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府州补阙

羁糜府州是唐代为安置周边内附民族而设置的一种行政区划,《新唐书．地理志》专辟一卷开列唐代各道羁縻府州的名目与统计数目,昭示唐代羁糜府州规制,但是《新唐书》开列的羁縻府州名目与统计数目并不完备,多有缺略,即使散见於两唐书的部分府州也未予收入。     

馬一浮讀書法

二十世紀偉大儒者馬一浮(1883-1967)先生之《讀書法》,是朱子讀書法之後,研治傳統中國學問最爲重要的一篇方法論,也是進入馬先生的"文化典範"與"達道之學",最爲親切有味的門徑。本文就《讀書法》乙文之關鍵字詞詳加注解,并就管見所及提出新詮,指出馬先生開示之"讀書法"以"敬"爲中心,以"篤行"爲目的,均與朱子讀書法一脉相承并開創新境。     

從“西學”中尋找東方經典:新見嚴復與夏曾佑數件信函考

本文整理并考釋1903年間嚴復致夏曾佑的數件信函。這些信函圍繞19世紀著名東方學家繆勒所著《韋陀講義》一書的閲讀與翻譯展開,再現了嚴復從發現價值到選定翻譯,求索參考書并確定翻譯原則,最後却因故暫緩翻譯的一個完整的閲讀與翻譯流程。在考證嚴復所讀的具體書目以及夏曾佑所提供的西文與日文參考書目基礎上,本文揭示出嚴復與夏曾佑因各自不同的學術興趣與閲讀偏好,在尋找吠陀經典的過程中殊途同歸,其最終目的都是爲了在"西學"中尋找中國救亡圖存的出路。本文爲了解嚴復的翻譯理念與流程、嚴復與夏曾佑之間的學誼交往、清末民初梵學在西學東漸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等問題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中國書法藝術的定性定位 序《鄭曉華學術論文隨筆集》

正一論書法之書、文多矣。《鄭曉華學術論文隨筆集》趣旨高遠,文理密察,非凡匠之作。自2004年香港中文大學退休以來,重拾毛筆,再上少年時期開始探求的"翰墨之道"。間中,時有閱讀時賢的書畫文章與作品,見過鄭曉華先生在書刊上發表的書法論著,淸新通暢,富現代感,有理論高度。之後,讀到他的書法作品,特別是行草,令我眼睛爲之一亮。筆意墨韵,承古開新,有一家面目,幅幅有"美學的純金度"(我自創的書畫鑒賞標準)。     

讀傅璇琮先生關於全字頭大書編纂的論述 爲《傅璇琮文集》出版暨傅璇琮先生九十誕辰而作

<正>2015年12月15日,我利用到北京開會的機會,到中華書局附近的電力醫院,看望病重住院的傅璇琮先生。因爲知道他十分關心我一直堅持做的《唐五代詩全編》的工作進度,入京前特別打印了相對接近完成的兩卷令狐楚的書稿。與《全唐詩》所收令狐楚詩比較,這兩卷有增補,有校訂,也有辨僞,更特別的是這兩卷中的第一卷以《元和三舍人集》爲底本,區分令狐詩與同收該集的王涯、張仲素二人誤混的情况,第二卷則以源出令狐楚與李逢吉唱和詩集《斷金集》諸詩爲第一部分,以源出令狐楚與劉禹錫唱和的《彭陽唱和集》所存詩爲第二部分,     

李贄對嵇康的評議及兩者在音樂思想上的異同

李贄《焚書·讀史》中有四篇評議嵇康作品的文章,其中有三篇存在着肯定嵇康其人却質疑嵇康作品的現象,本文即由此契與不契的差異探入,并試圖探索個中原委;至於另一篇《琴賦》爲李贄讀嵇康《琴賦》而產生的議論,李贄"琴者,心也"的論述命題,顯然與嵇康"聲心異軌"的音樂主張有别,本文即循此問題意識出發,對李贄《琴賦》的内涵展開分析與討論,進而比較嵇康與李贄在音樂思想上的異同。     

梁啓超與《節本明儒學案》

一 引言 梁啓超(1873-1929)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選編的《節本明儒學案》一書,可能因爲是"節本"之故,一向少被研究梁啓超生平和思想者所注意,也未受到研究《明儒學案》者所研究.但從書本的內容以及著作目的等處看,此書與梁氏同年所著的《德育鑒》一書,其實與他在逃亡國外時期的政治志業有着莫大關係,而《明儒學案》原書正是他致力於維新運動時的主要思想源泉.本文從《節本明儒學案》的著述背景及內容特色的研究,探論梁氏對清末中國政治前途的感想和主張,對同志的期待以及對中國文化的體會等事.     

