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与礼教衰微——以士人娱乐活动为考察中心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特殊的转型时期, “魏晋风度”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士人风貌,是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文人习尚与风气.魏晋士人有着深刻的思想矛盾和礼教冲突,一方面,魏晋士人有深厚的儒家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礼教伦理的虚假性和强制性本质进行猛烈抨击.这种抨击不是简单的反抗,而是士人在焦虑、恐惧、悲哀和痛苦的精神世界中对人生道路的拷问.在礼教衰微和玄学大行其道的大环境下,这种内心的剧烈冲突在魏晋士人的娱乐活动中得到了更明显、更具体的表现.     

魏晋文化中“文学自觉”成因探究

魏晋文化所展现出的风采与成就,被学者们誉为东方的文艺复兴.而魏晋文化中的"文学自觉"的形成,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文章从乱世的造就、思想的解放、文学的独立、领导者的作用、寒士的不平等方面对魏晋文化中"文学自觉"的成因进行探寻与分析.     

老庄“道言”观及其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

《老子》、《庄子》是老、庄以言传＂道＂的经典之作,然而其中又都有关于＂道不可言＂的精辟而详尽的论述,在看似矛盾的言、行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种具有颠覆性、超越性的独特表达方式———道言。这种无关理性、逻辑、概念的弹性语言解决了在本体上＂道＂之言语的路绝性难题,而老庄关于道不可言的一系列论述也成为魏晋言意之辨的滥觞,对中国古代文论影响深远。     

魏晋“文学自觉说”研究述评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间诸多文人的创作具有典型的自觉意识。自鲁迅提出"文学自觉说"之后,当今学术界围绕此问题曾经发生过系列论争,进一步理清了文学流变过程中的规律和线索,从而使文学发展的脉络更加明晰。     

魏晋美学范畴——“气韵”研究

美学范畴的不断发展演变,体现着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各种变化,气韵充斥着整个魏晋文学和艺术的领域,是魏晋风骨的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学者对“气韵”这一美学范畴已作了大量的研究性工作,本文在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书画、文论、乐舞三个方面来探讨魏晋时期气韵这一审美范畴的体现。     

魏晋文学批评视角的转移及意义——关于魏晋文学的形象性

魏晋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比之先秦,根本的变化是把文学批评的重心由对文学功能的探讨转入了对文学自身特有艺术特征的直观感悟与深层把握,开始了对独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构建。     

魏晋文学史的原生态视角——以《世说新语》与魏晋文学的关联性研究为例

文学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尴尬：“史”的序列性、规定性解释系统反过来会破坏作品原初存在的“活性”成分。为此,研究时不得不用“原生态”的理论来回溯作品的历史情境,以期减少必定存在的文学性的散失。《世说新语》之与魏晋文学研究,恰是一个难得的“原生态”视角。这个视角对于考查魏晋文学的重情色彩、玄言诗在东晋的繁荣、山水诗歌的萌动等文学现象都有启示意义。把上述文学现象置入《世说新语》所提供的“原生态”环境中,或能加深对魏晋文学演进的整体理解。     

“文心”即“人心”——论士人心态对魏晋六朝文学之影响

魏晋六朝是中国美学思想发展历程上最富艺术精神的转折点,在此阶段内,文学艺术各领域都取得了空前繁荣的艺术创作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与魏晋士人生存境遇的变迁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六朝美学思想发展历程的细致梳理,进一步厘清士人心态对于文学审美趋向的导向作用。     

“啸”不尽的魏晋士人风情——魏晋士人“啸”之管窥

魏晋士人之"啸",是魏晋风流的一种行为符号,也是一段难以逾越的生命高度。试图从魏晋士人习尚的文化角度、魏晋士人特有的对自然的热烈追求与向往及其"啸"对后人的影响方面来探究之,以窥视魏晋士人风情。     

“啸”不尽的魏晋士人风情——魏晋士人“啸”之管窥

魏晋士人之"啸",是魏晋风流的一种行为符号,也是一段难以逾越的生命高度。试图从魏晋士人习尚的文化角度、魏晋士人特有的对自然的热烈追求与向往及其"啸"对后人的影响方面来探究之,以窥视魏晋士人风情。     

“简约自然”——魏晋书法的审美意味

魏晋士人追求"简约自然"的审美理想,这种审美理想对当时的书法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理论为学理依据,探讨了魏晋书法"简约自然"的审美意味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至性、至情、至真——魏晋风度的审美本质

在我国文化史上,魏晋名士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智慧演绎的魏晋风度,即使今天也深入人心。但只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探究其审美本质,对人文的发展才有意义。文章拟从审美的角度,试就《世说新语》中人物的至性、至情和至真三个方面做以分析,力求揭示魏晋风度的审美本质所在。     

