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思与批判:媒介融合热背后的冷思考

当下媒介融合方兴未艾,成为学界聚焦的热门议题,但众声喧哗中难免存在误识.笔者希望通过反思性探索,提请人们要避免泛论媒介融合,更应警惕媒介融合认知与实践中的“技术膜拜”“唯市场论”与“去语境化”等问题.本研究旨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中国媒介融合进程中的迷思,并尝试对当下媒介融合主流话语进行部分纠偏.这不仅有利于加深对发展中的媒介融合的认知,更有利于中国媒介融合实践中风险的规避.     

风险网络：作为非人行动者的媒介与社会风险的生成

身处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个体对风险的感知除了亲身经历外，更多地是源于媒介提示的风险图景。大众传播时代，媒介是风险的中介化，是风险的社会放大站。但伴随着深度媒介化，风险的社会放大这种线性传递观具有明显的解释局限性。随着行动者主体的增多以及行动者网络异质性的提高，媒介在呈现风险的同时，自身也在生成风险。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新媒体时代媒介化治理的关键不在于技术层面如何传递风险信息，而在于如何减少因为媒介化传播产生的“次生风险”。行动者网络视角进一步明确了当下社会风险的本质，即作为网络的风险是多元行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兼具不确定性和动态生成性的非线性存在。     

“媒介先锋”经营失败的启示

市场是公平的。三个失败的媒介经营案例给了我们以下启示:现代化的媒介经营首先要树立全新的媒介人才理念,还要树立媒介产品理念、媒介资本运营理念和媒介风险理念。如果不遵循这些规律,“媒介先锋”们并不能“先到先得”。     

社会技术想象视域下ChatGPT的“媒介神话叙事”——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

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的问世，引发有关技术与人、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大讨论，其中裹挟着恐慌、焦虑、迷茫的社会情绪，从具象传播文本梳理宏大命题更有利于人类的技术认知。本研究结合社会技术想象理论和“地位-框架-定位”科学传播分析框架，利用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的方法，解析微信公众平台中多元话语行动者对ChatGPT的建构与想象。研究发现ChatGPT社会技术想象的“权力秩序”、“身份区隔”、“现实投射”特征。自媒体通过“想象-传播-观念”模式，将风险社会的定义权向普通民众拉近，提升个体参与公共技术设计的可能与可行性，成为“公众参与科学”范式的典型样态。媒介文本框架和技术想象表述了异质群体间的意义协商、抵抗与共识，“精英-民众”、“民族-他国”、“规制-戏谑”、“赋能-风险”等互斥话语，成为技术嵌入社会实践中的“强制性通过点”。ChatGPT传播作为“话题媒介”，承载着智能时代人们的现实不满、未来期待及弱抵抗自我表达。媒介参与的社会技术想象“神话叙事”中容纳了偏向、争夺和投射，这为理解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提供了辩证案例。     

突发事件风险媒介化：“信息疫情”的本质、演化与治理

“信息疫情”往往是突发事件次生的“第二战场”,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议题,其本质是突发事件生发演化与情境结构变异所形成的风险媒介化景观。在共时性维度上,突发事件的符号化、信息扩散的病毒化和公众情绪的势能化交融互动,共同建构了漂移、异轨和构境的景观整体;在历时性维度上,媒介化作为一种结构性和功能性力量,以风险的时空折叠、智能复制与数字计算,嵌入甚至主导着信息疫情风险景观的生发演化动态过程。信息疫情治理的关键在于把握突发事件风险的媒介化特征,在理解媒介化贯通“事件-信息-情绪”风险景观的基础上,遵循以人为本的自反性原则,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探索风险规避、防范与调节的应对机制。     

浸媒体时代网络新闻直播转型的探索

媒介与技术的融合一直是媒介史上最本质的发展规律。在技术发展相对迟缓的第一媒介时代,少数精英和意见领袖操纵传播链条,普通大众作为纯粹的信息接收者而存在,形成自上而下、人在“媒介外”的一对多传播格局。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媒介生态系统呈现出崭新面貌:不存在权威性的传播中心,普通大众成为掌握主流话语权的社会阶层,“自媒体”“大众媒体”等新词汇迭代更新,人由“媒介外”侵入“媒介内”。美国学者马克•斯波特将这种媒介系统称为第二媒介时代。在多数人的思维还停留在第二媒介时代之时,以浸媒体作为主流媒介的第三媒介时代已经悄然来临①。     

