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冯雪峰在左联跟“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论争中的立场和态度

三十年代初,文坛上发生了左翼文艺阵营跟“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之间激烈的文艺论争。冯雪峰同志在这场论争中的立场和态度,在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中,被看作是他“一贯反党”的主要罪状之一。一些研究者,也说这“初次暴露了冯雪峰的反党立场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是“化敌为友”,而且“他的枪口是始终朝向自己的阵营的”等等,从而加以彻底的否定。笔看认为,这些都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不妥当、不公平的。     

胡秋原“托派”帽子的真正来源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文艺自由论辨中,胡秋原曾被扣上“托派”的帽子,一时间众说纷芸。这个说法的真正来源不清,有评论者认为来源于鲁迅在论争期间发表的文章《论“第三种人”》,而实际上这是论争中冯雪峰所撰写的《“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中所冠以的罪名。胡秋原并非“托派”,也不是所谓的“敌人”。     

对三十年代一次重大文艺论争的重新检视

三十年代初，胡秋原和苏汶先后发表文章，标榜“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文艺观点，引起左翼作家与他们的论争。左翼作家在论争中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张闻天著文予以反驳矫正，从而使左翼作家的论争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过去的文学史几乎千篇一律地将这次论争定为敌我矛盾。本文在研读大量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对此次论争经过进行了详述和再评价，并得出了“自由人”和“第三种人”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     

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二十年代,一些倡导“革命文学”的先驱者谈论过它;到了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时,左联文艺战士在与“新月派”、“第三种人”、“自由人”等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论争中,又谈到过它;解放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伴随着文学现实主义问题的抑扬起落,这一问题又曾多次被涉及过;一九七六年十月,我们党果断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深遭灾难的中国文艺界,在     

“第三种人”论争的再探析

发生在1932年的左翼与“第三种人”、“自由人”的论争,表面上是关于文艺创作自由的文学论争,实质上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本文通过论争双方的政治立场、团体内部的情况,重新评判这一场文艺论争。     

胡秋原：文学自律的守护者

学界一般笼统地对30年代文艺自由论辩中的所谓＂第三种人＂持否定态度,而实际上胡秋原无论是对民族文艺理论的批评还是对钱杏邨理论的指责都是为了守护文学自律,这并非意味着他否认文艺与政治、阶级的关系,但其底线是他律的力量不能破坏艺术之形式。尽管这些意见可以矫正其时左翼文学的偏颇,但由于胡文极尽嘲讽之能事、再加上苏汶高调的声援,有点儿＂浪费的＂论争在所不免。     

评左联跟“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

三十年代初期,左翼文艺阵营取得了批判新月派的胜利,击败了“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以后,文坛上出现了以胡秋原、苏汶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文艺主张。“自由人”的胡秋原标榜自己:不站在任何阶级的政治立场,对各个阶级、各种流派的文艺不加赞否,宣扬自己站在“自由人的立场”,是“对政治外行的人”。苏汶则标榜自己是在“左翼文坛那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胡秋原那样的“智识阶级的     

关于《现代》的“第三种人”论争及施蛰存的倾向性

苏汶(杜衡)在<现代)一卷三期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从而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的"第三种人"论争.因为施蛰存是<现代>杂志的编辑,所以施蛰存也被鲁迅和左翼作家称为"第三种人",虽然施蛰存说他在<现代>编辑这场论争的文章时,"始终缄默无言."但我以为,施蛰存白始至终有他的倾向性.     

鲁迅文艺批评论(下)——关于文艺批评家、阶级功利主义、恶草与佳花、文艺论争的有关问题

当然,无产阶级文艺批评营垒内部存在着学术论争问题。这是自无产阶级文艺诞生以来,在文艺批评史上出现的正常现象,毫不足怪的。无产阶级文艺在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发展;无产阶级文艺批评也随之在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发展。没有矛盾斗争,何谈发展?毛泽东指出:“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学习鲁迅关于“国防文学”的论述

三十年代中期,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场论争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我认为是左翼文艺运动内部的争论,里面有是非之分,有路线之别,但并非敌我斗争。刘少奇、陈伯达之流蓄意歪曲论战的是非界限,掩盖论战双方分岐的实质,是别有用心的。“四人帮”蓄意歪曲历史,把是非之争、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艺术规律——重读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三十年代中期,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发生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是鲁迅参与这一论争的重要文章之一。作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民族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使命,关于文学反映生活、服务革命的普遍规律等的论述,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见解,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徐行不是托派分子

