语状况堪忧。新加坡历史上重功利、轻情感的语言政策,也加重了新加坡华族对中华文化的情感疏离,弱化了其对华语的认同度。新加坡华语发展的个案成为舒曼文化合流维度下语言和文化互相依存的典型阐释,在改善华语生存环境的对策上,需要新加坡政府做出更精准的指引和扶持,多关注语言背后承载的民族个性和文化信息,摈弃实用性和工具性的狭促,培育新加坡华族对华语的情感认同,以挽新加坡华语困局,促使新加坡的华语真正走上期冀的发展轨道。     

“他者”缺失后日本画的行进方向——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日本画”的反思

历史上,日本美术一直对照着中国文化艺术的范本进行建构。近代“日本画”的确立,也是以西欧文化体系为他者进行自我形塑。然而,在以信息交换与经济网络架构的后现代文化全球化的讨论框架中,“他者”与“自身”的对立轴已经消失,当代“日本画”必须在全球一体化的文化空间中,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寻找自己的坐标。     

试论美国华侨到华族的转变

华侨,是指仍保留我国国籍的具有中国血统的侨居国外的我国公民;华族是指具有中华民族血统和中国文化特征的人,包括保持中国国籍的“华侨”,取得美国国籍的“华人”,以及华侨、华人的后裔——“华裔”,从华族形成的原因入手,来论述华侨到华族的形成及前景。     

从严复的翻译看勒菲维尔的理论

勒菲维尔是翻译文化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改写”的概念,认为翻译受思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论域及语言的制约,而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被认为是影响译者最重要的三因素。本文在介绍他理论的同时也尝试着从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严复的翻译着手来分析勒菲维尔的理论,以证明其合理性,并探讨该理论于我国翻译研究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     

原生语境再现:多媒体字源识字教学研究

本研究建构了以华族文化溯源为中轴、以多媒体技术为支撑的“汉字字源语境多媒体再现”识字教学体系,即充分挖掘汉字以形表义的内在特点、规律及其富含的文化资源,顺应受古人造字之原始思维影响而形成的特有的华族心理和思维模式,利用多媒体技术再现古人造字时的原生语境,揭示汉字形体结构的内在机理,建立形音义的有机联系,促进汉字的识记和思维发展,并用汉字文化的多元性滋生儿童多向性发展。     

文化的“无用之用”与儒学未来发展的契机和天命

文化乃通一切界而又不限于一界,因此,文化是一种渗透并体现于不同实存领域中的“柔性的”创生力。文化的这种“无用之用”特性折射出了文化发展的功利性。从深层次看,文化的“无用之用”表现为一个由某种地方性和特殊性而不断趋向于不同层级的普世化的展开过程。文化所取义普世化实质上就是文化的“共通性”,由文化的这种“通”性义来重新审视“全球化”,“全球化”进程实质上已铸成了社会发展和人类存在趋向于无节制的“消费性”,而儒家文化的生存节制意识正可对目前“全球化”的过度“消费性”偏向起到补救作用。建设现代意义上的儒学和文化形态必须走出两个误区:1.偏执于文化的普遍性、共时性的层面,而忽略其个性和历时性的意义;2.关注儒学的教化和实践特性和功能的同时,倡导重建制度化的儒学,倡导建立儒教并定为国教。要培育三种文化意识:1.要努力创造儒学的当代形态;2.致力于重建儒学与民众生活的联系;3.注重“以身体道”群体的养成。     

发展中的菲律宾华文教育

菲律宾华文教育历经了华侨教育时期和华人教育时期,有其鼎盛和繁荣的纪录。随着菲律宾对华人的菲化,华文教育工作者落后于形势的变化,华文教育遭遇低谷。但华族是个永不言败的民族,他们从低谷中奋进,推动着华文教育的发展,使华文教育充满希望。     

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理想与道德信仰观--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的时代背景、实践根据及其意义

全球化与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社会面临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道德困惑。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风气、人们的道德精神面貌、道德情操、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责任感等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道德“疏离化”倾向,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并存在着轻度的“道德信仰危机”,其现实表现就是道德失范。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社会进步的衡量尺度的“向历史”偏斜与“向道德”弱化,二是市场经济及其二重性文化逻辑的形影相随,三是新旧体制转轨的成本代价,四是消费文化与价值的畸形。要建构起与时代发展相适应新的道德体系,在公民道德建设的具体内容的设计上,就应该立足中国国情与民族文化传统,致力于追求、实现现代社会在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三个方面的有机的统一。     

