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来华使团视野中的清代京杭大运河

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联结着中国与世界,成为外国人看中国的窗口。清代顺治和乾隆年间先后有荷兰和英国的两支使团来访中国,京杭运河沿线的水利工程、城镇乡村和风土民情,给来华使团成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关京杭运河的记载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多有体现,他们的观察与描述无疑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清代京杭大运河的认识。     

朝鲜人视野中的明代苏北运河风情——以崔溥《漂海录》为视角

《漂海录》是朝鲜人崔溥在其归国后所写的有关中国行程的经历日记,该书对于明代运河交通和沿岸风情的记载,可谓极为详细.苏北段运河作为明代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河段,崔溥在其《漂海录》中关于苏北段运河水利及其沿线的交通设施、城镇乡村和名胜古迹留下了极为详细的记载,这对于我们了解明代苏北段运河的发展情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比较教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日本,比较教育成为一个有特色的研究领域只是比较新近的现象。但是在比较教育出现以前,却早已有了长期的跨文化接触和交流的历史。早在607年,日本宫廷圣德(Shotokw)亲王派遣一个外交和学术使团到中国,回国后模仿中国,建立了日本第一个国民教育制度。这种文化和教育借鉴的使团直到九世纪中叶绵延不断。日本佛教空海(Kukai)和尚曾随使团访华,回国后撰写报告,     

揭开“山鬼”真面目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一本记载天下山川地理的奇书。书中曾描述过一种"怪物"——"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踵(zhǒng),见人笑亦笑,蔽其面。"翻译过来就是:脸形像人,浑身长着黑漆漆的浓毛,脚跟反向,见到人就学人笑,嘴唇厚得几乎能把脸遮住……乖乖,这是什么怪兽,好难看啊……     

论《明史·河渠志》对运河与沁河的记载

《明史·河渠志》是研究明代黄河、运河及其他河流、水利等方面的重要文献,通过详细的记载,可以看出运河在明代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黄河、长江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长期持续的修缮、维护情况,同时,对沁河的河患及其疏导作用也有所记载。而该志也存在记载缺失,其"运河"部分缺乏对一些重要诏令与奏疏的记载,"沁河"部分没有记载一些重大河患与修缮工作。究其原因,一是史源中存在记载缺失,二是对史源的不合理节录,三是记载史实方法的局限性导致记载缺失,四是篇幅限制导致的记载缺失。     

拿破仑批判“以武制华”论

嘉庆年间,阿美士德率使团离华返英,于1871年7月1日经停南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会见了拿破仑,并在日记中记载了拿破仑的谈话,同时在场的使团随员,以及拿破仑的爱尔兰医生等,也都留下过各自的目击记载。曾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多届部长的著名史学家佩雷菲特研究了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的未刊已刊的种种资料,对拿破仑准备这次会面以及会面时谈话,作了可谓详细的历史陈述。十多年前,我初读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的中译本,接着准备校释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曾经寻觅拿破仑那个名喻在晚清     

隋唐时留学中国的外国人

正在中国古代尤其隋唐时期,很多外国人都以来华留学为荣。最早一批外国留学生来自日本教育界认为,隋朝是中国古代开始批量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朝代。据《隋书·东夷列传》"倭国"条记载,大业四年,隋文帝杨坚"派遣文体郎裴世清,出使倭国",倭国即今日本,当时的日本国王对裴世清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仪之国,故遣朝贡。"大业四年即公元608年,亦即日本推古十六年,倭王派出以小野妹子为遣唐使、吉士雄成为副使、鞍作福利为道事(翻译)的使团来到海西的中国,随同而来的还有高向玄理、南渊清安、僧曼等8名留     

论马可·波罗的日本观

<马可波罗行纪>对于日本的描述是16世纪以前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史料中唯一提及日本的记载.马可·波罗以商人的视角,通过裁剪元代中国对日本了解的信息,展现了他视界里的日本.马可·波罗对日本的描述虽然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读",但却从侧面折射出了中日两国文化上的某种传承与交流,更揭示出本土文化心理对异域文化解读的潜在影响.     

试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运河业

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运河运输是大宗商品和原料的主要运输方式。从1755年第一条运河桑基运河的开凿到1835年伯明翰-曼彻斯特运河的竣工通航,英国在地理上建立起了全国性的运河网络。运河沟通了几大主要河流,连接重要的新兴工业城市,好比工业革命的生命线,为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石。但是,运河终究是地区利益的产物,无法真正建设成全国性的运输网络。     

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千年俯卧在中华苍茫的大地上,看着历史的潮起潮落在转瞬间化为永恒。如果说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凝固的文化,那么大运河则当之无愧是一部流动的历史。这千年运河上的点滴,沉淀酝酿,斗转星移,无论是先辈开凿运河时的艰辛背影,还是烟波浩淼上的片片风帆,都是古老的运河和这个国家共同记载的故事。     

