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营销传播伦理治理体系的构建

大数据为营销传播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新的伦理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指导,汲取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合理要素,并结合大数据营销传播实际,从内在系统与外在系统两个维度探讨大数据营销传播中伦理治理体系的构建方式.     

儒家伦理视域下大数据营销传播从业者道德意志的培育路径探究CSSCI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儒家伦理中的思想精华依然能发挥其现代性作用,对于大数据营销传播伦理问题的治理极具思想价值。大数据营销传播从业者的道德意志培育是大数据营销传播伦理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在道德意志的培育中,儒家伦理蕴含的人文精神、社会交往一般准则、义利观等内容能够一定程度上抵消大数据时代下的唯技术主义与营销中的唯功利主义,能促进以内在训练和营造道德环境相结合的方式培育从业者的道德意志。     

欧盟大数据伦理治理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目的/意义]总结欧盟大数据伦理治理的经验,为我国大数据伦理治理提供参考。[方法/过程]系统梳理欧盟有关大数据伦理治理的相关政策,分析欧盟大数据伦理治理的实践,重点剖析欧盟社会经济委员会(EESC)的治理措施,在此基础上总结欧盟的治理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归纳出对我国大数据伦理治理的启示。[结果/结论]EESC从人类生命周期出发,将大数据伦理归纳为包括"意识""控制力"等在内的10个主要问题,并从个人、企业、研究机构多层面提出5项治理举措,同时强调从多视角审视大数据伦理问题。而目前我国数据伦理法律规范的滞后,以及公民伦理意识的缺失给大数据利用带来了巨大的伦理风险,我国应借鉴欧盟治理经验,明确大数据环境下的个人权利,在数据治理过程中关注多利益主体的伦理需求,构建数字教育体系,探索建立研究者持续性审核责任机制。     

伦理视域下的跨文化传播冲突：原因探析与化解策略——以杜嘉班纳辱华事件为例

全球一体化的加剧使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碰撞与融合带来了跨文化伦理冲突与危机,本文以杜嘉班纳辱华等网络热点事件为例,从文化误读、文化定式、文化挪用和网络社会情境四个方面探析了跨文化传播中文化伦理冲突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了把握主体间性思维,尊重文化伦理差异;充分运用共情能力,建构文化伦理共性以及拓展多元传播渠道,强化中华文化伦理认同等文化伦理视域下跨文化冲突化解策略。     

网络传播中的视觉传播伦理建构

视觉传播重构了网络传播语境,视觉引流成为支撑网络媒体盈利的主要途径,由网络视觉传播失范所带来的伦理失范、价值观冲突和文化休克,引发了视觉色情、视觉暴力、视觉欺诈、直播翻车、视频盗版、侵权等一系列问题。建构视觉媒介话语空间的网络伦理秩序是使网络社会溯本清源,进行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本文从视觉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对网络视觉化表达、传播媒介与受众的互动关系、传播组织结构三个向度思考网络伦理的建构,提出受众逐渐从制度化约束向自觉化约束演进的网络伦理建构路径。     

我国大数据应用中的数据伦理风险及其治理研究进展

文章对我国大数据应用中的数据伦理风险及其治理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剖析。结果显示：数据伦理主要由数据隐私、数字鸿沟、数据安全、数据所有权、数字身份、数据质量、数据可及7个维度构成；大数据应用中的数据伦理风险主要集中在数据共享、数据挖掘、数据存储等环节，可通过加强数据技术应用与创新、健全完善数据伦理政策法规、坚持数据伦理原则、开展数据素养教育进行数据伦理治理。未来研究应夯实数据伦理概念体系、构建基于场景的大数据应用数据伦理风险模型、构建大数据应用的伦理风险治理体系，并改进研究方法。     