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训练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各跨国公司必须在文化适应方面不断调整其管理策略,其中“一体化/特性化矩阵理论”是一种重要的决策方式。同时,它们还要运用各种指标分析各国不同的文化,并使用“跨文化训练”使得管理决策者们具有对不同文化的适应性。     

文化全球化与道德教育

文化全球化不是同质化,又不是西方化。当前的文化全球化应是多元文化的共处,但这又不是文化的自我封闭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而是文化间的“和而不同”。全球化时代人们对待文化,尤其是对待具有价值指向的道德文化的态度,构成了文化全球化时代道德教育的核心。     

中国英语：中国文化输出的有利工具

在国际交流日益紧密的今天,英语的全球化将导致英语的殖民化和霸权化,中国英语学习者学习英语及其文化不应以牺牲汉语及中国文化的学习为代价。而中国英语体现中国身份的表现层面：词汇和句法语篇则表明英语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使得中国英语的出现具有其客观合理性,是向世界传播中国身份和文化输出的有力工具,应该在中国的英语教学中予以提倡。     

"独特"的形式"独特"的世界--从《马桥词典》、《上塘书》、《水乳大地》看当下新乡土小说的形式探索

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文化批判与建构努力的中国乡土小说在日益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面临着日益式微、迷失的困境,穿行在茫茫乡野大地上的乡土作家们以自己的雄厚实力推动新乡土小说这支劲旅以“本土化”的独特性奋起抗击全球化（即西方化）的文化冲击,这不仅在文化哲学方面表现出富有个性化、本土化的民族文化的艰辛探索而且在文学形式方面表现出创造新颖独特的文本样式的不懈尝试。本文试图以《马桥词典》、《上塘书》和《水乳大地》三部长篇小说的叙事形式探索为依据,力图寻求近年来新乡土小说的外在形式方面的个性化趋势,即在打破传统叙事所进行的“词典”、“地方志”、“时间空间化”的开拓性尝试。     

五缘文化与家族史、谱牒文献研究

所谓“五缘文化” ,即指通过对沉淀于中华传统文化和华族社会中的宗族亲友、邻里乡党、宗教信仰、同业同行和物质媒介等内涵关系的文化提炼 ,明确地定义为“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的五缘文化关系。五缘文化博大精深 ,交相融合 ,它与家族史、谱牒文献的研究可谓关系密切。     

菲德尔·卡斯特罗“社会主义全球化”替代方案探析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古巴的杰出领导者,他在领导古巴人民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进行长期斗争中,进一步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危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全球化”替代方案,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全球化”才是未来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信息专递

“全球化”——西方学者的解释，“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教育的影响，“全球化”形势下教育的新特性，关于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化与民旅化的思考，民族的现代教育文化的重建。[编者按]     

上海:历史叙事与本土性建构——重读王安忆《纪实与虚构》《长恨歌》

“本土”既是全球化话语霸权的产物,是第三世界作家进入国际文化流通市场的地方性标识,也是置身全球化语境的中国作家突破西方主流文化编码的重要依据.王安忆上海历史叙事以空间化的叙史方式与本土化的民间叙史立场,鲜明地体现着其本土性建构的意图.王安忆“本土上海”建构中的文化认同焦虑,既是作家个体文化心理认同困境的体现,也表征着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作家本土性建构的困境.     

从地域性到全球性:中国体育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时代挑战和机遇

当今世界,全球化、媒介化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造就了一个高度互通互联的全球社会。对于文化传播而言,一方面,地理环境差异使各国文化产生地域性特点,呈现出文化多样性;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地域性边界渐趋模糊。与此相适应,体育的存在形态也呈现出全球化、媒介化及体育消费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其实质是从“地域性”走向“全球性”,这给中国体育跨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正确认识这种挑战和机遇,是建构中国体育文化国际认同的重要前提。     

试析梁漱溟的“中体西用”文化观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创始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文化观独树一帜,在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他既反对西方化又反对中西文化融合,而主张东方化,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的文化主张中堙有提出“中体西用”论,甚至反对“中体西用”论,但是,他在方法论和具体的文化主张上却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中体西用”文化模式,相反却使得“中体西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发展和继承。     

全球在地化到地方全球化:互联网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世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地方文化的传播搭建了一个跨越边界的、去距离化的媒介环境。正是在“地域性”与“全球性”双重力量作用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在地化向超地域化动态演变的发展状况。面对“全球-地方”博弈下地方性知识情感消解、现代化发展阻滞等问题，通过多方赋权、跨界融合、在线赋能等手段，实现非遗在网络空间中的互生互塑与深度融合，成为行之有效的传承发展之道。全球在地化向在地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非遗实现了现代语境下的重新阐释与活态表达，并通过网络媒介对地方文化进行了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的拓展。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