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媒体融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系统工程,需要分阶段分领域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构成领域。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背后有显著的国家治理逻辑驱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则内在地嵌有媒体融合逻辑需求。媒体融合实现媒体与社会和国家同构助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媒体深度融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逻辑耦合,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进而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合法性认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主流媒体如何在创新社会治理中有所作为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舆论引导工作为例

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是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主流媒体应抢抓媒体融合的历史机遇,完善自身功能,扩大主流价值版图.本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探讨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角色定位和创新路径.     

治理媒介化：直播问政治理逻辑与路径优化

从电视问政到直播问政是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跨越式发展。媒体直播问政是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媒体融合创新发展双重要求下的媒介实践,通过“事前”凝聚相关利益群体,“事中”打造公共协商空间,“事后”保持对话与监督落实,助力治理媒介化发展。未来主流媒体要深化治理媒介化,通过提高政治逻辑媒介化水平,深化媒介逻辑媒介化程度,提升用户逻辑媒介化素养,创设常态化社会治理协商氛围。     

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新闻出版界两会代表热议媒体融合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要“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指出了融合发展是增强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契合了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该话题也成为许多政协委员热议的焦点.     

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媒体深度融合创新研究

媒体融合作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助力开创国家和社会治理新局面。本文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审视媒体深度融合,认为深度融合时代的媒体功能在价值偏向、角色重塑、社会连接、目标指向四个方面发生转向,指出媒体融合从议题设置、政策框架、话语体系、治理架构四方面系统发力,赋能治理现代化。系统剖析了新形势下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与问题：媒体权威性与信息失序性的博弈,效率增益性与舆论断裂性的隔阂,结构贯通性与单元区隔化的冲突,全球化视野与本土化思路的竞合。基于此,提出推动形成媒体深度融合与治理现代化协同共进新发展景观的实现路径：突出价值引领,创新话语体系增强凝聚力;培育跨界思维,有效提升政治传播引领力;强化技术赋能,夯实传播平台矩阵保障力;坚持国际视野,助力深化全球治理影响力。     

中国媒体融合30年：基于政策的视角

考察媒体融合,技术逻辑和资本逻辑是最自然的视角,而政治逻辑往往作为一种外部因素来考量。但是,基于中国发展的阶段和社会主义体制,着眼于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政治逻辑,正是主导中国媒体融合进程最重要的内在逻辑。以政策为切入点,以政治逻辑考察30年来中国媒体融合进程,才能更深刻把握中国媒体融合的问题、挑战和战略路径。     

运用“互联网思维” 拓展新闻传播疆域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互联网背景下媒体传播格局的变化,全面论述全媒体时代舆论引导工作的指导方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舆论引导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总体格局,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构想。     

主流媒体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式、挑战与应对

主流媒体参与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主流媒体做好新闻舆论工作,发挥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方面的突出作用,本身就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媒体融合政策体系研究

研究媒体融合政策,可以从政策形成过程的角度来探讨。研究发现,当前媒体融合政策形成过程是以国家为主导的过程,当前媒体融合体系是以党为核心的政策体系。     

公共危机视域下共享型媒介协同治理逻辑及优化路径

数字媒体时代,技术可供性赋能共享型媒介的发展,为社会危机治理提供可能性。在媒介深度融合和国家治理体系逐步完善的背景下,共享型媒介的协同治理也成为了一个比较新颖的研究领域。文章在分析公共危机视域下共享型媒介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上,结合共享型媒介在社会危机治理中所出现的问题,从传播学、媒介学等融合性角度出发,对共享型媒介进行系统探索,旨在分析共享型媒介协同治理的逻辑及其优化路径。     

当前中国媒体深度融合的热点、难点与机制突破

当前,传媒行业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媒体深度融合".从2014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这一概念已经逐渐从理论层面拓展到政策层面,从传媒行业自发的迭代更新,到国家政策驱动与"十四五"规划战略布局.媒体深度融合战略在行业内部的内容生产、机构融合、业态创新及转型升级的具体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同样也在外部环境中逐步成为助力国家治理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理解媒体深度融合,需要在政策技术、市场等多重背景下,了解热点趋势、剖析难点问题,并寻找机制突破的创新路径.     

