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蒙元时期基督教在华传播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仰人数众多，流传广泛，历史悠久。但蒙元时期在华传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规模并非巨大，从整体上讲，它在中国的影响，要远小于伊斯兰教。     

蒙元时期契丹人婚姻研究

辽、金时期契丹人的婚姻主要是耶律和萧氏两姓间的通婚,进人蒙元时代,契丹两姓传统婚姻模式开始受到大的冲击,契丹人的婚姻呈现多样化特点,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均成为契丹人联姻的对象,而与汉人间的婚姻,又是契丹人婚姻发展的主流.多元通婚的日益普遍使得契丹人渐失本民族的特征,成为日后契丹族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的重要原因.     

蒙元时期的关羽信仰

学界虽对关羽信仰关注较多,但对蒙元时期的关羽信仰却探讨较少。关羽这一汉人信仰在少数民族统治的蒙元时期同样流行且被广泛信仰;元文宗对关羽的册封虽带有极大的偶然因素,但用意深远;元杂剧的繁荣推动了元代的关羽信仰。对比宋明和元清对关羽信仰的不同利用,可以洞悉他们不同的文化统治策略。     

日本战略与中日关系

对政治大国的追求是以往日本的总体目标，但对国家全面的外交战略的研究和思考，是在小泉纯一郎执政的时候。2002年11月28日，日本提出了一份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将日本放在大的国际环境下进行分析，全面分析了当今国际形式的特点，提出了日本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进入小泉时代，中日之间的矛盾成扩大趋势，这不仅影响日本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中国的发展。     

蒙元时期六盘山区的蒙古人

蒙元时期,六盘山区是一个特殊的地区。因蒙元政权早期三位最高统治者即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都以这里为大本营,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加之开城安西王府的设立和屯田的广泛开展及镇戍军的驻扎,这个区域迁徙居住有大量的蒙古人和中亚各部族,诸如回回、畏兀儿、钦察、康里、阿速、哈剌鲁、唐兀、阿儿浑等。这里遂成为诸多民族迁徙、定居的重地,导致了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与发展。伊斯兰教的快速传播,促使蒙古人与各族人民相互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     

蒙元时期的葡萄酒和马奶酒

蒙元时期中原地区葡萄酒的来源主要有西域朝贡、境内自产、商贾贩运、海外贸易等几种渠道,葡萄酒的酿造不仅使用传统的自然发酵法,还掌握了极为先进的烧酒技术。马奶酒是草原民族的特色饮料,决定马奶酒品质的高下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马乳搅拌的次数;二是马畜品种的优劣。蒙元宫廷和百官所需马奶酒主要由太仆寺负责生产管理,属于国家经营的社会福利。在蒙元宫廷中,葡萄酒和马奶酒的消费十分巨大,主要用于宴会饮用、帝王赏赐和宫廷祭祀等活动中,宫廷葡萄酒的时尚消费体现了蒙元政权积极吸纳外来文明、兼收并蓄的特点,马奶酒的备受青睐则反映了其不忘国俗旧礼,始终保留鲜明的民族特色。     

蒙元时期契丹人的迁移研究

辽亡后,契丹人在金朝的社会情况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金朝统治契丹的组织形式和民族政策。对契丹人在金代的迁移问题研究已经很成熟,而对蒙元时期契丹人迁移这一问题,却没有太大的关注,作者通过所了解的元朝史籍,提出自己的看法。     

蒙元时期的牌符

蒙元时期的牌符极为发达，有别于历朝历代。关于牌符的实物资料，目前国内外仅发现有17枚，主要有金牌，银牌，铜牌，铁牌等。牌符上以汉，契丹，畏兀儿蒙古，八思巴，藏，波斯等字书写。其所行使的职权范围，用于传达皇帝的旨意政令，标示身份，牌答的管理机构为中书省，典瑞院。蒙元时期的牌符渊源于辽金时期的牌符制度，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构成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蒙元时期党项人物事迹述评

蒙元时期，党项人物自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历史活动，是西夏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历史活动表现在军事、政治、经济、化等方面，在统一战争、平叛、反腐倡廉、革除弊政、屯田、赈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蒙元时期王屋山全真教活动述略

蒙元时期全真道在王屋山地区分布极广。马丹阳、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等宗系弟子在王屋山均有流传,其中又以刘处玄系弟子最盛。这一时期,王屋山道教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在宋德芳的领导下刊刻《道藏》以及在王屋天坛和济源济渎庙所举行国家祭祀活动,前者提高了王屋山全真道众的道学文化水平,后者加强了王屋山道教与统治者及全真教上层的联系。通过这些活动,王屋山逐渐成为全真教活动的核心区域之一。     