不是生母,便是乳娘

自然的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人工的运河则是人类文明的杰作。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能够与长城并列的伟大创举,首推大运河。开凿运河的初衷,常常是出于经济、政治或军事上的考虑,运河也确实在这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古至今,世界各国人民开凿了许多运河,沿岸的城市举不胜举。运河城市与运河的关系是血脉相连,可以说,运河养育了沿河的城市。千百年来,运河在航运、灌溉、防洪、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沿河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运河还催生和哺育了一批新兴的城市。     

穷形尽意写"笑态"

[小引] 笑的本质,是精神愉悦。笑,是嘴边的一朵花,在颈的花苑里开放。笑,是脸上的一朵云,在眉宇双目间飞翔。笑,为烦恼的人生吹送一缕鲜润的气息。笑,为平凡的人际关系平添几多和谐与亲密。笑,为枯槁的人生染上一层淡淡的绿色。有时候笑并不百分之百地表示喜悦,笑的背后常隐含着复杂的情感。也许仰天大笑中含     

日本使团对清末上海社情的观察

本以说实的史料为依据，从日本幕府使团的独特视角，对第二鸦片战争后的上海难民如潮、鸦片泛滥、洋教传播等方面的真7实情景了作详细考述。     

现代文阅读 E组题

一、赤潮概述赤潮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人为因素引起的。人类早就有相关记载,如《旧约·出埃及记》中就有关于赤潮的描述：“河里的水,都变作血,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喝这里的水了。”在日本,早在腾原时代和镰时代就有赤潮方面的记载。1803年法国人马克莱斯卡波特记载了美洲罗亚尔湾地区的印第安人根据月黑之夜观     

托马斯·斯当东与马戛尔尼使团使华

文章回顾了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在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过程中的活动,重点论述了随同该使团使华对斯当东一生的影响,旨在引起史学界对这位曾在中英关系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英国中国问题专家的关注。     

五线谱识谱法自学辅导

(一)为什么要学习五线谱五线谱可称是一种世界性的音乐文字,它的记谱方法比较科学、严密,不仅能记载单声部音乐,还能记载多声部音乐,从复杂的钢琴谱到更为复杂的管弦乐合奏总谱,用它都能清楚地、准确地、科学地予以记载。有些调性多变的旋律,甚至无调性的旋律,用简谱简直无法记载,而五线谱却能胜任。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国家,都早就采用五线谱记谱。日本在四十年代是以简谱为主的(我国的简谱体系就是从日本传入的),但只化了     

从社会科试卷的内容与形式看日本公民教育的实效

日本与中国都是东方国家,同属汉字文化圈和孔教文化圈。早在隋朝,日本统治者采取主动积极态度,先后四次派使团人隋（遣隋使）,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唐代隋以后,日本沿袭遣使入隋之传统,遣使入唐,吸取唐朝文化。遣唐使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借用中国的汉字创制了日本文字,在哲学、宗教以及文化生活的多个方面都模仿中国,为日本民族学习其他的文明奠定了基础。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接受“西洋”文化、     

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以嘉兴王江泾段运河为例

京杭大运河嘉兴段是嘉兴城市的发祥地,也是嘉兴吴越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场所。本文以王江泾段运河为例,分析了运河文化遗址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据此提出运河保护与开发建议。     

试论交通方式变迁对近代山东运河城市的影响——以济宁的兴衰为例

交通运输方式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的变迁会对城市的兴衰会产生重大影响。以济宁为例探讨交通运输方式的变迁对近代山东运河城市兴衰的影响。随着元朝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河运成为沟通南北,发展漕运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依靠河运,山东运河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其时它们经济发达,文化兴盛,政治地位提高。但至清末,新兴的交通运输方式铁路兴起,对山东运河城市产生了重大影响。铁路分流了运河的大部分客货运量,因铁路而兴起的新的转运贸易中心和交通枢纽也对运河城市造成了冲击,铁路使山东运河城市在全国整体的经济、交通与城市层次体系中被边缘化,走向衰落。     

试探《穆天子传》传入日本的时间及途径

伊与部马养在《从驾应诏》诗中提到“瑶池”和“白云篇”,而“瑶池”与“白云谣”典故出自《穆天子传》,明示他受到《穆天子传》影响.伊与部马养是有文献可证的《穆天子传》在日本的早期接受者,其接受时间在持统天皇702年逝世之前.731年葛井连广成奉试对策提到了“黄竹”和“白云”,“黄竹”典故也出自《穆天子传》,说明日本上层对《穆天子传》已很熟悉.日本学者在诗文中引用《穆天子传》,既与他们注意学习《昭明文选》和李善注有关,也与他们直接阅读《穆天子传》有关.《文选》李善注本可能不是直接从唐朝传入日本,而是通过新罗间接传入.《穆天子传》则更有可能是由日本遣隋使团、遣唐使团中的学问僧与留学生带回日本.基于此,笔者将《穆天子传》传至日本的时间上限定为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日本圣德太子初次派遣留学生到中国留学;下限则为日本持统天皇逝世之年,即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具体时间难以确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