网络媒介给风险社会带来的社会风险

一、“风险社会”与“媒介化风险”“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年出版的德文版《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来的。贝克认为,虽然人类社会长久以来一直存在各种风险,但自20世纪后半叶人类步入后工业时代以来,人类社会才进入“社会风险”——由社会原因引发的风险。     

媒介融合视域下省级图书馆服务的现实困境与路径创新

融媒时代,省级图书馆及时将“对技术的聚焦”转变为“对服务的创新”,有利于为自身赋能“数字心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阅读需求。因此,论文从融媒时代阅读场域演变的视角切入,在分析省级图书馆媒介融合服务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从平台、经营、流量、技术、思维、场景六个维度深层次揭示了创新发展的可选路径,同时强调应预判未来发展的潜在风险,希望通过“极致数字化”厘清省级图书馆服务在媒介融合趋向下的变革与应对模式。     

社会视阈下政府信息公开对微博舆论的消解与强化——基于“招远事件”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183;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从学理的角度将“风险”作为理解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加以系统的阐释。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这种风险是那些已存在、面向未来的种种有危害的不确定因素”。[1]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社会巨变是其凸显的核心意象,“社会的不断现代化”加大了各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带来了一些非传统意义的风险,如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所带来的舆论风险即是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的现实基础、介入逻辑和实践准则

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特定主体的“媒介化治理”,不单是媒介化社会应对危机的必然选择,更是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的介入逻辑,主要包括通过设置议程型塑人民群众的社会认知、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和渠道、为多元主体提供可以协调沟通的平台、发挥媒介调节社会情绪和情感的功能等。与其他治理方式相比,“媒介化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它并非“万能药”。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特定主体所进行的“媒介化治理”,应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媒介化治理”共同体立场,谨防“舆论偏好”引发治理风险,避免对“媒介化治理”产生依赖,在最大程度上杜绝媒介系统的功能错位,找准应急治理的发力规律,以此全面提升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     

技术“双刃剑”：在网站与网民之间抉择

任何媒介形态的变化都取决于技术创新,从根本上说,没有技术发明就不会有媒介的任何变化。技术之于媒介是一股空前的推动力,每一次传播技术的进步,都会给媒介的组织形式和传播方式带来巨大的改变。由信息技术引发的媒介革命,带来的是过剩的同质化媒介产品,使得产品之于媒介本身的意义渐渐退居幕后,而负载于其上的“形象符号”的意义日益突显,“形象符号”因此成为后工业时代人们选择媒介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也是为什么“媒介形象”成为当下媒介研究的一个主题的原因。     

管窥传播研究的第三视野一再读“媒介即讯息”

媒介环境研究的重要意义已经被认可。但是,对“媒介即讯息”这一媒介环境学经典观点的误读依然存在。“媒介即讯息”意在说明,媒介／技术除了本身具有实用意义,还会产生其它意义。这些意义并不一定为其发明者和使用者所察觉,但却真切地改变了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媒介即讯息”是媒介环境学的基石,它提出了思考媒介的环境视角,促使我们思考媒介技术、传播方式对人思想和行为的改变,以及对社会的影响。     

媒介管理媒介化视角下近代上海广播的技术管理

媒介技术的发展要求媒介管理方式超越古代粗放型的行政管理模式，遵循技术逻辑从而实现有效管理。媒介管理媒介化既不像中介化那样把媒介作为一种对客观世界的“表征”,也不像传统的媒介化理论把媒介视为社会的一部分“装置”,而是把媒介作为按照“媒介逻辑”对待的客体。近代上海广播的媒介管理部门在组织构架上设立专门的技术岗位，并使用制定技术标准、分配通信频率、监听节目内容以及频率干扰等技术手段开展媒介管理，从而呈现出了和古代不一样的管理模式。媒介管理媒介化是对媒介在社会中地位的承认，也标志着近代社会管理的升级和专业化。     

