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已成为世界政治民主发展的热点,公共政策制定则是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环节.本文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背景和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和参与方式进行创新,以形成一种实质性而非形式上的公众参与.     

公共政策参与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实现公共政策合法性、科学性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并不是一个有条不紊、相互协调、运转准确的过程.文章从政策制定结构的历史和现实分析、政策制定主体和参与主体的强弱不对称关系等七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复杂性,以期促进我国公众政策参与的合理、有序和有效.     

协商式教育政策制定的制度逻辑与本土化构建

协商民主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协商式教育政策的制定.协商式政策制定是由广大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一种模式,是通过公众参与、共同讨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协商式教育决策的优势在于:强调公众的自愿参与,让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表达自己的呼声,具有制度的合法性;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减少政府部门的重大决策失误;减少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利...     

浅论我国环境行政中公众参与制度的现状及不足

公众参与是完善环境行政执法,改善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环境保护现状的根本动力.在我国,环境保护一直强调政府的主导、核心作用,公众只是作为环境执法的客体.虽然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由于公众没有充分参与环境政策的规划和制定,忽视了其对环境保护和环境法治的积极作用.     

试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民主的发展、全球化的国际形势等,都要求我国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实现更多的公众参与.公众不仅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重要角色,而且也是公共政策实施的对象,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让公众积极有效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才能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实现公共目标.     

风险情境中社会安全感与公共政策变迁——基于X市环境整治政策的调查分析

风险社会情境中,如何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变迁来提升公众的社会安全感,使公众社会安全感成为政策评估的重要指标,以发挥其社会建构功能,是公共政策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分析X市环境整治政策发现,公众社会安全感对于政策变迁的正向功能,会受到社会安全感的影响广度及深度、政策主体的偏好能力、公众政策参与空间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公权力主体必须从观念上转变对公众社会安全感的影响认知,完善公众参与路径,使公众社会安全感变化水平成为衡量公共政策制定科学性和执行有效性的关键变量,从而增强公众的社会安全感.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实践与反思-基于《广州市流动商贩管理暂行办法》制定的实证分析

公共政策制定的公众参与机制,是实现公共政策公共性和科学性的重要保证。《广州市流动商贩管理暂行办法》制定过程中,通过市民问计会、专家咨询以及意见征询等形式,构筑政府与公众之间平等的对话平台,初步建立了政府与公众互动的政策制定模式。但其公众参与仍停留在“政府主导的有限参与”阶段,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能都有待提高。公众参与效能的提升既取决于公民的参与意愿和能力,也有赖于政府制度的供给和积极的回应。     

西宁市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情况调研报告

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的政策,制定适合地方发展的公共政策,促进本地区发展,维护本地区社会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制定公共政策是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合理分配的重要举措。在政府决策中扩大对公众参与的重视程度具有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决策中公众参与机制严重缺失,导致地方政策的正当性、合法性不足,这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更对地方政府行政过程产生严重损害,不利于政府和人民的团结一致。本文是对青海省西宁市的调研,主要是试图探究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缺失的原因及寻求解决对策,并试图在西宁市这一特殊的民族杂居地区找出其特殊之处,以及寻求解决本地区公众参与问题的独到对策。     

####我国公众参与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建议——以凤凰县圈城收费为例

听证制度在我国是公众参与的重要形式。在2013年引起全国广泛指责的凤凰古城圈城收费事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公众参与的缺失。建设行政法治不仅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更需要公众的行政参与,即提高公众参与在行政活动中的权重。而公众参与在时间上最好置于政策制定和实施之前,通过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协商,最大程度减少政策实施的社会压力和偏差。同时,可以通过建立公共利益代理制度以对政策和行政行为的错误进行事后纠偏,对被行政行为侵害的不明显或轻微的公众利益进行救济。     

关于公众参与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途径思考

公众参与对于政策合法性的提高和执行的顺畅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度不是太高,存在公民参与意识不强、参与能力低等问题.就如何增进公众参与度,拓展公众参与的途径进行一些思考.     

