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非同寻常的“即位诏”——明世宗“即位诏”与嘉靖初期改革

世宗“即位诏”的颁布，不仅稳定了政局，而且成为“嘉靖新政”的政治纲领。但是长达六年的“大礼议”阻碍了杨廷和等人改革的进程，使武宗弊政革而复生。尽管如此，“即位诏”清醒地把握了嘉靖初期政治的关键，因而很多内容被其政敌——“议礼派”所继承。     

明代的遗诏

遗诏是帝制时代以大行皇帝名义向天下臣民发布的政治遗嘱,于随后国家政治及公共生活关系重大。明代遗诏为皇位交替之际最重要的正式文献,即使在已经立有储君的情况下,仍然是嗣君即位合法性的必要基础;由于遗诏由文臣起草,士大夫有可能借草拟遗诏之机,渗透自己政策更革主张,故遗诏颁行,通常带来一定政策调整,这反映出遗诏作为士大夫群体纠正皇帝弊政的潜在途径的意义;官私史书中常混淆遗言与遗诏,论者当加辨析;明代太后所发遗诏中,仅仁宗皇后张氏遗诏具有国政安排涵义,可资查见明代后妃预政现象之变迁;明代矫拟遗诏的说法甚多,然大致都难视为确然事实;明成祖遗诏仅传两句之事,可能掩盖重要史事。     

明代皇帝与社会服饰变迁

明代皇帝与社会服饰变迁有着密切关系,虽然早期他们通过服制和法令建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礼法服制,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僭礼逾制。但以武宗为代表的个体皇帝的服饰创意和主张却得到前所未有的响应,引导了整个社会服饰潮流。皇帝在明末社会服饰转型和移风易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明代皇帝司法审判权的扩展与特色

明代封建皇权极度膨胀，在司法审判权方面主要通过奏裁、复核等形式使之权力进一步扩大，并形成明朝宦官参与司法，代皇帝行使审判权的特色。     

明代皇帝的修省与罪己

明朝皇帝的修省活动较以往历代更为频繁,成化以后表现尤其明显,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常规化的政策反思手段。皇帝修省包括因自然灾害或天象异常而进行的消极的应对式修省,以及日常化的、为主动求过进行的积极式修省,修省范围只限于干天合之事,并不为人事而举。当修省不足以显示反思之诚意时,即颁布罪己诏书,这是皇帝反思活动的极致表现。明朝皇帝的修省和罪已行为反映了儒家圣王之责任担当的意义,具有弥祸、祈庥的宗教意味,也是安抚臣民、调整政策的承诺。明朝皇帝和士大夫对待修省行为的态度体现出帝制体系内君主与士大夫政治角色、理念之间的契合之处。修省与罪己作为一种内在的反省机制,对君德、君责的履行提出了要求和保障,使君主之行为具有极限,但这种对君权的限制仍相当朦胧。     

论明代皇帝两极化性格特征的成因及影响

明代皇帝的性格或过于强悍暴躁,或过于软弱怯懦,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化特征,这种性格与其继位前的生存经历和社会教化有密切关系.险恶的生存环境使他们不得不克制、压抑自我欲望与自由意志,委曲求全,人格被极度扭曲;而教育环节中讲官的教育失败、宦官的引诱误导,助长了皇帝的叛逆心理与狂者人格.一旦他们皇权在握,容易产生报复或补偿心理,无心政务,放纵情欲,有失君道,逐渐沦为"问题皇帝".     

明代皇帝及储君教育的缺失

明代皇室教育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皇帝和储君教育缺乏制度性约束,教育时间得不到保障,使其实践能力大大削弱;明代讲官作为"帝王之师",未能充分发挥其职责,枯燥的内容、脱离时政的说教和急于求成的做法,引起皇帝的反感,使其对学业缺乏兴趣;宦官和后宫等皇帝亲近人员未能发挥良性引导、督促作用。因而,明代多数皇帝文化素养、政治素质低下,执政和治理能力处于较低水平,且言行举止常背离皇帝的身份角色,对明王朝的命运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论明代皇帝的节日赏赐

节日赏赐是明代皇帝施行赏赐这一统治手段的重要部分,赏赐的主要对象是百官、在外皇族、公侯伯、国子监师生、朝贺使节、在京军民等,赏赐的内容包括钱钞银两、布料成衣、宴会饮食、节假、节令物品和御制诗.明代皇帝的节日赏赐活动起到了巩固君臣感情、宣慰外使的作用,巩固了明朝的统治,但客观上也加重了人民负担.     

