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言"佛教佛话的故事类型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后,对中国古典小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小说这一通俗文学形式,佛教在民众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普及。作为代表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高峰的"三言"就包含许多关于佛教的内容,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其故事情节具有了类型化的特点,即因果报应型、转世轮回型、色欲考验型以及忍辱受屈型,这些故事类型事实上是一种佛教文化心理的产物。     

佛教"地狱巡游"故事母题的形成及其文化意蕴

中国古来有“冥界”说，而无“地狱”说。佛教地狱观念与中国传统冥界思想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佛教地狱观念中的道德审判、罪恶惩罚的观念。地狱信仰与中国家庭宗教、祖先崇拜相结合，是佛教融人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六朝志怪小说中大量反映地狱观念的“入冥”故事，是在佛教地狱观念的影响下形成的。对最集中地收录“入冥”故事的《冥祥记》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佛教地狱观念为中国冥界思想增添的新内容，以及佛教地狱观与中国固有文化相融合的轨迹。     

中国古小说与佛教因果观念

中国古小说中以志怪一类对后代影响最巨。此种小说受到佛教因果观念的影响非常明显。一方面佛教因果使得古小说的结构上呈现出“因果分明”的完整性;另一方面,报恩、冥报、杀生、轮回等四种内容的作品也与佛教因果观关系密切。这些小说的成熟与发展水平,在内容与形式都为此后中国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论“三言”中的佛教“持戒修行”思想

佛教"持戒修行"思想主张"断尽烦恼,涅槃解脱",是贯穿佛教各个流派的核心精神,也是了解佛教思想、解读佛教文化的关键。自佛教传入中国并迅速发展,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尤为深远,特别是佛教的"持戒修行"思想,影响到了小说的思想内涵和精神追求。以古代白话短篇为例,探讨作品中所体现的佛教"持戒修行"观念。     

试论佛教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明清是中国古典小说兴起的时代,也是佛教在中国影响最为巨大的时代之一.在明清两代,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佛学思想的深入人心,必然会反映到当时的主要文学作品形式--小说中来.本文试从题材、思想、情节、人物、内容等各个方面出发,来分析佛教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试论佛教文化对《聊斋志异》人物塑造的影响

《聊斋志异》以谈狐说鬼为主要内容,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佛教的转世投胎、灵魂不灭、因果报应等思想对其题材来源、思想内容、情节结构以及作家创作心态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充分运用了佛教文化＂诸行无常＂、＂诸法皆空＂以及佛家因果轮回等观念来塑造人物,显示了佛教文化对其人物塑造的深刻影响。     

“此身虽异性长存”——古代小说中的转世主题

佛教"转世"观念与中国人重生恶死的心理深相契合,从而形成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早期小说中的转世描写,主要用来缓解失去亲人的痛苦、解释人类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及超越时空的友情。后期小说中的转世描写,则主要表现因果报应的思想。在小说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转世观念更多的是作为结构小说的一种形式而出现的,并成为小说结构的一种常见的模式。     

唐代小说中的阎罗王——印度地狱神的中国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其地狱观念伴随佛经传译和教义的流行而逐渐播布华夏。魏晋以降,外来的地狱信仰与本土固有的冥界思想相互融合,开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狱观念。本文从阎罗地狱信仰在唐代融入中国民众信仰的神谱,阎罗信仰与地藏信仰合流的原因和影响,以及阎罗地狱信仰在唐代小说中世俗化的表现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认为佛教地狱观念经过中国文化的洗礼在唐代基本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形成了植根中国文化土壤的阎罗地狱信仰,阎罗王也由印度的地狱神演变为中国的“世俗化”的地狱主宰。     

“此身虽异性长存”——古代小说中的转世主题简

佛教“转世”观念与中国人重生恶死的心理深相契合,从而形成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早期小说中的转世描写,主要用来缓解失去亲人的痛苦、解释人类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及超越时空的友情。后期小说中的转世描写,则主要表现因果报应的思想。在小说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转世观念更多的是作为结构小说的一种形式而出现的,并成为小说结构的一种常见的模式。     