沈兼士《廣新方言》研究

《廣新方言》是沈兼士语言文字學尤其是方言學成就的重要學術著作。由於沈兼士早年的事迹罕爲人知,平生以字行,本名反而被人遗忘;在乃師章太炎《新方言》影饗下而撰著的《廣新方言》,也焉世人遗忘至今。文章從考證沈兼士的本名着手,證明署名沈擎的《廣新方言》一書乃沈兼士的著作,進而封《廣新方言》的编纂體例和训释條例、音轉理論、語言學償值及其性質等方面進行詳細研究,以见沈兼士在近代中國學術與政治上的貢獻。《廣新方言》一書的發现,不僅爲考察沈氏早年生平與學術提供了寶貴数據,而且是探究沈氏學術與思想變遷的關鍵,爲研究中國近現代學術的傅承與中國方言學從傅統向现代的轉型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歷史文獻。     

编後

季羡林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一年多了,先生高足榮新江教授的缅懷文字,藉由書房和書的細故,還季先生大學者真書生的本色,特刊於卷首,以志永懷.本期佳構頗豐,張壽安先生專攻明清學術思想史,<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争與禮秩重省>等著述,讓我們見識了作者嚴謹绵密的研究風格與文章體制.     

《方廣大莊嚴經》中的《示書品》

《方廣大莊嚴經》是“佛傳”中一部有名的經典。其中的《示書品》,講釋迦牟尼初次上學,老師教他寫字,但他無師自通,早已認識了六十四種“字書”。《示書品》列出了這些“字書”。這些“字書”,多數出於神話性的渲染,但有些也真實存在。《方廣大莊嚴經》最早在西晋時譯出,其後唐代又有一個譯本,隋代則有一個内容相近,但并非同一系統的文本的漢譯本。比較梵本與幾種漢譯本中譯者對這六十四種文字名稱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的翻譯,可以看到《方廣大莊嚴經》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流傳的複雜情形。尤其是漢譯中的“支那書”、“匈奴書”、“佉沙書”以及“大秦書”幾個名稱,究竟來源何處,怎么來的,研究者過去或少有注意,或意見不一。有關的分析希望能有助於今天理解這部經典的性質和相關的一些問題,爲了解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與互動的歷史增加一點新的材料。     

對清宫武英殿修書處機構組織的再研究

清代宫廷刻書機構武英殿修書處是内務府下屬機構,對武英殿修書處組織機構的研究,是其基礎研究之一。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金良年先生等學術先進將武英殿修書處的組織機構劃分爲監造處和校刊翰林處(或稱校對翰林處),但這一論斷,得不到收録了武英殿修書處官修的《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欽定總管内務府現行則例》等文獻的支持。根據清代官修政書及武英殿修書處檔案,武英殿修書處分爲互不隸屬的刊刻(事務)系統與編校系統,監造處是從武英殿修書處最高常設行政官員監造這個職位派生出來的約定俗稱的稱呼,校刊翰林處(校對翰林處)是爲處理武英殿修書處的編校事務而組建的臨時性團隊,它們都都不是法定機構。     

康有爲七上皇帝書:背景與志趣

康有爲上清帝七書,不僅是其個人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也是研讀近代中國政治變遷無法繞開的重要資料。但是由於康有爲一直游離於政治與學術之間,他的一些記録既可以作爲歷史文獻看,又因其政治家的立場而解釋稍微失真。因此,仔細考訂其上清帝七書的背景與志趣,討論其原初訴求與其後來解釋之間的差異,仍具有學術史的意義。     

勸學的傳統

我國有勸勉讀書、學習的傳統,歷朝歷代不乏名家撰寫《勸學》等名篇。考察古今勸學的主張,不難發現學習的目的、内容、態度和方法,隨着時代的變遷而有所不同。中國文明是學習的文明,强調學而知之,肯定知識理性。讀書不僅指讀有字之書,也包括讀無字之書。我們主張"開卷有益",擁抱世界,學習世界各族群的文化,讀各國的書,同時深耕自家的文化經典,深度地理解、辨析自家文化的根源與發展,正面與負面,輝煌與包袱。近代以降,以"修身"爲内容,以"成聖賢"爲目標的傳統人文教育,變革爲以科技知識爲内容,以"現代公民"爲目標的現代科技教育,各有利弊,應互補互濟。檢討古今中國人讀書學習的傳統,政治社會的功利性較强,鮮有"爲學習而學習"的傳統。似應有意識地培養兒童與青少年的懷疑批判的精神、邏輯思維與分析的方法、創新意識與創造性建構的能力。     

