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作为符号传播的元媒介

元宇宙是元媒介技术发展的未来趋势。当今元媒介平台下的符号传播与文化表意活动早已出现所谓的“元趋势”,它主要是指媒介的自我指涉成为符号传播的中心。媒介自身成为影响当今文化符号表意的重要维度,“媒介即信息”在数字媒介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媒介即意义。在元宇宙趋势下,这种媒介自涉型的符号表意将强烈影响社会的表意风格,同时也规训媒介使用者以一种更加交互性的姿态参与社会交往和符号消费。而人作为媒介自涉活动之主体,必然会引导元宇宙阶段新的交往规则和伦理规范的形式,即对元数据权的重视以及对隐私权的再定义。     

人工智能时代体育传播的伦理困境与纾解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断为体育传播赋能.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体育传播在信息生产、流通、体验等环节形成机器人写作、个性化推荐、虚拟现实场景等智能传播态势.然而,技术带来的新媒介、新主体、新现象使得体育传播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天平日益失衡,体育传播面临着信息生产、信息分发和用户体验等方面的伦理困境.人工智能时代,体育传播应以...     

人机何以共生：传播的结构性变革与滞后的伦理观

智能机器正在被“社会化”建构,人机交互赋予了机器以人类角色;人被数据化、而机器被“人化”;“以人为中心”的传播思维正不断受到新技术的挑战,传播主体被重新界定,机器成了非人类的行动者。这些变革发生于传播的结构性层面,蕴含了深层的颠覆性伦理。人机交互正超出人是控制者的传播观,传统的价值观无法解释和应对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人类将人机交互中异质行动者的互动,仍视为或显或隐的权力争夺,过于关注权力的分配和占有,却忽略了全新的互动关系需要全新的伦理观。人机交互时代的“文化滞后”可能会成为智能技术发展的掣肘,并难以预见未来的危机,人类需要重构人机共生的信息传播伦理。     

“智”化与“人”化：人机传播中虚拟数字人角色的再审视

智能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以人为中心”的媒介生态,人机交互正在超越传统的控制观,但全新的信息伦理观还未建立起来,从而导致智能化的虚拟数字人在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尚不明晰。通过媒介的“可供性”可以判断一个媒介是否“新”,从生产、社交和移动三个角度探讨智能媒体时代媒介的社会属性和全新转向,有利于梳理智能媒体与人的全新关系并厘清虚拟数字人在人机传播中的交互角色。     

媒介哲学视域下具身传播的认识论审思

人工智能的发展已使“后人类”时代的隐喻从科幻走向现实,数字媒介逐渐成为人类意识和生存经验中不可取代的部分。在当前工具理性长足发展而价值理性空场的情形下,具身传播中的“休谟问题”尤为凸显,针对技术内化于身体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格局的改观以及人机“双重异化”问题,我们需要从价值理性、关系思维出发对智能发展进行契合“绝对命令”的伦理设计,深刻剖析人、技术及其共生关系问题。     

大数据时代的传播伦理责任多元论

大数据技术强势来袭,深刻改变了传播文明史,使人类进入了主体多元的泛传播时代。受传播生态的影响,泛传播时代的传播伦理责任也应当由规范传播者的传播伦理责任一元论向规范传播者、媒介和受众的传播伦理责任多元论转向。     

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中伦理失范的思考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新闻传播领域,为传媒业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传播伦理失范现象.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伦理失范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新闻偏见、新闻失衡难以被发现和控制;二是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被削弱;三是公众的信息安全和著作权得不到基本保障;四是智能推荐易使受众深陷"信息茧房",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文章从传播学角度探究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中的伦理失范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论智能传播机制及其价值风险治理

人工智能技术介入传播活动,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智能传播机制。该机制主要由大数据机制、算法机制以及自动化机制共同构成,这些机制共同构建了高效率的智能传播模式。然而,高效率的智能传播机制会滋生出一系列的法律、伦理、人文、意识形态以及异化等价值风险。为了应对智能传播机制的价值风险,提出了实施数据技术的道德编码、监管算法进路以及中和智能技术的工具理性等价值治理路径。     

智能媒体:一个媒介社会学的概念

“智能媒体”是一个尚在探索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它从计算机学科逐渐进入媒介社会学,本质是描述一种在智能技术介入下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出现的新模式和新形态。     

智媒时代的价值困境及媒介伦理主体性建构

人工智能技术利用强大、高效、准确的信息数据处理和可视化分析手段驱动全球新闻业走向数字化媒体时代,新闻内容的生产与获取也产生巨大变革。与此同时,智能媒体在新闻内容的生产中屡屡陷入新闻伦理失范。通过对比自媒体与智能媒体媒介伦理失范的差异,深入了解智能媒体时代媒介伦理失范的特征,以厘清媒介技术工具性与人性的价值冲突,审视智能媒体时代（以下简称智媒时代）新闻伦理实践的道德主体性问题,完整反映“人是媒介的尺度”的媒介伦理思想。     

原始传播时代的灾害信息传播

原始传播时代是指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之前的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的灾害信息传播活动是当时人类生存的客观需要,也是当时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推动力量。本文分别论述了原始传播时代灾害信息传播的各要素(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和传播环境)和原始传播时代灾害信息传播的特征。     

中国智能传播研究年度报告·2023

本报告围绕CNKI数据库中高级检索到的2023年刊发的107篇智能传播研究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在对文献的全面把握的基础上，概括出2023年中国智能传播研究的大方向：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研究的勃兴，人机深入交流与新人机共存空间的构建。但同时存在认知茧房的加剧、算法操控导致用户自主权的丧失、虚假信息的泛滥、个人隐私的泄露等相关伦理问题。未来，智能传播的研究离不开技术、人文、伦理三个维度，人机协同、传播主体、人机交互、人机伦理、人类如何重新理解和定义“自我”等问题值得探索。     