略论明代皇帝的尊汉之道

明代皇帝尊崇汉代,这与明太祖建立政权的经历和汉高祖颇为相似关系密切。明代皇帝尊崇汉代不仅表现在他们在行祭祀之礼时对汉代特别敬重,还表现在他们酷爱阅读《汉书》、讨论汉代之事。明代皇帝尊崇汉代,在治国理政上也偏好以汉为鉴,探索治国之道。     

论皇帝与龙的神秘关系

"真龙天子"一说的最早文献出处是清代说唱话本《永庆升平全传》。古人之所以将皇帝当作"真龙天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皇帝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二)人们喜欢将有本领、有作为的人比作龙。秦朝末年,人们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晚期把专制君主比作龙的习俗,将秦始皇称为"祖龙"。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帝与龙的神秘关系主要发生了三次变化:(一)汉初统治集团编造了刘邦、刘恒父子都是龙种的神话。(二)汉宣帝开始使用带有"龙"字的年号。(三)唐玄宗禁止非皇室人士在丝织品中使用龙纹。皇帝与龙的神秘关系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现象,说明崇龙习俗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从而对封建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皇帝与乳母、师傅关系发微

对于自己的乳母和师傅,皇帝们大多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由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异乎寻常起来。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帝王之子必由乳母喂养。《礼记·内则》日:国君世子生三日,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之,“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这里所言为先秦之事,但之后帝王之子必配乳母异室抚养一事基本上得到承袭,即谷应泰所言:“人主生在襁褓,则有阿姆之     

论宋代皇帝与论体文之关系

宋代皇帝与论体文相关的活动有皇帝作论、士人进论于皇帝及皇帝书论三种。比之前代,宋代皇帝作论较多,内容专以发明政事,典谟色彩浓厚。这些论体文各有价值,如讨论朝政、引导公议、和乐君臣、绍述家法等,非一般士人之论所可比。宋代皇帝以论进退士人,成为进论繁荣的原因之一,而皇帝作为接受主体,也影响了一些士人进论的用字、风格。宋代皇帝书写前人之论以赐臣下的行为,无论出于书法之赏还是藉以寓意,都具有接受与传播意义。     

从《御赐归老青田诏》看朱元璋与刘基的君臣关系

《御赐归老青田诏》为明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遣使护送刘基还乡时所作,其言辞冷峻剀切,却又充满情感,透露出刘基在归附朱元璋前后的行迹,特别是为《明史》所讳言的一些史实,其内容的真实性为历来学者所肯定,可澄清后世对朱刘君臣关系的种种猜测,可谓朱元璋对其与刘基君臣关系的一个总结。     

明代江南乡绅与政治运动

明代的乡绅阶层包括两种人 :一种是未仕但具有准官僚资格的生员、临生、举人 ;一种是通过科举途径做官而致仕的居乡官僚。他们既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群体 ,又是地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所参加的东林清议和复社运动等政治活动的影响是负面的 ,客观上不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     

明代文学与科举关系研究述评

明代文学与科举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1905年至1949年的初兴期、1949年至1979年的沉寂期和1979年至今的兴盛期。1979年以后,相关研究逐渐走上正轨,形成了较大的研究规模,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并且达成了一个共识———即“科举制度对明代文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科举文化生态对明代文学的影响方面,现有成果还缺少相应的深度。     

明代四川双籍地进士与移民初探

明代四川双籍地进士共146人,这既是特殊的进士群体,又是独具特色的移民群体。该群体发展历程表明其大规模移民应在弘治以前;该群体原籍地分布状况既表明其来源的地域非常广泛,又表明其移民水平并不高;该群体户籍类别构成情况表明其成员多为军籍士子,同时也表明其移民的主要模式是军事移民。     

明代诗词关系与词体演进

词在明代的地位非常尴尬,不仅不能与旧体文学领域的诗文分庭抗礼,甚至也不如通俗文学形式的小说戏曲被当时人看重,以探讨其中的原因为线索,论述了词体在明代的演进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诗词异同之辨.     

论明代通俗小说创作与洛学传承的关系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由发生、发展而至昌盛的时期,正是洛学的兴起和传承时期,这两种文化现象的发展过程在时间上的不谋而合,使洛学传承与古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倾向发生了特定的联系。通过对洛学传承的中兴期、叛逆期和复兴期的文化精神折射于明代通俗小说的考察和研究,明确了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与洛学传承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洛学中兴期与明初通俗小说崇尚伦理纲常倾向、洛学叛逆期与明中后期通俗小说世俗化倾向和洛学复兴期与明末通俗小说的尚劝戒倾向。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挖掘了古代通俗小说的深层意蕴,归纳和总结了洛学与小说发展、与小说思想发展有关的规律,揭示了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作用和影响。     

明代倭寇之患与中琉关系

古琉球王国与中国有着长期交往和密切联系。到明代,前后持续长达300余年的倭寇之惠对中琉关系影响巨大。倭患使明政府的册封和琉球使团在华朝贡活动无法正常开展,并影响到中琉之间封贡贸易的进行。琉球政府协助明朝驱逐、抗击倭寇,促进了中琉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