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中国学术史何以可能?——关于“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问题的对话

20世纪盛行的疑古思潮对古书进行了第一次大反思,为考古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对中国古史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向与副作用。李学勤倡导"走出疑古时代"旨在走出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并非全面否定疑古,更不是打倒"科学怀疑"精神,而是对古书开展的第二次大反思,使考古材料与文献研究结合起来,以正确客观地"释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率先开始了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李济提出"重建古史"是以考古学为主来重建中国的上古史。几十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大量简帛佚籍的出现,为中国学术史重写提供了难得机遇。在21世纪,从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高度,重写中国学术史不但变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重写学术史应该包括续写和新写20世纪的学术史,对中国各历史阶段学术思想的演变重新加以解释和总结。面对更新、更多、更重要的历史典籍的出土,重写学术史时机业已成熟。近年发现的清华简等出土文献作为古史重建的典型,以其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卓然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清华简能够改变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看法,属于目前重大的发现。它给中国学术的未来发展带来的影响将不可估量。     

钱穆与中国古史考辨

20世纪初实证史学思潮勃然兴起，生于潮流中的钱穆以擅长考证见称于世，在20世纪实证史学领域占有重要一席。所著《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为其考据成就的代表之作。对先秦学术系统的清理，对于中国学术走出经学时代，均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再探讨

一 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是指导数千年阶级社会史研究的基本工具。笔者认为仍应以此为据,着手解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古史分期问题是史学领域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经过几十年的讨论,学术界形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这就是:(一)西周封建说;(二)春秋封建说;(三)战国封建说;(四)秦统一封建说;(五)西汉封建说;(六)东汉封建说;(七)魏晋封建说;(八)东晋封建说等等。众说纷纭,分歧很大。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各种观点均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社会的转折时期,社会各项制度都发生了重大的变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概述

在自学中国古代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由于学术界对这个课题长期争论不休,迄今未有定论,这就给学习带来了困难。为了帮助同志们自学,本文拟对这个课题的争论情况作一番简要的介绍。古史分期问题争论的由来所谓古史分期,是指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界限划分问题。这个问题的起因,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国内曾经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中,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正确的结论,遭到各种反动势力的反对,从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引起了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研究评估

论述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长期疆持不下的缘由，评论西周、战国、魏晋封建论及其代表人物和著作，指明正误。充分肯定魏晋封建论在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进展、得失和革新史学的意义。重申西晋帝国的灭亡是中国奴隶占有制的终结和封建化的开端。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刍议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部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全面科学地总结和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前5000年前后至前4000年前后之间的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炎帝、黄帝、颛项、太嗥、少嗥、尧、舜时期的历史。这段历史就是人们传颂争议了两千余年,至今仍不知其详,仍不知其真实性的历史。称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即只有民间口耳相传的“历史”,无直接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无从细究详察,亦无从查实考定。     

旧石器时代考古与中国古史重建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是以周口店中国猿人化石的发现为起点。建国50年以来,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的数量迅速扩大到全国大部分省、市和自治区。随着蓝田公王岭、小长梁、东谷坨以及马圈沟等遗址的发现,中国境内最早的旧石器文化的时代也已经远远超过100万年。大量遗址发现的事实充分说明中国是人类演化的重要场所,大量材料的积累为编写中国古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刍议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部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全面科学地总结和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前5000年前后至前4000年前后之间的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炎帝、黄帝、颛顼、太皞、少皞、尧、舜时期的历史。这段历史就是人们传颂争议了两千余年,至今仍不知其详,仍不知其真实性的历史。称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即只有民间口耳相传的"历史",无直接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无从细究详察,亦无从查实考定。     

重写

善良的男孩梁汉颜是我们班有名的乐于助人的好同学，而我呢，正好是他的同桌。一次．老师让在课堂上写生字，教室里很安静，只能听到铅笔沙沙的写字声。突然我写错了一个字，想找橡皮，一看笔袋里铜笔、铅笔、尺子躺得好好的，却没有橡皮，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三大困境

中国文学史研究在20世纪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研究视域不断开阔,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不断变革、创新,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并逐渐走向成熟、完善,为我们后学之士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开拓了新的渠道。近年来,受文化热、方法论热的影响,我国文学史研究界掀起了文学史理论与文学史观的多视角研究热潮,如许总所评述的：“人们已不满足于对旧的僵化模式的突破,而是更多地将着眼点集中到对新的观念的建构上,其突出表现为在引入多种思维与参照体系的背景上,从哲学、美学、     