人工智能时代音乐传播的变革与应对

人工智能延展了传播过程中人的感知和认知能力,对音乐传播的智能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对人工智能在音乐传播活动中的应用进行探析.首先,阐述了人工智能在音乐信息采集、音乐内容生产、音乐媒介分发、音乐用户体验等传播活动中的渗透现状.其次,分析了人工智能对音乐传播者的核心功能、音乐传播内容的价值、音乐传播媒介的转型发展、音乐用户的体验以及音乐传播的风险等产生的全方位变革影响.最后,提出推动传播过程中音乐内容智能化创新建设、发挥音乐把关人的身份作用、强化音乐媒介平台的监督属性以及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等应对措施,以合理规避人工智能对音乐传播活动带来的各种风险.     

科学应对传播媒介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ChatGPT为例

ChatGPT的出现,推动媒体智能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加快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深刻影响着传媒生态和传播格局的改变。其强大的人工智能内容生成及分发功能,给传媒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与之伴生的媒介伦理风险也不容忽视。当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模型在传媒业的应用已呈不可阻挡趋势,其中蕴含的机遇和挑战是传媒业必须认真对待并深入研究的新课题。智能传播时代,传媒业必须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运用新技术、加快媒体融合发展步伐的重要论述精神,正确认识和科学应对ChatGPT给传媒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识变求变应变,积极探索以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为受众提供更具情感温度和人文关怀的信息服务,迎接智能传播新时代的全面到来。     

智能时代赛博人、后人类主义与人机关系研究

本文以智能时代为背景,探讨人与机器的关系以及人机之间产生的相应问题和解决对策。文章简要阐述了智能时代的定义,重点讨论智能时代下赛博人的伦理思考与人机传播关系,认为在后人类主义视角下,人机合一并非一片光明,人机冲突等现象屡见不鲜,提出在智能时代下,赛博人与机器应当相互协作,发挥各自所长,以人机协同、人机合一的方式共同促进人与机器的协同发展。     

颠覆与重塑：下一代人工智能的传播学意义

信息时代，信息基础设施与底层技术逻辑的迭代成为驱动变革的重要力量。以ChatGPT为代表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标志着从局限于单领域的AI1.0时代向通用化、平台化的AI2.0时代的过渡，人工智能作为新兴信息基础设施将引发新一轮信息革命，重塑信息生产机制、信息整合形态、信息分发网络和信息交互模式。这一变革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人工智能作为智能互联的超级媒介可突破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过载与流通低效等困境，更在于人工智能颠覆性地具备了以行动者身份对人的思想施加影响的能力，“人机共生”的新主体时代将对以人为主导的传播研究范式与信息传播伦理带来冲击。     

信息个人化与作为传播者的智能实体——2020年智能传播研究综述

本文对从2020年中英文学术期刊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论文提炼出的五大前沿主题进行综述,包括:算法与信息个人化、作为传播者的智能实体、算法中介化社会、算法的时间性和算法伦理。总体来看,2020年的智能传播研究除了对前几年核心议题持续深化之外,还显示了两个新态势:其一,目前的研究不再聚焦于作为新生事物的算法本身,转而关注算法与既有社会结构的互动及对社会的中介作用;其二,哲学思辨性研究大量涌现,从媒介哲学层面对算法的技术原理和社会意义进行深入的诠释。     

俄乌冲突中社交网络传播的伦理失范及反思

俄乌冲突是当下重大的国际热点事件,也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全民参与、全程直播的新型社交网络事件。通过考察,我们发现社交网络关于该事件的传播存在明显的伦理失范现象,主要表现为新媒体技术引发的信息深度造假,媒介话语权争夺引发的信息传播偏向,媒介伦理缺失引发的虚假信息泛滥。由此,我们呼吁重视新媒体技术伦理,建立技术善治规范;关注媒介话语权平等,建立包容开放的国际话语体系;加强社交平台媒介伦理教育,建立平台主体责任制度。     

主体性回归：论智能传播的界限问题及控制方向

从传统大众媒介传播到社交媒体传播,传播系统的控制始终以媒介为中心,将媒介视为控制的主导力量或中介力量,对传播主体实施绝对可控的控制措施,从而忽略了主体对媒体或系统的反向控制作用。智能技术的进步引发了全新的智能传播现象,特别是机器主体成为重要的参与者,不仅使传播主体的反控制地位日益崛起,更带来了诸如未知主体传播、传播无节制扩张以及传播系统螺旋式进化等全新问题。文章认为,智能传播时代的控制策略应该从发展的人类主体性与人类需求出发,在平衡其与可能存在的他者传播主体间的关系的基础上,从分级控制与动态控制的不同视角,发挥智能传播系统的巨大价值,同时也规避潜在的风险。     

网络传播的新闻伦理问题

道德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反映了人们之间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因此,考察新闻伦理关系,就不能离开社会交往的实践。网络传播中的新闻伦理问题正是这样,它是在人类迈人信息时代,电子信息网络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的一种,网络改变了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时,适应这种变化而出现的与传统传播方式不同的新闻伦理问题。简单地说网络新闻伦理就是信息的传播与受传通过电子信息网络而进行社会交往与传播活动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关系;是信息的传播在网络传播中,依靠信念、习惯和社会舆论进行的一种自我约束,是出于自律的要求而规定的成或不成的规范,它同样要求新闻传播处理好新闻与事实、传播与受众、新闻传播与社会利益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但是由于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基于网络而构建的与传统传播方式不同的网络传播有它自己的特点与趋势,因而也带来了一些新闻伦理的新矛盾和新问题。[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