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载体原因再探讨

近代以传教士为桥梁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以地理大发现为发端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体现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同时,中国社会的变革也需要与外来先进文化进行交流。两大原因的交织共同推动了中西文化的大融合,而西方传教士便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     

从冲突到交融——重评近代传教士办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从近代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所引起的文明的冲突,到传教士为了传教创办教会学校,乃至研究中国文化、认同并主动传授中国文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文明可以从冲突走向交融。近代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向中国人输入西方文化,到后来一些传教士反而成为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行者——传教士成为中西文化传递和交流的使者。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用的重新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化的本质,有助于我们认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危害,有助于促进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中叶以来,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澳门成为被葡萄牙长期占据的第一块殖民地。伴随殖民势力而来的西方传教士,经过澳门向中国内地传教,于是,以他们为媒介,具有近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流便首先在澳门发生并逐步扩展开去。中西文化交流给澳门和中国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引发了近代中国的一系列革命,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明末清初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

从明末清初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背景着手,通过对西方传教士传教策略的介绍,以及对其翻译活动和翻译作品的分析、整合,阐述了该时期以传教士为载体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平等、双向、互动的。     

略论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

西方传教士本来的使命是传播基督教，但客观地分析他人的在华活动，我们觉得，他们在率先把西方宗教文化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西学东渐的实践，并较早地向西方宣介了中学的权威，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从教会学校英语教学图式看中西文化交流

传教士的到来使中国人认识了西方世界。在中国的教会英语教学大规模开展以前,中西间存在较大的隔阂和误解。教会学校英语教学是外国传教士结合中国国情,针对中国学生开展的英语教学。它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乃至中国的近代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探讨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图式对于当今的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翻译文学史角度看西方传教士与儒家经典外译

西方传教士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传播了儒家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西方传教士的翻译选题动机是为了调和中西文化,将基督教根植于中国社会的肌体。代表译者主要有利玛窦、理雅各和卫礼贤等,主要译介成就是对"四书五经"的外译。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与研究引起很大的反响,参与并影响了西方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深深影响了许多艺术家与学者。在译介儒家经典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歪曲儒家经典原意的现象,对此学术界应有清醒的认识。     

近代西方教会在粤东客家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述略

以梅州为中心的粤东客家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西方宗教势力发展的重要地区。西方宗教传入粤东客家地区,进一步激化了当地的社会矛盾,同时,他们也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化的学校,传播了近代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近代化人才,为粤东客家地区乃至整个广东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西方传教士又把粤东地区的客家文化传入西方各国,在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和了解方面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郭实腊与中西文化交流

早期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之一的郭实腊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身份复杂,颇具活力和争议的人物.他充当着传教士、外交官等多重角色.他一方面鼓动和参与殖民列强发起的侵华战争,为学界和国人所憎恨.另一方面,从客观上来看,他在传播西方文明,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郭实腊在促进中西文化的交融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清宫画家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DenisAttiret）新探

从清康熙朝后期起,宫廷里开始出现一批具有专业素质的传教士画家,他们成为这一时期西洋艺术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DenlsAttlret）即是其中一人。近年来新挖掘的史料有助于全面了解这位有着双重身份的传教士。而对王致诚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认识传教士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伦敦会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视角

在近代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史上,伦敦会作为最早派遣传教士来华传教的英国基督教布道会,致力于采取"社会服务型"传教策略和方式在华开展教育、出版、医疗、慈善等活动长达一个多世纪,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早年曾就读于伦敦会创办的各类学校,或协助伦敦会传教士在华开展翻译及其他文教活动,王韬、孙中山、许地山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探讨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伦敦会之间所建立的密切联系,有助于学界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了解在近代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马礼逊经典翻译与中西文化交流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担当起了外汉和汉外双向翻译的重任,首次将基督教经典《圣经》完整地译成中文,编纂了中国第一部汉英字典《华英字典》。他还是比较系统地将中华文化经典译成英文的第一位西人传教士。他的中西文化经典翻译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清初在华欧洲传教士与中国早期的海外留学

中国人到欧洲留学始于清初,发起者为在华欧洲传教士.这些留欧学生在海外学习西方语言和基督教理的同时,也向所到国家适时介绍有关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习俗,谱写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中西文化交融碰撞中的汤若望及“历案”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汤若望及"历案"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和传教事业的顺利进行,汤若望极力为自己构建了"宫廷天文学家"的身份,但这与他"西方传教士"的身份形成强烈的冲突,并成为"历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汤若望身上集中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碰撞与冲突,凸显了异质文化交流中文化冲突的重要价值。     

近代传教士岭南办报与中国报刊的近代化

中国近代报刊滥觞于西方传教士在岭南的办报活动。传教士报刊中的西学,启蒙了中国的思想界,启动了中国报刊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也推动了中国出版业、印刷业的近代化,客观上促进了岭南近代报刊业的产生和发展,并且不自觉地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     

鸦片战争前新教传教士传播西方文化的特点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传教士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一阶段新教传教士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从传教本身,还是从更广的传播西学的角度来看,都无法与此后的新教传教士相比,但是,＂评价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标准,不在于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于它为后来的工作奠定的基础。最重要的基础是准备了初步的、但却是大批的中文基督教书籍＂。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思

本文从三个方面反思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其一,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基督教文明所引发的留学生运动,是中国知识阶层追求新文化的一种痛苦选择;其二,“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文化政策的相继失败,导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封闭性;其三,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结果,是形成了两种文化在相互对立中并存的新文化格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思

本文从三个方面反思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其一,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基督教文明所引发的留学生运动,是中国知识阶层追求新文化的一种痛苦选择;其二,“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文化政策的相继失败,导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封闭性;其三,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结果,是形成了两种文化在相互对立中并存的新文化格局。     

西方传教士对康熙朝政的贡献概述

康熙时代,西方来华传教士凭借自身的知识优势,不仅扶持康熙亲政,而且在剿三藩、与俄订约、随行塞外、制作《皇舆全览图》、构建意识形态诸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康熙对传教士的利用固然是服务于清朝的统治,但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坤舆万国全图》

16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一时期,许多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出于传布宗教的目的,以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为手段来吸引中国人,取得中国人的信任,于是一些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传到中国,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其中在地理学上,影响最大的当属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最先传到中国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见人教版义务教育中学教材《中国历史》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