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包公戏中包公形象的塑造方式和形成过程

元代包公戏中包公的塑造方式具有神化和平民化双重特点.此外.包公形象也融入了范仲淹事迹,并且采用了英雄人物塑造的思维定势.这主要是由于流传过程中的失真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包公被神化和美化也是元代历史之必然.     

元代包公戏中狠毒女性形象述论

元代包公戏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剧作者通过这二十几位女性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元代社会特殊的经济、政治及文化风貌。剧本中狠毒的女性形象包括怂恿软弱的丈夫去谋财和怂恿丈夫去谋财并害命两类,在贪婪、凶恶和狠毒程度上,后者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和对社会的危害都甚于前者,后一类女性形象更为可恨。     

元代包公戏中爱夫爱子的女性形象述论

元代包公戏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各具特色,她们或爱憎分明,或善良柔弱,或霸道狠毒,或放荡淫乱,剧作者通过这二十几位女性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元代社会特殊的经济、政治及文化风貌,并通过剧中爱夫爱子的女性形象展现了他们的审美价值和情感取向。     

元杂剧中的包公戏与元代的社会现实

元杂剧中有一特殊现象:同一故事内容的杂剧很多,如三国戏,水浒戏等,都多达十几部。这一现象是元代特殊社会现实的真实表现,元代罕见的社会压迫现实催生了一批包公戏,这些杂剧表达了老百姓对公道和天理的强烈渴望。     

元代包公戏的产生及对后世的影响

包公戏在元杂剧中占据重要位置,不仅数量多,而且显示了元杂剧所凸显的平民精神。对之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探讨,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需要。     

元代包公戏中女性形象艺术成就论略

元代包公戏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剧作者在创作这些女性形象时使用了大量的艺术表现手法,如漫画式的肖像描写、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虚拟化的行动描写、多彩的语言描写和鲜明的对比刻画等,其成为元代审视叙事性文学的珍贵的文本依据,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元代包公戏的喜剧化效果

元代包公戏中使用了大量的插科打诨,使包公戏剧中的悲剧呈现喜剧化特色。其中有受害者的插科打诨、包公的插科打诨和其他人物的插科打诨。它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使剧本呈现“含泪的笑”的风格。这是由观众和创作者的审美趣味和儒家的审美传统决定的,与观众和创作者的道德评价和情感趋向也密不可分。     

元代包公戏剧本的模式化

阐明了元代包公戏具有模式化、类型化特色.模式化表现为贪淫破家、贪财破家和豪强欺压百姓模式,类型化则体现为儿女夫妻中丈夫形象与妻子形象具有趋同性、半路夫妻中丈夫形象与妻子形象的具有趋同性和恶人形象塑造具有趋同性.并从元代戏曲产生发展的思想土壤和其文学样式自身的特点两个方面探究了元代包公戏剧本模式化的主要原因.     

元杂剧包公戏繁盛原因略探

元代包公戏一度繁盛 ,主要原因有二 :一为元代百姓渴望清平政治的共同心态所致 ,因为元代刑律缓弛 ,实行民族歧视政策 ,官僚素质极低 ,权豪势要横行 ,从而在元代社会形成一种肃清吏治、惩治权要的共同情绪。二则得益于前代公案文学的滋养 ,从上古神话传说到秦汉小说、唐传奇、宋话本等都在题材、形象塑造等方面对包公杂剧形成文学方面的滋养     

包公戏源流叙录(三)

本叙录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戏曲、说唱小说作中广罗穷搜，艰辛拣出目前可以见到的、有关包公的诸多作品或字。本编立目以古代南戏、杂剧、传奇为限，各地方戏曲中的包公戏，只在追述源流时叙述之。所录以现存剧作为主，作和版本简略介绍。已佚剧目，注明录。     

包公戏源流叙录(之一)

本叙录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戏曲，说唱小说笔记，书录等著作中广罗穷搜，艰辛拣出有关包公戏的作品或文字，理清每一剧目来龙去脉，本编立目以古代南戏，杂剧，传奇为限，各地方戏曲中的包公戏中的包公戏，只在追述源流时叙述之，所录以现存剧作为主，作者和版本简略介绍，已佚剧目，注明著录者。     

关汉卿的包公戏

关汉卿作为包公戏的开拓人,在题材上注重市民日常生活的开掘,注重描写百姓在权豪恶霸凌辱下的痛苦;在人物塑造上,他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清官能吏的代表人物包公,着力刻画他巧用智谋惩恶扬善;在悲剧审美趣味上,大团圆结局总有一种缺憾,并反映民众一相情愿的“天理”力量,是一种苦涩的大团圆。     

小议金元公案剧中的包公戏

元代戏剧空前繁荣，涌现出大批不同题材的杂剧剧本。以《灰阑记》、《陈州粜米》等为例，看元代公案剧中，以包公故事为题材的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及包拯形象的变化。     

元杂剧中包公的胆识与智慧

包公是合肥市的重要名片之一，介绍元杂剧中《智赚生金阁》、《智斩鲁斋郎》、《智赚灰阑记》等几个包公剧。从中不难看出包公的胆识与智慧。借鉴包公，我们可以得到鞭策与激励。     

论元代“水浒戏”之李逵形象

元代之前的李逵形象描写太不突出,只是个符号,元杂剧时代大量的水浒戏诞生,李逵形象迅速丰富起来,成为莽细兼备,粗雅合一的喜剧性绿林英雄,个性多样,甚至相互矛盾。李逵作为人物形象不是线性发展的人物,而是随着时代感而突兀变化的人物形象,是带有时代烙印的角色,元杂剧的李逵是"元代的李逵"。     

明成化《包龙图公案词话》中的包公形象

明成化《包龙图公案词话》是包公文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作品,其塑造的包公形象有其鲜明的特点：首先,包公在外貌上被极端丑化;其次,包公的身世愈加传奇化;再次,包公的权威被扩大;第四,包公成为正义的化身。     

从文人戏《王粲登楼》看元代文人心态

郑光祖的杂剧《王粲登楼》对汉末王粲登楼的史实进行利用、开发,他以特定的人生体验为背景,对王粲的人生境遇重新解读,集中体现了元代文人“空学成补天才,却无度饥寒计”的愤懑,成为关照元代社会观念、时代变迁及民众心理的绝好材料。     

《三侠五义》中的包公形象新论

乍读《三侠五义》,包公形象给人的感觉显得单薄、流于程式化。但如果我们把包公这一形象放在我国古代小说的整体流变中,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文化中,以及由此种文化产生的特定民族心理中加以考察,我们就能发现并非如此,他自有其丰富性的一面。     

从宋人“说话四家数”看元代水浒戏归为公案剧的合理性

＂说公案＂最早见于宋代,但是由于断句不同,理解存在出入。＂说公案＂应当包含＂搏刀杆捧及发迹变泰之事＂,不仅在传抄过程中没有疏漏,而且还有旁证：其一,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公案话本存目中至少涉及两篇水浒故事＂石头孙立＂＂戴嗣宗＂;其二,在为＂小说开辟＂所作的诗文中,作者也是将＂搏刀杆棒＂故事列入公案之属的。水浒戏完全符合古代＂说公案＂的特征,因此,将元代水浒戏纳入公案剧不但必要,而且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