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纠正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的重要贡献

1927年 11月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对中央的统治.各地不断举行盲目武装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保留下来的一点力量继续遭到损失.在此期间,周恩来为纠正"左"倾盲动作了极大努力,制止了许多省的盲目大暴动,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在共产国际帮助和指导下, 1928年 2月就基本停止了这次盲动错误.周恩来在此次纠"左"工作中,思想认识上有个初步飞跃:由纠正城市暴动而开始进到主张"农村割据"和扶助红军的创建和发展,加速了土地革命战争前进的步伐.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1930年6月至9月的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这三次错误的发生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待客观形势、共产国际的态度和遇到反对声音等方面存在共同点,而在背景特点和领导人方面又存在不同点。通过这一比较,使我们坚定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经验,另外还提醒我们重视党的制度建设。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一搏——周恩来与1962年广州会议

１９５７年后“左”倾思潮泛滥,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知识分子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１９６０年开始纠“左”,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党中央制定了《高教六十条》等三个条例,对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１９６２年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顶压力、冒风险,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认为知识分子是人民的一部分,并坚持将这一论断写进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久,周恩来遭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人的责难。周恩来把知识分子视为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宝贝,因此无论多么强大的压力,都动摇不了他的这一信念。可以说他是我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典范,是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代表     

试论苍山暴动

试论苍山暴动魏景山１９３３年７月爆发的苍山暴动，是继博兴、益都、日照和沂水等地暴动之后，中共山东省委在中央“左”倾错误的指导下发动的又一次农民武装暴动。它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党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也显示了农民的革命力量之巨大...     

共产国际与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

从1927年11月到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接连犯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矍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这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时间长,一次比一次影响坏.这三次“左”倾错误尤其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尽管,这三次“左”倾错误的产生与形成有着深刻的中国的历史背景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根源,但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与策略上的“左”倾错误也是分不开的.     

试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土地政策及其危害

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确的土地路线应该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阶级。能否正确制定和执行这一政策，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然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由于违背我国的国情，盲目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示，照搬苏联经验，提出和推行一系列“左”的土地政策，给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本文就“左”倾冒险主义土地政策的主要表现及其危害，作扼要的论述。在长达四年的王明“左”倾统治时期，各根据地都曾推行过一系列“左”倾土地政策。（…     

问题解答

答: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有过两次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这两次行动,均发生在1930年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推行的过程中。当时,由于李立三等错误地分析了形势,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他们仅在形势对革命刚刚有利的条件刺激下,就认为全国已具备了武装起义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条件。用“暴动、暴动、再暴动”等过     

毛泽东的四次纠"左"及其历史影响

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曾先后四次纠“左”。前三次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分别于1928年前后对“左”倾盲动主义、1930年前后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1931年至1941—1945年全党整风运动,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的斗争和纠正。最后一次是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后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四次纠“左”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其历史影响都是重大的。     

试析肇山会议纠“左”中断的原因

庐山会议是中共中央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召开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要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当时对实际工作中“左”倾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以及阶级斗争扩大理论的新发展和对形势判断的错误，加上一些社会历史原因，使庐山会议的纠“左”进程发生中断并转向反右，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共产国际对我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及高度集权领导方式的影响,接连发生了瞿秋白"左"倾盲动、李立三"左"倾冒险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使中国革命受到巨大的创伤,险些葬送革命的前途,给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教训。     

立三路线述评

以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生于一九三○年六月到九月,曾经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遭到严重的损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五十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当年立三路线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全面了解其被纠正的情况,具体分析其危害和产生的原因,认真汲取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总结建国三十一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历史经验和沉痛教训,继续肃清“左”倾路线在各条战线上的流毒和影响,同心同德,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驻共产国际时期的王明思想探析

驻共产国际时期的王明思想是以“左”倾错误思想为指导的，他宣传世界革命“高涨论”，中国革命“高潮论”，系统地阐发了冒险而教条的主张，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但王明在坚持“左”倾思想的同时，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变化，在一些方面也适时地调整了政策，提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新见解，对全党调整方针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在统一战线，东北问题以及反对李立三“左”倾思想等方面阐述了一些可取的思想。     

邓小平"三落三起"中的第一次

1931年,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上任,就立即着手制止肃反扩大化。同时,还迅速纠正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土地政策已经在苏区传达,但邓小平强调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1932年,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后,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继续抵制“左”倾错误路线,为当时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所不容。2月23日,《斗争》第三期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1933年春,邓小平调到位于宁都县七…     

周恩来与苏区中央局

周恩来在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期间，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中央的错误进行了艰难的斗争，极力维护毛泽东，体现了他和毛泽东之间深厚的无产天他和朱德的领导下，中央根据地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纠正在富农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启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曾经犯过多次“左“倾错误。党对待富农的政策是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完善和成熟的。总结党在纠正“左“倾错误方面的经验,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有三点:一是要正确区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二是要正确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三是要克服小生产者的落后性。     

1931～1935年中共中央对蒋介石集团采取的方针之我见

本文对１９３１年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的“反蒋抗日”方针和１９３５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再次提出的“反蒋抗日”方针及当时的具体作法加以比较，阐述了１９３１年是“左”倾关门主义的提法，１９３５年的提法虽也是错误的，仍没有摆脱“左”倾思想影响，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在认识和具体作法上已经开始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     

怎样认识"在徘徊中前进"

“在徘徊中前进”是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后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徘徊”是指结束了“文革”，积极开展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同时，在党和国家的某些工作中还存在着“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在政治领域中，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受到阻挠；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又出现了对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新的个人崇拜；“文革”中广为流传的“左”的理论和一些长期以来实行的“左”的政策得不到纠正。在经济工作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左”的冒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拨乱反正研究综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拨乱反正研究综述孙大力拨乱反正，即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后面临的首要任务。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二大的几年时间里，全...     

周恩来与三次“左”倾路线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在三次“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时,周恩来在理论上和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失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阶段艰苦探索的直接反映,也是过分依赖共产国际的必然结果。我们应从周恩来面对失误的态度与行为中吸取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试析立三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

1930年,李立三主持的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发生了一场争论,就革命形势的判断和敌我力量的估计,城市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以及当时苏联援助中国诸问题上双方出现了意见分歧。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二者的分歧并非根本的原则性的路线斗争。而是“左”倾指导思想上的策略之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