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李燮和

李燮和,这位清末民初杰出的革命闯将,光复上海、南京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和推动者,光复会后期的重要领袖和光复军北伐总司令,由于曾一度参与陶成章策动的倒孙分裂活动和后来有过幻想劝说袁世凯刷新政治,致身困笼牢、篡名筹安会的失误,特别还由于陈其美、蒋介石百计排挤光复会人,篡夺沪军都督和刺杀陶成章,与李结下了深仇,以后蒋介石和陈其美侄儿陈立夫兄弟又长期盘踞国民党政府中央把持史档和宣传舆论机关,拥有任意颠倒史实、臧否人物的绝对权力,以致长期被诬蔑为“分裂派”、“叛徒”、“帝制犯”;其     

辛亥革命时期发生在上海的都督风波——李燮和与陈其美争都督辨

长期以来,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辛亥上海光复后,李燮和与陈其美争夺过沪军都督府都督。笔者认为,陈其美确曾争夺过都督。早在上海光复前,陈就有过当都督的预谋;在上海光复中,陈又有过欲当都督的冒险举动;在上海光复后,陈不满于当时已经形成的政治定势和格局,采取种种手段当上了都督。而李燮和却并无争夺都督情事。本文依据大量真实可靠的资料,揭开了辛亥革命时期发生在上海的都督风波的历史谜底,辨明了这件由来已久、争论不休的历史公案     

论李燮和与辛亥上海光复

在辛亥上海光复过程中，光复会第三号领袖人物李燮和的功劳最大，但他在随后争夺沪军都督时首先被排挤出局，则是他自身诸多不足所造成的。李燮和在辛亥上海光复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计个人名利得失、顾全革命大局的高姿态值得大书一笔，这是整个辛亥革命史上的一个亮点。后来的国民党官方史学家们以李燮和后来参加“筹安会”为口实，刘意贬低李燮和在上海光复中的作用与贡献，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足取的。     

重评李燮和

李燮和,这位清末民初杰出的革命闯将,光复上海、南京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和推动者,光复会后期的重要领袖和光复军北伐总司令,由于曾一度参与陶成章策动的倒孙分裂活动和后来有过幻想劝说袁世凯刷新政治,致身困笼牢、篡名筹安会的失误,特别还由于陈其美、蒋介石百计排挤光复会人,篡夺沪军都督和刺杀陶成章,与李结下了深仇,以后蒋介石     

勇于向孙中山认错并走上光明道路的杨度

杨度(1874—1931),湖南湘潭人,字暂子,早年留学日本。1902年与杨笃生创办《游学译编》(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次年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袁世凯死后被通辑,后倾向革命,走上光明路。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杨度是怎样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支持者转变为革命者,这与其所走的道路的不通有密切联系。 杨度由思想转变走向革命实践的第一步,就是其向孙中山认错服输。 杨度向孙中山认错服输应从孙中山同杨度的一次讨论国事的争论说起。 孙中山自创立兴中会进行民主革命以来,     

李燮和与筹安会

李燮和列名筹安会是史学界争论的问题。本文从李在民初的政治态度及列名过程得出结论，认为：李之列名完全是强制被动而非自愿。并由此分析了李本人对造成这一事实所应负之责任。     

辛亥革命的史碑-改朝换制

辛亥革命的主要功绩在于“改朝”（即推翻清政府）和“换制”（即以“共和政体”取代“帝制专制”）,孙中山改建次说到辛亥革命的失败及其教训,主要是由于他将辛亥革命的“下限”划在“二次革命”以后,不能将辛亥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划上等号。“洪宪帝制”与“张勋复辟”很快遭到失败,也表明“共和”思想的潜能将辛亥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划上等号。“洪宪帝制”与“张勋复辟”很快遭到失败,也表明“共和”思想的潜在威力,关于革命斗争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既不能因重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否认革命斗争曾在历史上起过的重大作用,也不能认为革命斗争适用于任何历史时期。     

从新发现的《新泽李氏三修族谱》看李燮和的家世源流

李燮和是辛亥革命时期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章太炎云：“自徐锡麟死后，光复会未有达者。李燮和孤掌鸣于南洋，延榄豪俊。辛亥首义，走上海，下金陵，以安大局，厥功伟矣”①。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缺乏，史学界对他研究甚少，尤其是对他的家世源流几乎一无所知。最近，我们在整理有关辛亥革命史料的过程中，有幸发现了《新泽李氏三修族谱》（以下简称《三修谱》），为我们研究李燮和的家世源流拨开了重重迷雾，提供了一份有重要价值的原始资料。一、《新泽李氏三修族谱》的修纂及其内容。新近发现的这套族谱为涟源市…     

评杨度民国初年的君主立宪主张

杨度是民国初年政坛上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力倡君主立宪政体，组织筹安会，效劳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活动，一直为学术界所诟病。通过重新考察杨度提出君主立宪主张的动机，我们认为：虽然杨度提出并企图推行的是救不了国的救国方案——“君主立宪”政体，但他从研究中国国俗民情出发，探索何种资产阶级政体符合中国实际，这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不应该因其救不了国的主张而一笔抹杀他的救国之志。     