摄像头下的亲人：亲密监视中的“媒介化”与“去媒介化”亲情研究

长期以来对于技术监控的研究普遍遵循福柯“圆形监狱”的路径,将监控摄像头看作“权力的眼睛”,剖释背后的权力关系。本文旨在“忘记福柯”,超越“技术监视主义”,研究监控技术在异地亲情中的作用机制,为理解技术监视提供另类视角。研究提出“媒介化亲情”的概念,发现家庭智能摄像头在异地相隔的亲人连接中,扮演着亲情联结、远程照看、健康监护与数字记忆功能,生成一种深度媒介化的数字亲情。同时超越“媒介中心主义”的乌托邦式想象,提出“去媒介化亲情”的概念,指出智能监控摄像头为空间离身的亲人提供了云尽孝的媒介工具,却无法替代具身的陪伴,故此应该省思对“媒介化亲情”的习以为常,以至于将赛博亲情的“对空言情”视作具身亲情,反而忽视了应该超越媒介区隔,让亲人走出智能手机与监控摄像头的玻璃屏幕。     

“在场”的变迁与“场景”的重建:新闻生产与研究中的“目击式新闻”

在媒介技术的演变中,新闻记者的“在场”形式发生了复杂的转变.早期代表新闻生产权威的“目击式新闻”也逐渐被多种形式的报道与观看所替代.因此,本研究从历史中的“目击式新闻”出发,将“目击”行为置于社会与媒介技术发展的时空中重新考察,探究“目击者”角色的转变,及其与社会、政治、媒介技术力量的勾连.研究发现,纸媒与广播电视媒介...     

媒介化重组：“两个先行”议题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与社会关系重塑

媒介化社会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分配格局,数字技术成为话语中心,邀约社会关系参与传播过程。浙江省正迈向“两个先行”新征程,“数字浙江”邀约政府和公众两大舆论行为主体,形成以“智慧大脑”、理论传播平台和“浙江青年说”为媒介中心的网络舆情治理新样态,反映了媒介技术邀约下“政府-公众”关系的意义共建。在此,作为中介的数字媒介技术,组织起“两个先行”议题的叙事方式,将政府和主流媒体升级为社会关系组织者,将传统媒介再媒介化,使政府与公众保持良性互动,从而构建起共富创建与治理现代化的新语态。     

论未来媒介对人类三个方面的延伸——以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延伸理论”为视角简

与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相伴的是人类对媒介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除麦克卢汉持有著名的“媒介是人的延伸”论断外,媒介环境学家苏珊·朗格、刘易斯·芒福德、保罗·莱文森、德里克·德克霍夫等均有媒介延伸思想.他（她）们的思想中包含有“媒介是生命的延伸”、“媒介是媒介的延伸”、“媒介是世界的延伸”三个论断,这三个论断指出了未来媒介对人类三个方面的延伸趋势.未来大数据的意义在于分析、转化数据为这三个方面的延伸服务.媒介技术的历史和现实证明了媒介延伸理论所具有的指引未来意义.     

今日的“昨日”技术：传真机的再中介化与再制度化

媒介研究对新媒介及技术发展早期阶段的关注,导致媒介在生命周期其他阶段与社会文化的复杂互动被忽略。文章运用实物分析及参与观察法,探讨传真机这一类型的旧技术,何以作为有效的交流体裁嵌入新的媒介结构：再中介化中的去中介化机制,使其承载了“先进技术”的想象,体现了媒介透明性的文化理想和“在场”的深层渴望。再制度化过程中,直感性较低的“旧媒介”成为一种弹性沟通机制,维系并建构了科层制的组织空间与社会关系。媒介的潜力取决于人们如何协调表达、参与结构和身份建构,其“新”与“旧”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在与其他媒介以及与人的动态关系中不断地被协商。再中介化不仅是媒介之间互动的技术过程,还包含宏观的社会物质文化网络的变迁。     

媒介形象的"三重资本"价值

媒介形象是指媒介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能够吸引注意力的品相,是受众对媒介组织的印象集合,具有“有价性”、“被评价性”、“技术表征”及“唤起联想”等特点,是媒介符号化的社会体征。形象的价值在于形象对于个体与社会的有用性、有价性。媒介形象是媒介组织获取社会行动者注意     

新媒体公共危机中公众的“心理对抗”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美国社会学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这种风险是“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①现代文明虽然取得了比传统社会更好的生存环境,但是不得不面对新环境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风险.将这种风险推到风口浪尖的强大助力,则来源于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使社会大众对媒介的依赖越来越深,同时也使更多危机被带入“公共领域”,从而加剧了大众对风险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