高丽忠烈王如元与元丽关系

元至元十一年,高丽忠烈王娶元世祖之女,同元朝正式建立了联姻关系。忠烈王在位期间曾同蒙古公主、世子以及所携带的高丽官员频繁如元。忠烈王的如元活动,不仅提高了其自身的地位,为高丽自身发展赢得了空间,同时也改善了双方关系,推动了双方文化交流与融合。     

“中国观”在元代的转换

忽必烈建立元朝 ,实现了全中国的统一 ,传统的“中国观”以此为契机出现重大变化。“中国”一词的地域意义突破九州而演变为十一行省 ,人民意义突破汉人而演变为汉、蒙、色目等众多民族 ,其文化意义突破农耕文化而演变为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兼有。而其最重大的变化 ,乃是“中国”主权行使者 ,可以是汉族政权 ,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和汉人的联合政权。这样的“中国观”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和全中国的统一局面的形成。     

化忽必烈时期元日关系中高丽王朝的态度

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高丽国对元日关系的态度前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高丽元宗一方面出于中韩长期交往的经验，另一方面由于害怕蒙古军队进入高级及日本“倭寇”入侵便反对元朝与日本交往。而其后的高丽忠烈王面对蒙元的强权政治，为了巩固王位、铲除“倭寇”，并争取更多的国家主权，却极力迎合元朝发动对日本的战争。     

浅析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与袁世凯的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 ,日本出自自身利益的考虑 ,采取反对袁世凯的政策 ,引起两者关系的紧张与恶化。但最终由于英国等国的干预 ,日本被迫妥协 ,放弃了对袁敌视的政策。从日本和袁世凯的关系中 ,我们可以看出 ,两者都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对待辛亥革命的。     

元末明初吴中文学研究综述

元末明初的吴中学近来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相关的述不断出现。本从综合性研究、学思想研究、社会化研究等宏观方面，以及作家作品、诗社研究等微观方面入手，对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此类论述进行整理和总结。     

元末明初中朝关系与辽东社会

蒙古征服朝鲜半岛后,高丽王朝被纳入元之藩属体系. 高丽通过政治联姻、贡献方物、提供军事援助等方式,缓解元朝对高丽的政治压力. 元朝对高丽进行封赐,双方宗藩关系逐渐成为定式. 元末,双方宗藩关系破裂,高丽王权得到强化,并趁机控制鸭绿江东岸的缓冲地带及占领双城、婆娑府一带女真族活动地区. 明初,高丽与辽东各方势力存在着复杂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 本文以高丽随元南征( 1354年)至恭愍王被弑(1374年)为时间段限,梳理这20年间在辽东地区高丽与元廷、明政府及辽东故元势力之间的交往事件,分析中朝关系变化对辽东社会的影响.     

唐宋元历史时期石家庄书院初探

唐宋元历史时期,石家庄书院经历了由初建到蓬勃发展.全国大部分地区书院的发展大多在两宋时期,石家庄书院同期水平与全国其他地区书院发展态势相比,明显落后.但元代石家庄书院却保持着一种上升趋势,就河北省域而论处于前列.相对于全省书院分布,石家庄书院分布比例相对较高,其书院的历史人文环境和教育教学理念为石家庄教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日同形异义词对比研究

汉语和日语中包括很多同形异义词,通过对比分析同形异义词,梳理总结其相同点与相异点,有利于日语学习者更好的掌握日语。     

袁桷与元代散文创作

元初文坛占据主流的是以北方文士姚燧为代表的汪洋恣肆、雄浑刚健的文风;元仁宗延祜之后,袁桷的散文地位上升,其平易自然、含蓄清丽的风格成为主流。这种风格为南方文士虞集、欧阳玄等人继承并有所发扬,在元代散文中影响深广。     

元代安徽地区的书院

元朝政府文教政策的调整,各处地方官的积极推动,南宋遗民儒士、理学家、普通民众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及宗族等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上述各方力量所形成的合力,促成了元代安徽地区书院的恢复和发展。按所在地分,元代安徽境内的书院主要分布于中南部地区;北部地区特别是淮河流域一带,书院创建较少。按创建年代分,元代中后期安徽境内新建书院较多,也有不少前代所建而在元代得以留存的书院,经过修复被重新利用。按创建主体分,元代安徽境内的书院,绝大多数为民办,官办相对较少。由于元朝政府对书院控制的加强,元代安徽地区书院的官学化趋势日趋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