《红楼梦》中的“色空”观

《红楼梦》诞生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之晚期，此期间佛教文化也已穿越了它的成熟期。佛教文化与汉文化长期交融、渗透和不断撞击的结果，一方面使中国一些文学常常笼罩着佛教思想的迷雾；另一方面，也无疑地开拓了中国文人的创作思维，从而造成了异常的艺术之灿烂。《红楼梦》可谓是其中之代表。但由于作者曹雪芹本人并非一个禅宗信徒，所以作品中虽同名为“色空”，究其实质，作品中所体现的与佛家真正意义上宣传的“色空”观又并非完全相同。本文所论述的正是《红楼梦》中“色空”观与佛教中“色空”观的异同。     

"自我"的"印象"——析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

从史铁生的两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的文本出发,重点分析《务虚笔记》小说人物性格,从而通过文字表面的映像,来了解史铁生现实生活经历,发现史铁生最内里的“自我”与“印象”,阐述史铁生小说中的“质疑真实,推崇自我”的哲学思想,发掘文学与哲学的重合方式。     

“两双”、“口嘴”的意象图式

文章从隐喻的意象图式角度分析"两"与"双"、"口"与"嘴"在语言表达中的同现限制。"两"与"双"的字形不同,它们的意象图式也不同:"两"是平分图式,"双"是配偶图式;"两"、"双"词语在言语交际中的意义和用法也就不同:选择"两"的语境强调"分而为二、两相对立",在选择"双"的语境强调合二为一、配成一对。"口"与"嘴"隐喻投射到对事物域的认识当中,但是各有侧重:"N+口"强调的是"容器通往外界的地方","N+嘴"强调的是"容器中形状突出的部分"。     

《孟子》中“正”“长”“贤”“轻”“良”的形容词用法

通过对《孟子》中“正”、“长”、“贤”、“良”、“轻”5个形容词的语义和语法功能作较为细致的描写,试图从中寻找出《孟子》中不同的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共性与个性,并进一步提出问题,即这些共性与个性的历时和共时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论《受戒》的"淡"

汪曾祺的《受戒》最大的特点是“淡”,它主要表现在情节的散淡,时代背景和人物情感的淡化,语言的平淡等方面。这与汪曾祺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有着密切关系。     

人类学的“普同”与“相对”

现代人类学的开端,可追溯到19世纪,但人类学作为现代科学真正被确立起来,则要到20世纪20年代。长期以来,学科内部由于理念不同逐渐分野,形成两大主要分支,即以英、法两国为首的社会人类学,和以德、美两国为主的文化人类学。两派虽在学术理论、方向、思考方式等方面有所分歧,但并不妨碍他们各自为人类学学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本文旨在介绍两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以及在人类学四大领域研究当中的理论实践。     

"扑朔""迷离"求解

北朝民歌《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的"扑朔""迷离"作何解释,历来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扑朔",即"缩动"或"爬搔"之意,为兔走时足伸缩之貌;"迷离",即"朦胧",为眼色朦胧。第二种:"扑朔",形容雄兔脚上的毛蓬松的样子;"迷离",形容雌兔的眼睛被蓬松的毛遮蔽的样子。本文对这两种说法作了较具体深入的评析,并赞同第一种说法。     

玺印类词语的注解问题

在秦朝之前"玺"和"印"是同义词,都是指印信、图章,没有尊卑的差别。秦朝以后,皇帝的印信专称"玺",臣民的印信、图章通称"印"。"秦印"和"秦玺",就战国时期来说所指称的内容是相同的,是同义词。就秦朝以后来说,"秦印"和"秦玺"的词义都缩小了,"秦玺"由通称变成了特称,专指皇帝的印章,"秦印"指称皇帝印章以外的印章,"秦印"和"秦玺"变成了在词义上互补的两个概念,成为类义词。     

再论“V个VP”结构中“个”字的性质

句法分析中,“V个VP”结构常以其独特的结构特征吸引专家、学者们的注意。他们的研究视点大多聚焦在“个”的性质上,而对“VP”的重视不够,即使在论述“个”时也是说法不一。从“具体与抽象”、“指称与陈述”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个”字的性质日益边缘化且在与“VP”搭配中存在“游移”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