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人会馆的地域整合及官民互动——以晋商为考察对象

以籍贯为纽带的会馆,是明清商业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遍布全国水陆要冲和中心城市的晋商会馆尤具典型性。商人会馆的建立,首先是基于货物转运和同乡同业商人团结互助的需要。它有实体的馆驿、细致的规章,在保障自身运作的同时,对商业行为亦构成相当程度的规范作用。与此同时,面对前现代商业旅途的艰难、财富命运的捉摸不定,会馆还肩负着价值构建和观念整合的功能,以锻造商人群体的安全感和团结感,农耕社会本土的神灵信仰是完成这种构建的基础资源。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与官僚国家二元结构里,作为社会市场领域的一种机制,从理论上对立的会馆与官僚国家,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和倚赖关系。     

明清时期苏州会馆与公所新探

作者介绍了明清时期的苏州会馆、会所,并阐述了明清时期苏州会馆、公所及市民公社的组织演变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地域人文生态视野与明清诗文研究

一时一地之学术文化风尚的形成、发展绝非处于静止、孤闭的状态,除却文脉的历史承继和借鉴之外,更有不同文化区域间交通之后的碰撞和融合.由时、空纵横两个维度交织而成的庞大的学术文化生态网络,既是明清学术、文学研究中绝不可轻忽的背景,更是其最大的难点和重点.因而,确立宏通的地域人文生态视野就成为现阶段明清文学研究谋求学术突破的当务之急.地域人文生态视野应该是把不同文化区域之间"输入"、"输出"的互融、互摄的交互影响过程编织在纵向的历史时、空背景中,然后在这一庞大而繁复的学术文化网络中去审视文学的发展.     

清初宁古塔地域文化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以吴兆骞、方拱乾诗歌文本为例

清初流放至宁古塔的文人对宁古塔地域文化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无论是在生产、生活,还是在商业、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作用,但我们从诗歌内容来看,反映的更多的是作为士人维护中国文化以及知识分子普遍对民族的认同感,异域的一花一草都时刻让诗人联想到中原。因此,本文欲以吴兆骞、方拱乾的诗歌文本为例,研究具体诗歌内容及其情感表达,对清初宁古塔地域文化构成与民族国家认同进行一系列的思考。     

国家与社会:明清时期福建泉州乡约的地域化——以《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为中心

明代福建泉州乡约大规模推行是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当时泉州推行乡约是在知府、知县的号召与士大夫的积极参与下实践的。明朝推行的里社制度与乡约的精神非常接近,推行乡约又借助了里社。由于社庙演变为神庙,乡约与神庙产生了密切联系。清代泉州推行的乡约与保甲混合,而在基层社会行政化。所庙合一,约保合一,致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扎根,实现地域化。士大夫倡导乡约,不可避免地同传统的民间信仰发生关系,但不是与传统民间文化对立。从区域社会文化的视角看待碑铭,碑铭显示出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社会史资料价值。碑铭是研究地域史的重要资料。     

明清时期鲁商和徽商兴起的相似性

鲁商和徽商皆为中国十大商帮中的典范,两大商帮的崛起存在众多的相似之处。它们都对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传统观念的转型起了促进作用。     

明清徽商与汉口

明清时期汉口凭着它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利的“纲盐”政策以及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吸引了大批徽商到此经商。徽商在汉口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特别是盐、茶、典当、米粮等行业尤为活跃。徽商促进了汉口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对提高汉口的知名度方面,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明清时期晋商徽商资本组织之比较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近年来,对于晋商的兴起、发展以及衰落的原因,已有较多的研究,而包括徽商在内的徽学研究也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文章从明清时期中国商业资本组织形式的角度出发,结合晋商、徽商账簿的会计分析,对晋商、徽商的资本组织进行比较。     

明清时期徽商在嘉兴的活动

明清时期,嘉兴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其商业和市场异常活跃。徽商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帮之一,在嘉兴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徽商的活动,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进了其市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沟通了商品流通渠道、推进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和推动了当地封建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此同时,徽商在嘉兴经营活动,为徽商的资本积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试析晚明政治家叶向高与商人的关系

叶向高生活的时代,正是明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嘉靖倭乱”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并逐渐走向繁荣,海洋社会经济也被整合到以东南亚为中心的环中国海贸易圈中去。叶向高作为一名政治家,一方面与陆地商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坚决支持明朝廷的海禁政策,主张严禁通倭走私贸易,打击走私海商。叶向高对商人认识的两重性,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     

明清徽商消费生活的儒雅性

明清时期,徽商的消费生活内容非常丰富,受中国传统的"四民"观及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的娱乐休闲消费、社会公益消费、文化教育消费都体现了其消费生活的儒雅性.徽商消费生活的儒雅性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创造了商业和文化教育的繁荣.     

明清时期粤东北地区的墟市、商人与地域社会发展略论——以梅潭河流域的大埔县百侯墟为中心

以韩江上游梅潭河流域的大埔县百侯墟为中心,探讨粤东北客家地区的墟市、商人与地域社会发展的关系。认为墟市的兴起与地理因素有关,而发展和繁荣则缘于区域间的经济分工和地方人文兴盛。墟市贸易的繁荣,商人对乡村社会的回报,不仅给当地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为当地文教的兴盛和社会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对梅潭河流域地域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徽商与扬州文化

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指出,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于乾嘉时期清学全盛的贡献,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欧洲文艺复兴,可以相提并论。明清徽商在给扬州经济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在地域文化、园林文化、教育事业以及饮食文化等方方面面给扬州文化带来了空前的发展。     

明清小说与历史文献中的徽商形象之比较

明清小说中有众多不同的徽商形象描写,其中以"贪财吝啬"和"乐施助人"两种形象最为典型.通过小说与历史文献的比较,我们发现,小说中的徼商形象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徽商.但对现实生活中的徽商形象有夸张放大之处.小说中凡是塑造徽商"贪财吝啬"的形象时,往往将徼商作为故事的主角,详细描述其吝啬之态,贪财之形;但是在塑造徽商"乐施助人"的形象时,小说家们便有些吝惜其笔墨了.小说家们使徽商文学形象更趋于负面的原因虽有客观和主观的方面,但在一定的程度上却影响了历史的真实.     

徽商与明清徽州荒政

明清时期,徽商积极参与徽州的荒政事务。在徽商影响之下,徽州的荒政形成了特色:官商共济使其成效斐然;宗族内部救济与政府救济有机结合;救济经费、物资等运作的商业化。徽商参与徽州荒政事务有助于缓和徽州的社会矛盾,协调徽州的商民、官民关系,从而促进了徽州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