论胡瑛

胡瑛是辛亥革命中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在同盟会与宋教仁、覃振齐名,他们都是湖南桃源县人,当时有“桃源三杰”之称.胡瑛青年时期奋不顾身地参加反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武昌起义后,开始向右转;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中,参加了“筹安会”;后来又有所醒悟,重新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他的一生,复杂曲折,大起大落.象他这一类型的人,在以往的革命(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中,并非仅见.怎样看待这一部分人呢?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通过胡瑛的一生经历,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革命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提高思想觉悟,也是有益的.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在上海纪事——一九一一年——一九三一年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三年时间里,孙中山先生曾十次来上海。上海是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他在这里为中国革命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工作,对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作出了丰功伟绩。今年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又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纪念,为此编写了这份“纪事”,以示纪念。     

宋教仁民国初年在资本主义法制建设上的贡献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辟了中国没有皇帝的历史。在这个推翻帝制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一个年轻的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他就是宋教仁。宋教仁以他渊博的知识、高深的理论、独特的见解,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撰写了大量草案、文告、约法、中央和地方政治制度及各种法令,成为我国近代史上法制建设著作的集大成者。     

清末明初：新教育视野中的国民意识（上）

绪言 整整一百年前，辛亥革命以磅礴之势推翻了存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近代中国“民主与共和”的帷幕。而就在新、旧制度更迭前后，各种新思想、新事物纷至沓来，为社会历史发展提供理论的指引或范式的借鉴。伴随这一时代潮流，“国民意识”在中国逐渐形成、发展，并反拨于国人精神与思想的近代化过程。     

张勋、冯国璋与“癸丑复辟”阴谋

辛亥革命结束了绵延我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但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这场民主革命并未彻底铲除封建帝制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部漫长的帝制史,在其终篇之处,仍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民国建立之后的十几年间为帝制招魂者不乏其人,还魂之事亦屡有发生。洪宪改制、丁已复辟、伪满建国等复辟闹剧早已为世人所熟知,而对于上述闹剧发生之前,1913年三四月间酝酿的一场复辟阴谋(史称“癸丑复辟”),史家则述之不多。笔者仅就所见,缀集成篇,对于了解民国初年的政治风云及北洋军阀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关系恐不无裨益。     

杨度宪政主张的正途与歧变

杨度一生以救国为己任.在救国的名义下,他曾肯定“骚动”的进步意义,表露出某种激进色彩.然而他并不赞成共和革命,而是主张通过君主立宪,为实现所谓“金铁主义”即打造经济军事强国提供制度保障.辛亥革命之前,这种不乏爱国真诚的宪政主张大体属于正途.辛亥革命之后,鉴于时局变动,他一度拥赞共和.但因固守其原有立场,且受多种因素影响,他很快站到共和对立面,并以“君宪救国”为由,拥袁助袁,鼓吹帝制,从而导致其宪政主张与帝制主张趋同的歧变.     

抗日战争胜利的另一重大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并未结束中国的封建帝制。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伪满洲国反动的君主专制统治,宣告了封建帝制在中国的终结。这是伟大的抗日战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之另一个重要方面。     

从“救国”哲学到“兴国”哲学——面向21世纪中国哲学刍议

从“救国”哲学到“兴国”哲学——面向２１世纪中国哲学刍议王炯华关键词“救国”哲学“兴国”哲学作者王炯华，华中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即将过去的２０世纪，是人类历史长足进步的世纪，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世纪。辛亥革命结束了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帝制；五四新文化启...     

释“朕”

辛亥革命的风暴摧垮了封建帝制。随着封建帝制的灭亡, “朕”这个词早已进入历史博物馆。近年来,     

启蒙、救亡与革命时代的终结－再论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

九十年代以来，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也引起了一些尖锐的分歧，李泽厚提出的否定辛亥革命的论点是以“救亡压倒启蒙”为学术依据的，这一公式存在着学理上的缺陷，但不应全盘抹杀它的学术价值。辛亥革命是一场具有空前意义的伟大革命，同时辛革命又是一场结束了封建帝制，然而民主制度的计划痛苦流产的不成熟的革命，因此，从思想反思的角度上说，“救亡压倒启蒙”的公式并不违反历史学的基本规范，对辛亥革命的进行反思，同样需要重新检讨清末革命派对保皇派的批判。     

武昌首义总指挥吴兆麟上将

1991年，陈思远先生在为《武昌首义总指挥吴兆麟上将纪念集》序中开篇写道：“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贡献之大。史有公论。而起义在武昌首先取得胜利。固由于武汉地据形胜，控制华中。故义旗一举而全国响应；亦由于变生仓猝，众推吴兆麟为总指挥，他率军奋战，运筹帷幄，所至有功，从而奠定了胜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