至性、至情、至真——魏晋风度的审美本质

在我国文化史上,魏晋名士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智慧演绎的魏晋风度,即使今天也深入人心。但只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探究其审美本质,对人文的发展才有意义。文章拟从审美的角度,试就《世说新语》中人物的至性、至情和至真三个方面做以分析,力求揭示魏晋风度的审美本质所在。     

唐代“和亲”的历史考察

"和亲"是唐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在唐代289年间,唐王朝曾多次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和亲"。其规模之大,涉及民族之多,范围之广,在中国历代的"和亲"中都是罕见的。本文在对唐代的"和亲"事件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唐代"和亲"的历史作用。认为唐代的"和亲"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民族关系,促进了边疆开发,不仅对唐王朝有利,而且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汪曾祺记人散文“魏晋士人”观之教学价值——以《金岳霖先生》为例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超脱了儒家传统文化习气,上接魏晋士人风度,造就了汪氏散文人物的别样风采,增加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和时代意蕴.本文以《金岳霖先生》为例,分别从他记叙人物之魏晋风度的四个方面,探索汪曾祺《金岳霖先生》及其记人散文重要的教学价值.     

玄言诗与山水诗的同质异构性——以魏晋清谈为考察场域

魏晋玄言诗和山水诗之关系并不像传统所谓的＂山水诗是从玄言诗蜕变而来。＂如此看法是因片面理解＂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的具体含义之结果。若以魏晋清谈为考察场域,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皆是玄学清谈内容的书面体现,即刘勰所谓＂因谈余气,流成文体＂。二者是同时存在的,具有同质异构性。同质性即二者皆为＂谈玄悟道＂之结晶,无论是创作主体、创作目的、还是创作环境,都具有同一性。其异构性主要表现在：1.山水诗以具体形象＂山水媚道＂,玄言诗以抽象概念＂以理证道＂;2.山水诗情、景、理三合一,玄言诗纯理性客观说理;3.二者叙事、写景、说理在诗中比例有别。由于山水诗的文学功能符合了中国人重感性、重主观、重传统的民族心理特点,其最后完全挤走曾经共存过的玄言诗也是必然的了。     

唐代中后期的“以理言道”“言意之辨”与诗文观念

“理”本是先秦两汉思想世界中的基本语词,唐代中后期儒者对于“理”的再次聚焦,在延续先秦两汉以政治生活为核心问题域之旧传统的同时,亦强化了“理”统合、会通的思想功能。“以理言道”的认知新风与“道”之虚化及“理”成为思想方式的核心范畴,乃是此时期颇易体察的文本现象。“言意之辨”在此风习形成的过程中,既是作为助缘的方法,也因之被再度问题化。唐代中后期的知识世界呈现出以“理”论文的明确倾向,作为人生态度及理念的“理”与一般的“理”成为文本书写与诗文观念的重要内容,而“陈言之务去”及“与造化争衡”的共识化则是“理”范畴化对于唐代中后期文学影响的另一明证。     

“道“与“超灵“——魏晋山水田园诗自然观与超验主义自然观之比较

本文对比了美国超验主义文学与魏晋山水田园诗对自然的定义,探讨两者之间种种契合以及差异之处,阐明美国超验主义与体现在魏晋山水诗中的老庄思想存在共鸣:两者都提倡人与自然的合谐相处,都把万物的本源归结为一个精神本体——“道”或“超灵”。但两者的出发点却迥然不同:玄学的自然观重“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侧重点仍在自然。而超验主义自然观认为自然的存在是因为它要作为“超灵”向人类灵魂说话的工具,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上它注重的是人。     

论魏晋士人的执著与超越——以《世说新语》为主要考察文本

执著与超越本来是两种具有一定矛盾性的精神气质。一般而言,执著者往往难于超越,而超越者往往不会执著,但魏晋士人却把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成就了他们高度的人格之美。在一个社会动荡,道德解体的时代里,魏晋士人们的这种高度的人格之美让他们身上散发出德性的光辉,也让他们在艺术领域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如果中华民族想要重塑自身优美的精神气质,那么魏晋士人所具有的执著与超越相融合的人格之美也不乏深刻的启示意义。     

学科教学的“道言悖反”现象及其弱化路径——基于《老子》的道言矛盾

"道言悖反"是为学界广泛认可的《老子》中的理论矛盾。此矛盾的产生一方面为语言本身的局限性所致,另一方面则归因于老子所赋予的"道"不可尽知的特性。作为言与言说对象矛盾的体现,"道言悖反"的现象在学科教学中较为常见,并有多种表现形式。学科教学中的"道言悖反"现象,虽是不可避免的,但因其对于知识的传递与接受构成阻碍,故而需要找寻弱化"道言悖反"现象的途径。"不言""不言之教"作为弱化及规避"道言悖反"现象的方式及理念,有助于学科教学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