在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中 ,讲到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时 ,必然要涉及到徐行这个人。因为他曾就“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在 1 93 6年连续写了三篇文章 (《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评“国防文学”》、《再评“国防文学”》) ,分别发表在当时《新东方》一卷三期、《礼拜六》第六百二十八期和第六百三十八期。他的文章以极左的面目出现 ,用托派取消主义的观点 ,对“国防文学”论者作了不适当的批评 ,以致恶意攻击。虽然他的意见不代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倡导者 ,与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的意见大相径庭 ,但也确是加剧了“两…     

一首爱与美的交响诗——沈从文的《边城》赏析

30年代初,鲁迅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一文中,批评了当时“左”的文艺路线,正确地分析了革命文艺队伍.他指出:“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需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晒.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特别是在文艺战线敌我双方斗争得非常激烈的30年代,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更好地打击敌人,发展革命文艺.     

《拿来主义》的几处疑点辨析

<正>《拿来主义》是统编版必修(上册)第六单元的一篇重要文章。对于这篇文章的教学,语文老师众说纷纭,分歧较大。现就其中的一些焦点问题,作简单辨析。一、“拿来”的对象是外国文艺还是中国文艺《拿来主义》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进入高中教材,笔者中学学习这篇文章时,就记得老师讲过:“拿来主义”论述的是如何对待我国传统文化遗产。后来笔者做教师后也这样教学生。直到前不久我校组织同课异构再次教学,经过深入研读、广泛碰撞后才发现,     

写在《鲁迅的“第三种人”观》后面

丸山升先生的新著《鲁迅的“第三种人”观——关于对“第三种人”论争的再评价》发表于《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九十七册,该书于一九八五年三月在东京出版。承他的好意,远道寄赠,十分感谢。我相信,中日两国学术界的这种交往,必将促进我们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和学术交流。丸山升先生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富有声望的鲁迅研究专家。他的这篇论文,资料丰富,考证详实,观点鲜明,很有见地,是一篇颇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因此,特向国     

尊重事实 尊重历史——从《回忆鲁迅》看冯雪峰

冯雪峰同志的《回忆鲁迅》至今还没有再版的机会,但我们认为却有重新一读的价值。雪峰同志在这本书中,就自己与鲁迅交往的事实,真切、具体地记述了一九二八——一九三六年间鲁迅生活、思想、战斗历程,以及同鲁迅有直接关系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战线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他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了鲁迅的革命价值;同时也无意中表明了他自己.笔者与雪峰同志素昧平生,了解甚少,不可能对他作     

《野玫瑰》论争试探

论争是40年代发生在国统区的一场规模较大的文艺论争。围绕陈铨的剧作《野玫瑰》,有人拥护,有人赞赏,有人批判……本文拟通过对这一论争全过程的完整叙述,来剖析争背后所蕴藏的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斗争。     

"辨骚"与"变乎骚"的批评学意义--从对屈原论争的评价看刘勰的作者批评观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不仅是一篇作者批评专论 ,而且也是一篇对屈原进行评价的文学论争专论。刘勰确立屈原及其《离骚》“变乎骚”的立论视角 ,在对屈原论争中两派不同观点进行评析的同时 ,充分肯定了屈原的价值和地位 ,从而使屈原论争走出误区 ,将作者批评提升到更高层次。刘勰的屈原批评和对屈原论争的批评具有批评学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抗战前期文艺论争”的再认识

抗战前期,围绕着文艺的发展方向问题,文艺界展开了四场大规模的论争——有关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批评;抗战文艺创作中“暴露与讽刺”问题的辩论;进步文艺界对“战国策”派法西斯文艺观的揭露和批判;解放区和国统区有关“民族形武”问题的大规模的讨论。这几次论争的结果,确保了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政治方向,还为文艺大众化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京派批评在论争中体现的现代性

上世纪三十四年代,京派批评家与左翼、海派文人分别发生了一场论争。在论争之中,京派批评体现了自身的现代性,在与左翼的论争之中,京派批评表现出了“关注人性”“把持距离”的特点;与海派的论争中,京派则显现出强烈的“学院意识”,以及“学院意识”之后“纯正的文学趣味”的支撑。这些现代性特点的体现也正是京派批评“精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