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激活社会治理“智媒体”新动能——以四川日报全媒体为例

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是媒体深度融合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本文聚焦四川日报全媒体将新闻传播、社会动员的媒体功能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一系列实践,探讨将网上舆论阵地建设与网上治国理政平台建设相结合的若干可能性,勾勒出作为"智媒体"的新型主流媒体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若干途径,也为全媒体时代媒体深度融合蹚路试水。     

县级融媒体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逻辑理路与实践向度

随着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和媒体融合渠道下沉,作为地方重要的信息枢纽和内容平台,县级融媒体是基层传播的网络新单元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智慧新平台,肩负着巩固基层思想文化阵地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使命.以媒介治理社会为逻辑起点,聚焦县级媒体传播失效与基层治理价值失能的现实问题,从治理理念、角色重塑、功能重构、治理转向和价值引导...     

主流媒体服务国家治理的表现与思考——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例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作为国家治理的参与者、推动者之一,主流媒体是较为活跃的因素和力量,应充分认识自身使命任务,为国家治理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这一过程也是主流媒体加强自身建设的重大机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下简称“总台”)在舆论引导、服务民生、普及知识、扶助弱势群体、回应社会关切等方面作出大量尝试,为新时代国家治理工作创造良好有利的舆论氛围,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贡献力量.     

传播治理的市场化困境——从媒体融合政策谈起

本文从近来国家推行的媒体融合政策谈起,剖析了市场化媒体的文化生产逻辑,讨论了媒体商业机制带来的政治影响。作者着眼于正当性政治、公共性政治与媒体生产机制及其培育的消费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指出媒体的市场化发展路径不仅不是传播治理的有效手段,反而会带来基层组织力消解、正当性规范消散和传播民主化程度降低等问题。     

媒体融合行动者网络的制度逻辑及"散射效应"研究

本文从实践的角度为媒体融合研究提供了一个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以某省级广电集团为例,探索2014-2019年国家媒体融合战略通过"国家-集团-员工"三层行动者网络逐层转译的战略执行过程以及多重制度逻辑的内在作用,提出中国媒体融合行动者网络的"散射效应".在"散射效应"下,行动者网络随着多重制度逻辑的进入而扩大行动的多...     

全媒体时代广电媒体艺术传播管理的创新路径 ——以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为例

全媒体传播环境正在深刻改变着艺术传播方式和观众的审美体验,这对广电媒体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广电媒体是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传播管理在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等方面意义重大.借鉴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的管理经验,广电媒体的艺术传播管理要强化以"融合—用户—审美"为特...     

主流媒体助力国家数据治理：必要性、可行性与主要面向

大数据时代,国家数据治理效能的有效发挥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在多元共治视域下,主流媒体因其在政策、技术、渠道与功能等方面的优势,具备参与国家数据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本文以此为研究立足点,探讨了主流媒体助力数据治理的主要面向,从内生性视角分析了媒体业务数据的治理价值赋能,从外延性视角探讨了平台依托下的数据获取与数据融通建设,并从人文伦理角度对主流媒体参与数据治理进行了延伸思考。     

5G时代智慧广电的新图景

5G时代广电媒体将与各类新兴媒体、新兴业态实现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智慧广电将浸入社会各个细胞,通过云端共享和大数据分析,为用户提供可自由转屏的超媒体、精准化、定制化服务,实现由内容提供商到平台运营商的跨越式转变.广播电视的定义将被重新改写:广播电视=传统广电+新媒体.广电媒体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媒体融合研究：大变局下实践和学术的攻坚时刻

媒体融合成为数字时代新旧媒体、市场与政治、技术与政策、私有与公共、传播与治理等诸多要素和矛盾的汇聚点,形成了一个业界、政界和学术界复杂交融的研究场域,业界话语、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高度混杂。2022年中国媒体融合的研究充分展现了上述特点。本文围绕基础理论、县级融媒体、媒体深度融合、元宇宙、媒介化和社会治理等不同主题和热点,展开系统全面的扫描和梳理,以期呈现这一领域的学术共同体一年来的知识和思想成果。无论是实践还是研究,媒体融合经历了政策驱动的前期热潮,正处于一个理性回归和攻坚克难的深入阶段。中国媒体融合在数字时代信息传播和社会治理走向融合的进程中引领全球,也很可能成为中国理论体系和中国话语的先导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