数据伦理框架：国际对话与中国化的构建路径

数据伦理框架作为国外数据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数据治理效能、优化数据治理模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欧美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对成熟的数据伦理框架,对其基本架构和深层逻辑的探讨可以为我国数据伦理框架的构建提供重要参考,对我国数据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调研法和内容分析法,对8个国外数据伦理框架进行比较,研究国外数据伦理通用的框架、结构和运行模式,借鉴国外数据伦理框架的模式及实践经验,对我国数据伦理框架参与国际数据伦理对话以及中国化构建路径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国外数据伦理框架相对稳定,并具有规律性,确立了以法律体系为支撑、以基本原则为核心、以行动方案为指南的数据伦理逻辑框架,形成了“法律体系—伦理框架—伦理说明”为一体的以伦理问题为中心的运行机制。     

主流媒体助力国家数据治理：必要性、可行性与主要面向

大数据时代,国家数据治理效能的有效发挥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在多元共治视域下,主流媒体因其在政策、技术、渠道与功能等方面的优势,具备参与国家数据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本文以此为研究立足点,探讨了主流媒体助力数据治理的主要面向,从内生性视角分析了媒体业务数据的治理价值赋能,从外延性视角探讨了平台依托下的数据获取与数据融通建设,并从人文伦理角度对主流媒体参与数据治理进行了延伸思考。     

试论基于新媒体视域下的新闻传播伦理困境

本文对新媒体环境进行分析,说明传播伦理的社会功能,并对新媒体视域下新闻传播的伦理困境进行分析,探讨传播系统体系变革背景下公众价值观、伦理道德的变化以及社会文化对传播伦理的影响,并对新媒体视域下新闻传播伦理的建设提出建议。     

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责任伦理北大核心

任何一次社会的重大变迁在某种程度上都将催生一种新的伦理精神,当代中国新闻实践的变迁也需要新的伦理来支撑,这就是责任伦理。责任伦理拓宽了传统伦理学研究的范畴,也赋予了其新的道德维度。新闻传播责任伦理的建构应以"行为善"和"品德善"为其内在维度,形成当代新闻传播伦理的新模式。     

场域理论视域下直播伦理失范的多元治理

直播场域中应有的伦理规则被推翻与重组,符号的虚荣、经济资本的活跃,这些都对用户的社交行为、自我呈现、价值观形成和公共参与度多个方面产生影响,导致直播伦理的本有规范被打破,体现为场域的畸形化、遮蔽化、粗糙化呈现。直播视域下伦理失范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市场的诱导、政治的缺位、文化的稀释。对直播场域主体的多元治理分为三个方面：经济场域需要植入符合理性价值的变现手段,政治场域需要依托法律治理与一体化治理相互呼应,文化场域需要建构直播的文化逻辑和文化伦理。     

面向图书情报职业的信息伦理学课程设计探究

从信息伦理与图书情报职业的关系分析入手,提出作为规范学科的信息伦理学注重特定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图书情报职业按照伦理的方式实现其使命,而面向图书情报职业的信息伦理教育尚未纳入正轨,因此规范化、制度化信息伦理教育势在必行。在此基础上,论述面向图书情报职业的信息伦理学课程设置的意义,并就课程教学的目标、内容、实施方法、考核标准等关键问题进行讨论。     

“开放伦理”何以可能?微博场域中的公众智能技术伦理争议研究

本文根据"开放伦理"理念,结合演绎法和决疑法的伦理推理逻辑,建构了智能技术伦理理论框架及智能技术伦理争议分析路径;利用内容分析法对2020年信息传播和社会治理领域中智能技术相关的十大舆情事件/话题的热门微博进行分析,通过对"微博用户关切的智能技术伦理维度有哪些、存在何种偏向"以及"智能技术伦理理论框架和微博用户关切的智能技术伦理维度及内容存在怎样的差距"三个问题的回答,本文发现:在与人工智能有关的不同舆情事件/话题中,微博用户关切的智能技术伦理维度及偏向存在差异,"安全"和"责任"被关切的频次最高,"公平"受关注频次次之,再次是"人类尊严""人类自主""透明"和"可持续发展",最后是"个人信息保护","真实"理念并未受到关切;应然层面的伦理维度及相应内涵在舆情讨论中并不能总是被微博用户完整地关注到,而实然层面微博用户关切的智能技术伦理内容及偏向,确实可以为建构符合多元意志的智能技术"开放伦理"提供现实可能。     