非政府组织与教育改革政策治理机制创新——以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为例

当前,人们意识到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理论探索,必须创新现有的政策治理机制,使教育改革与发展真正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共同参与的公共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恰好就是社会力量从政策层面参与教育治理的典范机构,其自身作为社会组织参与政策治理以及为动员公众参与政策治理所做的努力,可以为国家及理论界思考如何建构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政策治理机制提供经验与启示。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历史文脉的传承——对韩国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的思考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文化遗产保护除了要制定相关的法律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民众的自主参与。民众的自觉意识,是有形、无形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的基本前提,而学者的参与则是传统文化得以保护与传承的智力保障。有鉴于此,韩国文化遗产的一些保护方法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浅论网络公共领域与公共政策合法性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进程的发展,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关系到公共政策能否以及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问题,公共政策只有具备合法性才能够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和执行。对于转型期的我国来说,要有效消解公共政策的主体合法性危机、程序合法性危机、价值合法性危机,则必须重视以公众参与为主体的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发展,有效地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代表公共利益的价值得以实现,为公共政策提供了主体、程序及价值合法性。     

试论我国生态旅游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生态旅游政策制定不仅是民主与法治的需要,而且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生态旅游政策制定存在着缺乏法律、制度、程序上的硬件支撑和引导以及公众参与意识淡薄等问题与障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参与环境条件已日趋成熟,应该从加快经济建设、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与科学的参与程序、转变消极的政治文化氛围、强化公民参与意识与水平等多层面寻求发展对策。使整个生态旅游政策参与过程制度化、程序化是实现公众真正有效参与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相对欠缺的部分,为此,提出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易操作实行的适合生态旅游领域的公众政策参与程序模式。     

集体行动的可能与实现:公民有序参与的视角——基于北京、青岛城市公共政策制定的实证分析

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过程,是政府与社会公众对公共问题进行集体选择的过程。基于对北京、青岛居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参与情况的调查,认为公民有序参与是使公共政策制定达成集体行动一致的基础,但公民选择性参与的客观存在成为公民有序参与的重要制约因素。而通过发挥社区、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引导作用,通过信任基础的培育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公民参与效能的强化,能够显著促进公民自主参与的目的,并最终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集体行动。     

试析国外中介组织对教师政策的影响方式

随着我国教育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进程的加快,专家论证、社会参与、政府决策的机制正在日臻完善。作为社会参与重要形式之一的社会中介组织,在我国教育政策影响方面的作用不断得到重视。鉴于我国教育领域中介组织的发展相对而言还不成熟,从理论到实践都无多少经验可循,研究和分析国外教师教育领域中介组织影响政策的方式可以为我国这一领域的进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与公民参与分析及对策

当前，我国公民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不高、参与政策制定的途径不畅、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的决策机制不够完善等，严重阻碍了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在网络化时代，网络将成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网络增强了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提供先进的技术手段，推动政府与公民的直接互动。在网络环境下，应着重围绕着提高政府和公民的网络素质，建立面向社会的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加强网络参政的法制建设等，提高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广度和深度。     

The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Particip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high school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s measured by the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ha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This paper proposes an empirical model of achievement that will allow us to examine more closely the reasons for this decline. The model posits average SAT scores as a function of various input level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and the test-taking proportion itself.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a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est scores and participation rates. As a rule of thumb scores drop about 1.8 points for every one point increase in the participation rate. Adjusting reported SAT scores for participation causes a significant realignment of the cross-sectional state ranking. For a given state over time changes in participation are found to mask true increases or decreases in achievement, making the unadjusted SAT score a misleading indicator for policy analysis. Significantly, after controlling for participation and other input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a mild upward trend is found in scores. Factors that may be responsible for the trend are discussed briefly.     

博弈决策视域下的精英与公民参与

伴随着＂公民治理＂的兴起,在传统的与公民隔绝的精英决策中融入了＂将公民考虑进去＂、＂与公民一起工作＂的新型决策模式。然而公民过度参与决策会影响到政策效益与效率的达成,在决策实践中,精英决策仍占主导地位。有效决策模型从平衡和随机性角度提出了公民参与决策的可操作性模式,既能平衡政策质量要求和政策可接受性,又能合理分配精英和公民的决策权力,对于我国形成宏观问题的决策坚持以高层精英为主导的自主式管理决策模式、中观问题决策坚持以精英和公民参与的改良式自主管理决策和分散式公民协商决策模式、微观问题决策坚持以公民参与的整体式公民协商决策和公共决策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