城南客话

步障:實物和常理《辭海》“步障”條云是“用以遮蔽風塵或視綫的一種屏幕”,引《晋書·石崇傳》:“崇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作紫絲有布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沈從文編著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從本圖和敦煌開元天寶間壁畫《剃度圖》、《宴樂圖》中反映比較,進一步得知古代人野外郊游生活,及     

老庄与“一”“二”

一 與宋尹同屬於所謂道家學派,而影響較宋尹為遠且大者,是老莊。《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說莊周著書十餘萬言,雖“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可為定論。老莊對於“一”“二”的理解與態度,從字面看,似有不同,從內容上分析則基本相同,而莊詳於老。茲分別述之。先看《老子》。     

晚周時期“四教”之學的危機與新變

"四教"經典在春秋後期至戰國峙期所面臨的根本危機,與其説是其文本與儀式的存績問题,毋寧説是其傅習與實踐方法的陳舊、淺俗與偏颇。就《诗》《書》而言,主要表現爲純粹的知識化倾向使其在時用性方面受到質疑;而對於禮、樂而言,則是技術性與形式化的倾向使其不僅無法用以维系宗法觀念,反而成爲贵族炫耀财富、助長欲望的工具。面對这些危機,孔子及其部分後學嘗試通過一種"儀式化"的《詩》《書》微引方式来强化《詩》《書》與當下政治、倫理問题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在理論層面對禮、樂進行一系列新的"賦羲"。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四教"之學的體系,并對漢代經學的發展形成若干影響。     

細讀《文心雕龍》的四種方法

《文心雕龍》體大思精,空前絕後,歷來研究成果豐碩,專書論文可謂汗牛充棟,難以計數,然而若論對此書提出細讀之法,具體示範理論與實際批評之分際,則尚未多見,本文從四種方法,曰移花接木,暗藏玄機,旁通互見,選例比喻等四項,舉例說明,辨析論證,冀能解開文心雕龍此書之原文奧義,得出合理的詮釋。     

論顏師古釋經與《五經正義》之異同

唐太宗於貞觀四年(630)下詔顏師古考定《五經》之文。貞觀十一年(637),師古復奉太子承乾命,爲《漢書》作注。《漢書》多采經説,《漢書》顏注則多引經解。師古注解《漢書》時,釋《詩》多本毛、鄭,而時有獨得之秘;解《書》則本諸僞孔而棄鄭玄,不辨孔《傳》之僞;注《易》則諸家并采,鄭玄、虞翻之説有與師古相合,而申述義理之時,師古又多采王弼説法入文。本篇之撰,旨在依據《漢書》顏師古注之用經情况,比較其與《五經正義》注釋之異同。又師古引經以《易》、《書》、《詩》最多,故本文用例主要采自三書,條分縷析,辨其異同。趙翼《陔餘叢考》卷一"《五經正義》雖署孔穎達名,然實非出一手",本文將摘取若干句例,比較《漢書》顏注與《五經正義》釋義之别,從而確立顏師古在唐代經學史上應有之地位,并重新肯定顏師古之釋義在經義訓釋上之重要性。     

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

<正>今天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六十周年、新亞書院六十周年,也是新亞哲學系創立人唐君毅先生誕辰百歲周年。我從中大退休有年,今應邀爲哲學系研討會講話,甚感榮幸。對於哲學,我是門外漢,却是愛好之人。今次會議以"中國哲學之新方向"爲主題,我注意到中國哲學之新方向,英文是"New Directions",用多數,也即是説應該有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我現在試從"大學之道"來講中國哲學之方向。一大學之道與中國的經學時代首先,我們講大學之道。大學之道是講大學之理念、大學之目的。《大學》一書中,開卷即説:"大學     

《<思復堂遺詩>箋注本》序

正唐君毅先生是現代新儒學思潮第二代的著名代表人物,是仁者型的大哲學家,"文化意識宇宙中的巨人"。關於唐先生的學術思想,我寫過幾篇論文,在去年出版的拙著《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硏究》中又有專章討論他的道德自我、生命存在、三向九境,以及其文化哲學的價值與意義。唐先生具有悲憫意識,是一位開放型的儒家巨擘,充分尊重世界各文化、宗敎傳統,會通中外,融貫古今,尤爲重視中華人文精神的詮釋與弘揚。唐先生有崇高的人格,博大的胸襟,常常講"徳量"與"心量"。