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比兴观及其诗学地位

关于刘勰比兴观的丰富内涵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龙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但对其比兴观在我国诗学中的地位却少有论及.刘勰的比兴观,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比兴的诗学理论,同时又孕育了“兴象”、“意象”、“意境”等审美范畴,是我国诗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

《文心雕龙》（梁·刘勰）是“笼罩群言”、“体大思精”的中国文论巨著。自国学大师黄侃先生的《文心雕龙札记》面世以来,研究“龙学”者甚众：范文澜、杨明照、陆侃如、牟世金、王元化、李曰刚、王更生、铃木虎雄、斯波六郎、户田浩晓、施友忠……名家倍出,不胜枚举。“龙学”已成为“显学”。《文心雕龙创作论疏鉴》是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教授王志彬先生研治“龙学”４０年的结晶。它是内蒙古出版的第一部“龙学”著作,也是从文章写作理论角度专门疏解、鉴别《文心雕龙》之新著。《疏鉴》采取“居今探古、见树见林”的态度和方法,综…     

从“审美中心论”到“审美/非审美”矛盾论——童庆炳文化诗学话语的反思与拓展

童庆炳文化诗学话语的核心理念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种呼吁",其中"审美中心论"既是文化诗学之根,也是其所有诗学活动中的第一存在。"审美中心论"成型于20世纪80年代,是"美学热"的精神遗产,也是童庆炳本人累积而成的思想财富,把它移植至文化诗学,此为继承与发展"旧说"(审美诗学)。同时,在世纪之交以来的学术论争中,童庆炳又挺身而出,对话"文学终结论",批驳"日常生活审美化",反思"文艺学边界",此为与"新说"(文化研究)交战与斗争,其意图之一是要保卫"旧说",强化自己的"新说"(文化诗学)。然而,因童庆炳看重高雅文学,强调诗情画意,其文学观与审美观也就偏向古典主义与人文主义。它固然纯正典雅,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关闭了与文学、文化现实交往互动的通道,所谓的"关怀现实"与"介入现实"很难落到实处。拓展文化诗学的可能方案之一是把"审美中心论"的单维结构变为"审美/非审美"的矛盾组合(二律背反),这样才能既刷新我们对它的认识,又使它面向复杂现实。因此,文化诗学的前景与生长点很可能在纯文学与大众文化的"结合部",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     

马克思主义诗学的文化视野

文化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马克思主义诗学的发展中，文化视野和意识形态分析互相交错，使马克思主义诗学成为一种文化战略诗学。在肯定文艺研究的独特性基础上，坚持文艺研究的文化视野对于沟通我们的传统诗学与马克思主义诗学以及西方当代诗学潮流，使诗学理论切合文学当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探索——评狄兆俊的《中英比较诗学》

狄兆俊先生的《中英比较诗学》是国内第一部以国别诗学比较研究为内容的学术专著,它对我国中西比较诗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书中采用互为观照之比较方法,通过对中英传统诗学特征的梳理,并辅之以阐发法和阿布拉姆斯的“实用理论”、“表现理论”,试图为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工作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对话:阐释学与比较诗学的遇合

“对话”是阐释学的核心精神，也是比较诗学的重要特征。“对话诗学”的属性规定，比较诗学研究者必须坚持平等意识，克服诗学（乃至文化）中心主义的局限，承认“偏见”与“误读”的合法性，并在“对话”过程中对术语和概念等进行限定性“改造”。“平等对话”是比较诗学研究者进行“诗学对话”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研究者必须摆脱文化中心主义的狭隘立场，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对“他者”进行看视，“崇洋媚外”和“自我中心”都不是比较诗学研究的科学态度。我们应该建立合适的对话原则，这样的规则应该对被比较的不同诗学都是有效的，使对话双方或多方的“本来面目”能够自由的呈现，这样才能发现各种“异质”诗学存在的合理性，并全面阐发其对人类文明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共同诗学”与“复合诗学”——对比较诗学终极目标的一点思考

许多研究者将“共同诗学”视为比较诗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但是从诗学的差异性存在、历史时期的不同以及比较研究中“和而不同”原则的本源涵义来看,“复合诗学”的建构比“共同诗学”更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纵横中西比较开拓华文领域——饶芃子文艺理论与批评论述

在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如何打通中西传统诗学之间的隔阂,建立全球性诗学框架,如何开拓比较文学的深度和广度,是文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饶芃子先生以开放的目光从文化角度提出了对比较诗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新的理念并付诸实践,拓宽了比较文学的学术视野,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风清骨峻 篇体光华——刘勰的审美艺术理想：“风骨论”

“风骨论”是《文心雕龙》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关于“风骨”内涵的理解历来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结合童庆炳先生的“风骨”论争综述进行思辨,从“风与气”、“骨与辞”、“风骨和文采”三个方面探讨“风骨”内涵,归纳出“风骨”是浑然一体的美学范畴,是一种由郁勃亢进的生命力与主观志气激发出的文章力度和刚健风貌。正如童庆炳先生所提出的,它是文章的内质美呈现,是刘勰“风清骨峻,篇体光华”的审美理想追求。     

浅析“文化诗学”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陶东风等一批学者针对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认为文艺学应进行"扩容""跨界",开始"文化研究"。但童庆炳先生认为"文化研究"偏离了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不利于文艺学自身的发展,创建性的提出了"文化诗学"。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简介 文艺学