中国古史分期三家说平议

考当代中国史学界之研究旨趣,半个多世纪以来,恐怕还没有任何一个问题能像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即所谓的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断限问题那样持久地吸引着那么多人的关注,并为之聚讼纷争达六十余年之久。中国古史分期研究的现状,亦不妨以三字蔽之,曰：长、慢、大。“长”,争论时间达六十余年,迄无定论,不可谓不长;“慢”,讨论反反复复,阵营几经变幻,却不见突破性进展;“大”,即研究者彼此分歧很大,且一点也看不到接近之趋势。本世纪五十年代,大体上形成了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三说鼎足之局面。到七十年…     

100位海峡两岸与海外华人史学家联名建议重写中华古史拨开历史迷雾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

中华文明史究竟有多长?传统的说法是"上下五千年".由于近数十年考古工作不断有新的发现,许多古文化遗址中出现的文明源头都超过了五千年,有的长达六七千年,八九千年,甚至接近万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又提出了中华历史已有"一万年文明启步"之说,此事为海内外史学界所关注.     

晚年陈旭麓与重写中国近代史

陈旭麓先生毕生往来于学术与思想之间 ,孜孜求索百年来的世路、心路和去路 ,晚年更在严峻的反思中逼近一生中学术与思想的巅峰状态 ,他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及其他一系列论著以丰厚的历史感写出了百年递嬗的曲折骨脊 ,在真正意义上重写了中国近代史     

中国神话古史与“国家”传统

汉语“国家”概念体现出传统中华国家以亲属制度比附国邦行政组织和公民契约社会的政亲合一特色。依据中国神话古史和历史传说，上古三代建构起天下国家宗法体制，实现行政社会与亲族群体整合，完成行政权力与亲族权力归并。对于建立以平等、公正为必要前提的现代市场经济、民主社会和法治国家，对于人们形成与此相适应的健全社会人格和社会信用来说，中华家国社会文化传统恰恰存在着先天不足之处。     

现代文学史:重写与如何重写

鲁迅在为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做序时曾云,尺牍最能“知道这人的全般”和“真实”。[1](P414)对于学者个人来说,专题著述固然可以更明了著述者的修业方向与学术思想,但若要兼收“知人论世”的“尺牍”之效,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阅读作者的文集。从最初的左翼文学,到后来的新月诗派,以至近来的现代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研究,《砖瓦的碎影:中国现代文学论》一书全面辑录了作者黄昌勇十数年来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步步深入的探求与思考,其中的执著与努力是显而易见的。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本书的梓行虽然与作者此前出版的《王实味传》仅时隔两年,但同样是积十年之劳的沉思与积淀,绝非速生速朽的“速效产品”。实际上,在他的心目中,这部书的分量也许甚至更重。与披历十年之艰而博得学界赞誉的《王实味传》相较,这部收录其治学精要的文集,不仅耗费的岁月更长,心血更多,而且更完整、更全般地显示出了作者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致思框架与治学风格。     

民国时期殷墟发掘对中国古史研究的影响

1928至1937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十五次殷墟发掘工作,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宗旨与任务。这些田野发掘工作对中国古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从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层面来看,殷墟发掘决定了新兴考古学的研究取向;完善了田野考古的发掘技术;探索了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填补了考古学学科建设方面的空白;引领了一代学术研究的风气,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学术条件与社会环境。从狭义历史学学科发展的层面来看,殷墟发掘有力地证明了考古学成果对具体史实的研究有着验证补充的功能和作用;田野考古是扩充新史料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上古史重建寻找到历史与史前史之间相互联结的关键点,开启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领域。     

中国应当怎样遴选大学校长

一个成功的大学校长被视为大学的灵魂，是大学的象征，对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至关重要。因此，采用什么样的校长体制，选拔什么样的大学校长以及使用何种方法选拔校长，都是一所大学能否办得成功的关键。本概括了迄今为止我国几种类型的大学校长，介绍了职业型大学校长的标准，并在借鉴国外大学遴选校长方式的基础上，建议实行民主、公开遴选大学校长的方法。     

龙与古史研究

濮阳龙的出土,是中国考古的一大发现。龙,作为华夏族的标志,结合考古发掘与古文献记载,既可说明中原部落大联盟的形成,又可反映早期华夏国家的建立。而45号墓的文化遗存,更为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时代已进入父系社会乃至文明史的黎明期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证。     

杨宽与古史辨

杨宽是继顾颉刚后古史辨派中最重要的生力军,但他并不一开始就是古史辨的同盟军,而是以批评的姿态首先站在了古史辨的对立面。后来与古史辨派核心人物顾颉刚、童书业等人的联系逐渐紧密,尤其是参与编著《古史辨》第七册后,才逐渐进入古史辨派的阵营。杨宽是继顾颉刚以后集"疑古史学"之大成者,在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古史态度、引用书目上采取了拿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