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纾的民族意识

近代福州三巨人的林纾与林则徐、严复,都是心系国家,深明民族大义的名家。五四时期,由于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将新青年同路人和先驱者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敌人。以致后来将他视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玩固的守旧派。这是严重的历史歪曲。其实无论他早年的维新主张,中年后大量翻译外国小说,还是晚年为传统文化辩护,都是秉承了华夏赤子保种爱国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立场。精神脉络是统一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     

论作为散文家的林纾

林纾是晚清民初之际杰出的散文家,其散文造诣为翻译成就所遮蔽。他坚持古文艺术方面的纯粹性,对古文在近代中国的价值也有独特的理解。他的散文创作也从传统文学内部表现出了变革的气息。林纾的所作所为值得重新审视。     

林纾的文化品格与大学文化建设

林纾是一位有影响的文化人,林纾的人格魅力与文化品格包括心系民族和警醒社会的心灵世界、“畏天循分”和忠义侠胆的人格正气与魅力、博爱深广的情感世界、“木强多怒”心系国家和民族的爱国情怀等几个方面。大学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挖掘和总结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并对之发扬光大。以福建工程学院为例,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挖掘和认识林纾的文化遗产与人格魅力、文化品格;二是如何弘扬林纾的文化品格与文化遗产,为建设当代大学文化服务。     

再论林纾谒陵

清亡之后,林纾11次拜谒崇陵。他的这一举动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林纾谒陵不仅是眷念前清,而且有着更为深层的动因,即林纾追慕维新志士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对现实政治无可奈何而趋向退避,保全自身人格以及提醒世人关注社会道德等。     

论林纾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林译小说”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众多的世界作家及作品，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艺术视野。他代表了翻译文学初期的水平，是新旧交替时代翻译文学的里程碑；另一方面，“林译小说”又是“五四”新文学时期部分作家最早借鉴的范本，当时的作家大多是通过它的诱导和媒介才开始接触外国文学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都曾有过一段嗜读林译小说的经历。林译小说打破了章回体这一传统长篇小说的唯一格式，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国人轻视外国小说的陈腐观念。     

百年来林纾研究概况

林纾研究迄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相关研究文献众多。收集、整理、分析这些文献,可以对林纾研究的整个历史进行描述。采用定量和定性两种分析方法,涉及林纾研究的态势、分期、层级、内容,发现林纾研究的成绩和缺憾,并对未来的林纾研究进行预测。     

论林纾的韩柳文批评——以林纾三部理论著作为中心

作为近代译界泰斗及古文大家的林纾,其古文理论之价值亦逐渐被学界所认识。他嗜爱韩柳文,一生沉潜玩味并多有理论阐发,其论韩柳文的涉及面之广、条目之多、论析之精,罕有学者匹及,在韩柳文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韩柳文研究法》一书更是较早罕见独以韩柳文作为整体以研究的论著,其研究方法在学术史上可谓道夫先路。但遗憾的是,学界对此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     

论林纾评点韩柳文

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是一部专以韩柳文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打破了自唐以来韩柳文批评多限于书话、文选、评点的散乱局面。“韩柳并举”和“韩柳相较”是贯穿全书的基本理念与线索,韩柳选文各有侧重,韩文取道胜,柳文取文胜。此书分类论文,梳理韩柳文承上启下的渊源关系,归纳其创作手法,彰显其艺术特色,对柳宗元山水游记的高度赞赏表现了对近代文学风尚的追随。林纾的韩柳文研究应在韩柳文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林纾与桐城派

林纾与桐城派交往很多。民初特别是五四时期,桐城古文每遭异议,林纾极力为之辩护,但他并不完全赞成桐城派这一说法。桐城派主要是一个古文理论批评流派,林纾不完全赞成桐城派这一说法与此有关。方苞的义法说及其批评实践最能代表桐城派的理论批评成就。林纾接受了桐城派的众多说法,特别是将其义法说贯彻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并有新的发展,甚至认为外国小说中也有义法。林纾的文学理论批评是对桐城派的重要贡献。     

林纾与陈衍

林纾与陈衍同是近代福州的两位文化名人,他们的志行和学问,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差异,既有珍贵的友谊,也存在许多争议。文章从他们的爱国热忱、弘扬传统、诗歌成就、“实业”救国等方面进行学术比较,以期对了解近代文学,寻思那个特定时期和环境中的文化理念乃至历史风云,提供点滴有益的启示。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价值内涵