近三十年我国传媒伦理研究综述

传媒伦理研究发端于美国,这一点学术界已达成共识。至今,美国媒体伦理学的研究成果不仅包括大量传媒伦理专著和前沿学术思想,还包括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学科教育体系,在许多大学开设传媒伦理系列课程。与美国相比,我国的研究相对滞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有关传媒伦理研究才刚刚出现,90年代以后才有较快发展。总结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以概念、内涵及研究范畴为主的学理研究何谓媒体伦理?我国媒体伦理学是否为一门独立学科?其研究对象、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如何确定?目前学界还尚     

政府大数据治理规则体系构建研究构想

[目的/意义] 弥补大数据发展应用背景下政府大数据治理规则体系缺失及其研究的不足。[方法/过程] 从大数据认知多维视角出发,分析大数据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活动和治理风险4个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大数据规则制定需求;诊断政府大数据治理规则体系构建研究的阻碍问题及原因。以公共价值理论、数字连续性理论和多元价值理论为主要理论支持,提出政府大数据治理规则体系构建研究的基本框架。[结果/结论] 明晰了政府大数据治理规则体系构建的关键性要素及其关系,对构建政府大数据治理的长效规则体系提供了一种多维视角的研究思路和一个综合集成的研究方案。     

“人肉搜索”与网络传播伦理

"人肉搜索"作为互联网中的一种新现象,是当下传播学、伦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界热议的话题.文章从"人肉搜索"与网络传播伦理的关系入手.梳理了"人肉搜索"的含义、伦理道德属性及其网络传播伦理建构.     

行政伦理人格塑造途径研究——以公共伦理学为视角

本文试图从公共伦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分别通过对公共行政人员进行公共伦理教育、重视加强公共伦理的责任认同机制、良心调控机制以及伦理修养机制建设等途径来唤起道德性耻感,以期塑造和完善公共行政人员的行政伦理人格,达到内外合一,知行合一。     

近10年我国信息伦理学研究的实证分析

论文利用EXCEL和SPSS作为分析工具,采用文献计量和因子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2001-2010年信息伦理学研究现状及热点,得出我国信息伦理学的研究趋势和重点主要集中于信息伦理规范、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伦理学研究、图书馆与信息伦理、特殊人群的信息伦理教育、信息伦理道德教育与技术教育研究五个方面,旨在为信息伦理学的发展提供借鉴。     

新闻传播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向及实现路径

伴随着媒体的转型,传统新闻传播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单一化、狭隘化的局限性日趋明显。为了适应社会发展,新闻传播院校面向单一媒体的人才培养目标应有所拓展,应包含互相渗透、互相交叉的三个层面:培养适应多媒体、全媒体、多部门的人才;培养信息社会中与信息采集、传递、发布相关的岗位人才;培养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合格媒体公民。本文认为,为了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向,可以从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提倡注重思维和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两大路径着手。     

镜像与花园之辩：算法歧视争议下的价值目标与伦理实践——基于工程师的访谈

算法歧视现象构成个人数字化生存的伦理挑战。通过访谈22位国内算法工程师,本研究从技术的社会建构视角出发,探讨了他们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实践如何作用于有偏算法系统之产生、发展与应用。研究发现,算法歧视与工程师对真实和准确的理解、追求有关——他们试图打造“镜像世界”时,以数据、社会、统计因果等为“求真”的依归,最终导致了歧视的加固与强化;同时,面向算法公平和正义的算法“向善”,被“求真求准”的价值目标和特定业务目标不断挤压;工程师所受教育和所处组织环境,让他们认为“求善”并非他们的职责。加上公平等伦理概念本身难以量化,更为建设“数字花园”制造了技术难度。这些都让“求善”沦为工程师的一种弹性选择,影响了他们“去偏”和“消歧”的伦理实践方案。这一研究为理解算法歧视提供了来自工程师伦理层面的实证依据,为理解有偏算法的社会建构提供了基于中国语境的业内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