<正>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的前身是1953年建立的全国第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在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先生的指导下,1953年制订全国第一个《文学概论》教学大纲,1956年开设全国第一个研究生班,为我国的文艺学建设做了筚路蓝缕的工作。1983年又成为全国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并培养了第一批文艺学博士。1987年黄药眠先生逝世后,全体成员在童庆炳教授率领下以“团队精神”继续锐意创新,组织了“四大战役”：一、集中本学科师生29人完成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国家教委博士点项目“中西文论比较研究”,其成果《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下卷)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从赋诗言志到作诗言志——中国诗学产生历程考述

朱自清先生说“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理论的“开山纲领”。尔后,“诗言志”这一诗学命题成了中国古老诗学中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在历代学者研究基础上,拟从“赋诗言志”到“作诗言志”的历程看中国诗学的产生这一角度作出论述,试图进行比较系统和整体的把握．     

王学研究的多维度思考

在对王学的研究作多维度思考的时候,方法的多元尤为重要,方法决定视野,视野决定论域。在知识与价值的关系中,“价值中立”应与“非价值中立”交互并存。除了从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结上来展开对王学的研究外,宏观与微观的不同角度,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及比较文化的视野的建构都是非常必要,也是必需的。     

朱光潜诗学及其意义的再认识

朱光潜诗学对中国新诗建构的意义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朱光潜认为新诗的问题：一是修辞未能“立其诚”,二是形式与技巧方面的功夫下得不够,新诗过于信任“自然流露”,虽然诗人“确是有话要说”,却不注意诗的“说话”方式,“没有说好”。新诗与古典诗歌的不同,是视野、感觉方式和想象方式的差异等更为内在的问题。朱光潜的《诗论》深入考察了构成诗歌“宇宙”的基本元素及其相互关系,抓住语言这一关键因素,梳理诗歌与其他文学类型的区别,并从其音与义关系的历史演变中总结诗歌发展的规律,为我们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诗学体系。这个诗歌体系,不仅具有理论的自洽性,而且有相当的历史感,其中西汇通的研究方法和开阔的历史视野,堪称诗学研究的一个典范。朱光潜的诗学超越了“局内人”的视野,从学理上回应了中国新诗变革中许多迫切需要澄清的问题。     

超越文学的自主性——论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研究方法的局限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厄尔.迈纳的著作《比较诗学》自译介以来一直在国内广受好评,然而我们不能忽略其局限性。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文学自主性这个角度谈论《比较诗学》研究方法的不足。由于迈纳将其研究限定在文学自主这个前提之上,这使其结论出现了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论证,比较诗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突破文学自主性,将跨学科和文化的视野纳入到比较诗学的研究中来。     

王国维“忧生诗学”建构的启示

“忧生”情怀是王国维的“忧生诗学”建构的原动力,其“忧生诗学”的产生是中西文化、诗学交融化合的产物当代理论界同样处于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消解与融会的时代,如何学习王国维中西文化交融的学术态度以及宽广的学术视野,并把人生问题的探问与学术活动或诗学创造相贯通的方法,以化别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建构出有中国特色的诗学理论,这就是王国维“忧生”诗学建构带给我们的启迪。     

论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的差异与关联

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两大基本研究路径:一者可以称为“审美诗学”,一者可以称为“文化诗学”.前者以个体性审美经验为研究对象,旨在阐释文学文本的基本构成、风格特征、修辞技巧等形式范畴以及文学的创作与接受过程的心理机制、文学的审美价值等,回答“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后者以审美经验与社会文化诸因素的整体关联性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包括文本构成、修辞技巧等形式范畴在内的各种文学现象在形成过程中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联系,回答“为什么”和“意味着或表征着什么”的问题.就西方而言,审美诗学属于“现代性”范畴,是所谓“审美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化诗学”则与“后现代性”相关联,是一种饱含反思性与颠覆性的文学理论研究路向.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则“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渊源与理论特性.近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和西方学界相比呈现出一种错位,对于这种“错位”现象不能仅仅从学术影响的“时间差”角度来解释,根本上乃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使然.今日中国的文化诗学正在成为一种更为有效的文学阐释路径.     

口头诗学下传统说书人与史诗歌手的比较

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理论将“荷马问题”定义为更为古老的口头传统的产物。在口头诗学这一视野下,从文本、文类和传统的角度出发研究活态性叙事传统的独特性。口头诗学强调比较的方法,从表演者出发,立足传统说书人与史诗歌手二者之间的对照角度,讨论民间文学的融通属性。从表演者的学艺经历、现场表演、民俗语境三个方面,探寻口头传统内部运作的一般规律。从小农经济到草原文化,表演者们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歌唱,超越古今、跨越空间,表现传统说书人和史诗歌手之间存在着的互文性关系。     

比较诗学视域下彝族史诗叙事程式研究

史诗是彝族人民重要的历史文化载体和精神文明源泉,在彝族人民现实生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比较诗学是一种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理论方法的视角和研究范畴,具有跨语言、跨民族或跨国家、跨学科和跨文化等特征。结合西方口头诗学、叙事学和比较诗学等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全面对彝族史诗叙事程式的研究。叙事程式贯穿于每部彝族史诗叙事传统中,是彝族史诗演述过程中重要的叙事模式,是一种史诗内在的叙事机制和叙事传统,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蕴和叙事价值。因此文章以比较诗学的视角探讨彝族史诗叙事程式类型、史诗叙事程式特征、史诗叙事程式内涵和史诗叙事程式价值等。     

诗学的与文化的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在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