先秦儒家的君子人格蕴含着多重向度的价值内涵：以“道”或“仁”为己任使得君子有别于其他社会角色;与“知”或“智”相伴能够确保君子把握人类生活的目的以及在各种情境中进行合理的抉择;凭借“勇”,君子可以在道德理想与现实之间作出正确判断、捍卫人伦秩序和人自身的尊严。事实上,先秦儒家的君子人格正是以“仁”、“知”、“勇”三者的融会贯通作为道德理想,并由此建构起了批判现实的基本尺度。     

略论法家、儒家对合法性的诉求

在春秋战国 ,产生了对后世中国影响巨大的两个学派 :法家与儒家。他们各自主张一套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和制度安排 ,法家主张“一法” ,而儒家的思想则在于“仁爱” ,在于道德劝善。带有更多温和色彩的儒家 ,在西汉时开始出现某些法家化的变化 ,在统治上 ,儒、法两家互参 ,儒家学者在治道上的表现和论述使得儒家取得独尊地位     

试论教师专业的“可替代性”和“不可替代性”

近半个世纪有关教师专业属性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教师专业的“可替代性”与“不可替代性”上。一般都是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分析教师专业的“可替代性”或“不可替代性”。教师专业是“可替代性”与“不可替代性”的对立统一体，教师专业中既存在有“可替代性”因素，使教师职业存在不经过教师教育的专门培养就可以从事的可能性，它是人类教育活动的普遍性和人类教育经验的普适性的反映；同时，教师专业中又存在“不可替代性”因素，使教师成为必须经过专门培养才能从事的职业，它是学校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和学校教育理论的特适性的反映。对这一矛盾的认识有助于教师教育的改革和教师的专业成长。     

90后师范生对儒家道德信条的认同度实证研究

本研究对215名大学3年级师范生对儒家"仁爱"观念中18个道德信条词的认同度进行开放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93份,其中女生113,男生80。之后从中选择6人进行焦点团体访谈。结果发现:师范生对儒家仁爱思想,尤其是对"信"、"智"、"孝"、"宽"、"恭"、"让"认同度较高,对"社会诚信危机"、"学校缺少合作"、"教师缺少勇气"等存在的担忧。针对问题,从3方面为师范生师德培养提出了建议。     

江南经学家的学派家法与地缘

家法之说始自汉代，且与学派、地缘的因素交织，中经魏晋、唐宋，至清代而大盛。清代乾嘉以后讲家法，既包括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区分，也包含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的地缘关系，还包括师承、治学精神、态度、方法上一以贯之的某种主张。家法重根底、别门户、开风气的传统，使得学脉绵延，学术因争鸣而繁荣，研究趋于精密，但谨遵传统、严守门户又会妨碍学术的会通与发展，并使门派内的研究趋于僵化或繁琐。     

论原始儒家忠道思想的变异

原始儒家提倡的忠道思想是君臣双向的权利和义务的实现,其中包含了民主的种子。但是为了生存,原始儒家不得不接受统治者对其理论的肆意篡改。统治者通过回避限制君权,将忠解释成"愚忠",强化伦理本位观,伪装成圣人,最终把变异后的忠即"愚忠"树立成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并强制实行。     

简谈晚唐咏史诗中的议论化特征

咏史诗发展至晚唐，理性精神渐至突出，与此同时，在艺术手法上诗歌的议论化倾向亦成为咏史诗的一大特征，历代评论家从传统美学的角度对此或褒或贬，但从诗歌的发展历程来看，咏史诗中的“以议论为诗”其实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在对前代学习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又是诗体本身发展到一定时候的一种必然，而且对宋诗议论化的形成影响很大。     

新加坡对儒家文化传统价值观的倡导

在社会治理方面,新加坡政府希望建立一个民风纯正、高度文明的＂优雅社会＂。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修养、艺术修养与精神追求,对新加坡的社会治理有着正面的促进作用,是新加坡实现社会安定、天下太平的重要因素。     

《论语》中的孝道思想

孝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孝道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孝道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儒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范体系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儒家用以规范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试析儒家人格教育的现代困境及其超越

自从民国初期以来,儒家人格教育就伴随着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而遭受着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猛烈批判,它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力也逐渐衰微。到了当代社会,儒家人格教育依然面临着双重的现代性困境:作为一种前现代的教育模式,它与现代教育体系不相契合;作为一种本土的教育模式,它承受着自西方文化及教育模式的挑战。儒家人格教育若想走出现代性困境,实现自身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体系中的价值,就必须在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求得平衡的基点,实现对现代性困境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